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五道口”已经成了专有名词，专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30年前，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挂帅，由属下金融研究所出面创办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四大银行：工、农、中、建，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参与创立和教学。之后，它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这是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小的研究生院：1981年第一届招生18人，第二届22人，第三届23人。几十名学生，加几位教学管理、后勤人员，没有专职教授，却是“成才率”最高的学院。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个五道口现象：五道口的毕业生，形成了一个对中国金融资源、财富、机构整体性影响的群体。仅就一所学校形成网络，对历史产生影响的现象而言，五道口并不独特。比如，美国有哈佛大学，中国有清华大学，民国有政治大学等，然而，像五道口这样体积小、能量大、历史短、膨胀快，转动资源大者独一无二。

　　2011年9月23日，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五道口纪念它的30岁生日。在很多道口人心里，这场纪念，与其说是庆生，不如说是告别。历史在这里定格，——五道口被并入清华大学。

　　应运而生

　　1981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不仅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全面启动。与农村改革、企业改革比较，金融改革的困难尤其明显：

　　首先，没有参照系。1949年以前，中国虽然是二元经济，金融货币经济却相当发达，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创建国，拥有现代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一流的银行家、金融家。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金融业也没有中断。但是，经过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以前的金融体系，回不去了；前苏联比中国迟缓，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西方无法复制。中国必须另辟蹊径。其次，没有足够的思想理论资源；第三，人才匮乏。尤其缺乏立即可以派上用场的新型金融人才：思想解放、知识结构新、热衷改革、年轻。问题严重啊！在上述三大困难中，人才无疑最重要。然而，人才哪里来？无非是三种选择：

　　第一，依赖现有高校。且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数量也不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研究生名额只有10个。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1930年生)向系主任黄达要名额。黄达(1925年生)给了他两条建议：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学，学校名额有限；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成立自己培养研究生的单位。话说回来，即使黄达满足了刘鸿儒又怎么样？也只是杯水车薪。人民银行需要“定向”培养，充实“干部”。

　　第二，发扬“革命”传统，建立速成班，培训班。这种办法对于培养现代金融人才完全不适用。此时，自1977年恢复高考过去四年，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过去三年。中国建立了研究生培养制度，国家学位委员会呼之欲出。“文革”期间粗糙的、工农兵学员的时代统统俱往矣。

　　第三，创办新型学校，培养“子弟兵”。刘鸿儒代表了那一代先知先觉者。他们决心自己培养，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真有“创业”精神。面对历史造成的人才断裂，没有非常办法、速度和精神，无法逾越。五道口，是逼出来的！

　　为解燃眉之急，却成为改变金融环境的一个支点，这是五道口创办人和1980年代最早投奔五道口的学生，始料未及的。中国从非货币经济到货币经济，从非金融时代进入金融时代，他们参与其中，担负重要角色，是天赐良机，时势造英雄。

　　自由、开放、务实

　　审视五道口的足迹，可以看到自由、开放、务实其实是它不成文、没有铭刻在墙上的校训。得以凝结出这样的精神，其基础条件是：

　　首先，思想资源丰富。没有陈旧的教学模式，不囿于一家，才得以开放，兼收并蓄。五道口在全国范围内挑选老师上课、办讲座。在北京，除了聘请北大、人大、中央财大的老师，也请清华老师教授数学、化学、日语。山西财经学院的金融史比较强，就请来那里的孔祥毅；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哪位老师好，也请过来授课。此外，连临时出差来中国的外国专家也不放过。第一位做讲座的外国人是纽约证券交所主席凡尔霖(JohnJ.Phelan)，时间是1986年。在破旧的教室里，学生竟然用英文跟他谈刚发生的“金融大爆炸”话题，令凡尔霖吃惊。在之后的邓小平接见中，他对邓小平说：“你们的年轻人很厉害。”五道口是中国最早开设资本市场课程的。参与建校的黄永鉴老师一语道破：“没有老师，可以聘请到最好的老师，因为我们不受师资编制限制。靠着总行这棵大树，我们找谁谁都答应。”

　　其次，与实践结合。各银行行长、司长皆为兼职老师，甚至导师。他们把现实问题带到课堂上，理论和实践直接碰撞。学生一步跨入改革前沿，师生共同研讨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唐旭(1983级)对刘鸿儒的课印象最深。1978年刘鸿儒出任农行副行长，之后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他所参与的改革，经常作为案例在五道口研讨，包括农村金融改革、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人行独立行使央行职能等，并围绕这些改革组织各种研讨会，银行界、理论界的都来。这些，给学生带来难以想象的刺激和激情。

