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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鸿儒:中国少有的金融专家

发布时间:2014-09-03浏览量:8307

  刘鸿儒,1930年11月生,吉林榆树人;1947年9月参加革命,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员、教授。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

  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会会长等职。

  1980年创立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任学位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创办中国金融学院,任院长;1997年被香港城市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著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变革——中国金融体制发展六十年》等9部专著,另有主编著作20多部、译著两部。

  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艰难起步。这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变革虽然没有发轫于金融领域,但中国金融界的精英们已经预感到,数十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中国金融业,如不做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寸步难行。

  这一年的2月,有着“人行大才子”之称的刘鸿儒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此时的刘鸿儒已年届不惑。从这一天起,他被推到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光彩夺目、也最为惊心动魄的近30年时光。

  朱镕基称他是“中国少有的金融专家”。

  要办真正的银行

  1979年中国的金融业只有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货币、信贷、结算,统统由人行包打天下。1951年组建的中国农业银行,没过多久就寿终正寝,其业务被划并至人行。

  1979年的中国人还没有金融的概念,银行只是政府的总会计、大出纳。至于资本,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人们根本没想过,如果没有资本,甚至连封建生产关系都无法维护。

  中国金融“OUT”了,被世界工业文明催生的金融文明落得很远很远。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1979年,邓小平说,“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显然,改革的指向已经明确了:银行要办成金融企业。

  1980年,刘鸿儒被调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改革在体制和观念的双重阻力下艰难起步。继农业银行于1979年复办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成立,1959年停办的保险业务也从人民银行剥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同时,专为城镇街道办的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城市信用社也出现了。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很简单,但在30多年前,每做一件事都是一次理念和实践的突破。原因很清楚,我们还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中思考问题,而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你要突破,就有可能被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回忆起当年的艰难,刘鸿儒的心里依稀有些沉重,一切恍若昨天。

  农行、中行、建行和人保的设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的“大一统”格局。但是,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才刚刚破题。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在现代经济环境下,应该设立专门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参与金融业务的经营,而是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制订者、执行者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为国家提供金融服务,代表政府参加国际金融活动。

  1980年,金融界人士提出了将人民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的建议,“一时众说纷纭,各种声音都有,专业银行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理解,但有的帽子很是吓人,动辄就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刘鸿儒说。

  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刘鸿儒担任实际主持人,负责集中各方意见,设计中央银行设立方案。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1983年9月份,国务院正式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至此,中国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中心,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

  从1980年开始动议,到1984年最后落地,中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用了四年多的时间。“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才是中国银行体制改革的真正开始”,刘鸿儒说。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还在体制和道路之间纠结,但已明确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这一决定,中国开始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

  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刘鸿儒领衔的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金融财政领域的要员。到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基本成型,正式列入“七五”计划,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多种金融业态并存、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推动银行实现企业化经营,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然而,这样一个方案在实施中却是阻力重重。1985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七五”计划建议(草案),其中提出要“促进资金市场的形成”。刘鸿儒清楚“资金市场”是一个极其含糊的概念,但他知道这时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更不能提“资本市场”。于是建议将“资金市场”改为“金融市场”,这个建议也没有被采纳。半年之后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终于接受了刘鸿儒的建议,“资金市场”被改为“金融市场”。

  这一年,人民银行和国家体改委在一部分中等城市开始金融改革试验,但是收效甚微。刘鸿儒认为,“关键在于专业银行承担了大量政府交办的政策性业务,要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转变为自主经营的商业银行,难度的确很大。我们需要发展理念的进一步突破,推动创新实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催生了第二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概念:“发展和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刘鸿儒说:“这一重要理论突破推动了中国商业银行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进程,也推动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为了解决国有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人民银行转而寻求外部突破,“方法就是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商业银行,这些银行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没有历史包袱,搞好了就能与国有银行形成竞争局面”。刘鸿儒领导并亲自参与了方案设计和组建工作。

  1982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落户深圳,成为中国引进外资银行的试验田;从1987年开始,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先后成立;平安保险挂牌,对中国人保的独家垄断构成了市场冲击。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金融市场盛况空前,中国的国有银行坐不住了,开始集体思变。

  90年代初,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陆续成立后,专业银行很快通过改革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并在21世纪初进一步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重组上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刘鸿儒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持续了15年。”15年中,改革的阻力超乎人们的意料,理论禁区、意识形态和认识差别带来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即便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商业银行”一词的背后也有着意味深长的故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叫它们“新型综合性银行”,“直到1995年《商业银行法》正式颁布,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才尘埃落定”。

  中国资本市场的垦荒人

  1982年,广东省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成立,并通过媒体公开招股,第二年7月向全国发行“深宝安”股票凭证;1988年4月,“深发展”股票在特区证券挂牌柜台交易,连同随后上柜的“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称“深圳老五股”。

  1990年,深圳发生了轰动全国的“8·10”股票认购证事件。对原本就存在激烈争议的股份制,此时反对的呼声更高,甚至中央高层也有人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化,不能继续搞下去了。于是,国务院指派刘鸿儒率调查组三次赴深圳调查。当年11月,江泽民在从广东回北京的飞机上听取刘鸿儒的汇报。刘鸿儒在汇报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临下飞机前江泽民说:上海、深圳股票市场的试点继续试验,暂不扩大,谨慎进行,摸索经验。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先后成立,但是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陷入低潮,“感受到了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刘鸿儒说。

  转机依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刘鸿儒说,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到小平南巡讲话的传达后,“顿时有种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带着手铐脚镣跳舞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刘鸿儒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是金融的核心,必须走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不能走完全依靠银行的道路。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观点,30年前说出来是需要胆识的。

  但是,“8·10事件”把刚刚起步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稚嫩和不理性暴露无疑。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很快扭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担任证券委主任,他指定刘鸿儒出任副主任兼证监会主席。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也迈出了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第一步。

  面对股市乱象,刘鸿儒以最快的速度组建了精干机构展开工作,他对证监会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在做社会主义国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现在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夯实基础,逐步前进,稳步发展。”他提出证监会的工作要以“专家为主,廉政为本”,在国内外广招人才。他说,“有股市就会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市的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要加快立法,严格执法;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要发展机构投资者;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

  他从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入手,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从股票市场规范监管入手,建立健全监管机构,清理非法经营活动,查处违法案件,发展机构投资;同时,推动证券立法和理论研究,主持制定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出台了几十个配套法规,这些法规为中国证券市场后来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密切关注国内股市的同时,刘鸿儒开始研究国内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融资的途径。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先河。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刘鸿儒感叹道:20多年发展中的挫折与成功,都与人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有关。人们对金融改革长期争论、怀疑和担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建立资本市场、要不要发展资本市场、要不要肯定资本市场三个方面。说到底,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具有双重性,既有新兴资本市场共性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很多问题难以避免。市场经济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有信心,态度要坚决,不能怕这怕那,左顾右盼。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2014年5月10日,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如期举行,刘鸿儒应邀做主题演讲。回顾亲历中国金融改革的酸甜苦辣,老人动情地说,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推进市场化、国际化的新阶段,形势复杂多变,问题盘根错节,我们不能满足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和评论,而要加强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入探讨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比较研究,努力探索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模式。

  对于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刘鸿儒情有独钟。

  1981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在北京五道口东升公社卫生院挂牌,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出任学位委员会主任,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2月,第一届18名学生入学,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及副行长李飞、刘鸿儒、尚明出席了开学典礼。在刘鸿儒等的主持下,研究生部以市场经济为中心设置课程,加大西方经济学、外语、数学等课程的教学比重。他们请北京大学教授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等讲授西方经济学,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周升业等讲授货币银行学,请金融研究所的周林、丁鹄、甘培根、虞关涛、林志琦等在国外学习工作过多年的专家为常任教授,同时聘请国外专家授课。刘鸿儒亲自开设了《金融体制改革》《中央银行制度》《通货膨胀治理》《资本市场研究》等专题讲座。

  1986年,国家教委请十位大学经济学教授组成调查小组对全国高校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进行全面检查,综合评比结果是:研究生部取得了中国金融专业第一名、国际金融专业第二名的好成绩。30多年来,从这里毕业的两千多名硕士、博士中,有六位进入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领导班子,一大批毕业生在各级金融管理机构和各大金融企业担任重要职务,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中坚力量。研究生部被业界誉为“金融改革家的摇篮”、“金融黄埔”。

  2012年3月14日,经人民银行和清华大学协商并报教育部批准,以研究生部为基础成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出席成立大会,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向名誉院长周小川、名誉理事长刘鸿儒、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颁发了聘书。刘鸿儒在会上发表讲话说:“继承五道口精神,发扬清华传统,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建立国际一流金融学院。”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评价刘鸿儒:“最幸福的经济学家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经济学家。刘老师就是最幸福的经济学家,不但他影响了政府决策,他的学生还在继续影响政府决策。”而刘鸿儒则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是他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离任之时,中国的金融改革已形成规范化发展模式和运行框架,对此,刘鸿儒深感欣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金融市场地位的表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中的一些观点正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他曾为此奔走呼吁并努力践行,“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是开荒铺路,总算不辱使命。更多的事情要由后人来做,他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谈及曾经的艰辛与困惑,刘鸿儒一笑了之:“总要付出代价。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继续前行,倒退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