　　第三，试验探索精神。据王巍(1982级)回忆，很多老师来上课，一进教室，先跟同学说，“这是一门全新的课，是一种尝试，所以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比如厉以宁说，“过去没讲过这个课，是为了你们花了几个月心血准备的”。有一次，他在课上讲一个问题，学生波涛不同意，说：“厉老师，这个你说错了”。厉以宁一听，真怀疑自己错了，就按学生说的改正。可是，第二天再来上课时，他说昨天讲的没错。于是，重新讨论。王巍说“这种拿老师当朋友，彼此很平等，共同探讨的学术精神使我铭记一辈子”。厉以宁的好几本书，比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都是在五道口的讲义基础上编辑成书的。程博明(1984级)还记得，五道口老师讲课经常不从教材第一页开始，可能一上来先讲第76页，再讲第20页，最后又跳到130页。不照本宣科，看上去全打乱了。考试时，学生都把教材扔到一边，主要阅读笔记。这提高了五道口学生的思维能力。

　　第四，和国际接轨。人行金融研究所有不少民国时期留学英美的学生，空怀报国之志，一生受压，赶上改革开放，已进入老年。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和修养，积数十年研究思考，倾注巨大热情，全心全意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他们中英文俱佳，讲正宗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等。在西方经济学专业被冠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的时代，五道口得天独厚。

　　今天看起来当年那些劣势：仓促上马、没经验、没师资，恰恰转化成为五道口不拘一格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没有师资，而引来丰厚的师资；因为没有教材，而传授新鲜、带有探索性的成果；因为没有繁琐的教务系统，而施行扁平管理，师生亲密。一个学校的风气和时代的风气连在一起。人们多赞赏和珍惜1980年代的五道口精神。万建华(1982级)称之为：开放性、实践性和多元化。

　　文武之道

　　学校的名望，常常取决于学生。

　　五道口1981级和1982级研究生，多是老三届，经历过上山下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980年代初是崇尚理工，追求文学，流行朦胧诗的时代。多数人参与农村和工业改革，普遍对银行知之甚少，更不懂股票、债券，想象不出不久的将来，保险会成为大产业。而这批人，则选择了银行、货币、保险这些冷门专业，表现出超前意识。报考经济类，金融类，特别是五道口的研究生，没有教材可供准备，没有导师的著作可以参考。程博明说：五道口和其他院校不同，每年的考题都没有固定模式和内容，甚至没有固定课程，复习都不知道该重点看什么。他自己以阅览杂志作为考研的复习方式，比如，为英语看《北京周报》，为专业课看《经济研究》一类杂志。

　　唐旭说：那时在五道口，有人会一夜一夜不睡觉讨论改革问题，也有人会熬夜读英文。从五道口创立就在这里讲了30年数学基础课的北大教授秦宛顺、靳云汇夫妇对武捷思(1982级硕士)印象深刻。武捷思读博士时已经在中国工商银行任计划资金司主任：“他一旦出差缺了课，缺多少，下了班就到我们家里补课。每次来都端一个很大的茶叶杯，三分之二都是茶叶。因为工作一天很辛苦，为了不犯困，用浓茶提神。确实很不容易。”

　　除了刻苦，还有理想和执着。让五道口名声大噪的是1981级和1982级十几位同学于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发布的金融蓝皮书，关于中国金融改革战略。它第一次突破和计划经济体制和银行控制的框架。他们坐火车赶去合肥，不是受邀代表，不能上会，住在会场外农民办的家庭小旅馆，一门心思，志在上大会发言。蔡重直(1981级)跟黄达说，您让我们发言，我们发言；您不让我们发言，我们也要发言，您哪天开完会我们就哪天上去说。黄达听了笑了。最终，大会给了蔡重直15分钟。那天，十几个同学进入会场，三个人上台宣读金融改革“蓝皮书”。蔡重直形容当时的场景：“会场很安静，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风吹进来。”发完言他们集体离场。想不到被媒体疯狂追问。不久，中国银行主持的中国国际金融年会开始对他们的主张进行批判：“这是搞资本主义，还要在中国重开证券交易所，不是回到旧中国了吗？”平时严厉的黄永鉴老师，私下建议蔡重直先躲一躲，不要来学校。过了一两个月看看没什么大事，蔡重直们“又开始折腾”。

　　理性和野性，成熟和顽皮，既在大事儿上较真，又不拘小节，他们身上都有。有一天，在黄达老师课上，张志平(1981级)呼呼大睡。因为教室供暖不足，他带了床棉被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黄永鉴老师看见了，一状吿到张志平父亲那儿。那是位严父，回头就踢了张志平一脚。对此，张志平不仅不记恨黄老师，反而对他尊敬有加。五道口北边院墙和东升乡政府共用一道墙。校门关了，他们就翻墙。既登堂入室纵横国家大事，又夜里翻墙课堂睡觉捂被子。这，就是那批学生的本色！

　　怎么评说？

　　五道口创造了辉煌，特别是1980年代毕业生，发起并参与创办了诸多中国第一，包括证券公司、股份制银行、上市银行、基金、民间最大信用社、柜员制银行、企业并购公会、金融博物馆等等。沉浮兴衰，大风大浪。

　　五道口的“老三届”(1981、1982、1983级)，入学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如今普遍进入花甲之年，有的已经“退休”。他们恰巧经历了中国金融界30年的天翻地覆，成为弄潮儿。30年，是一代人。历史眷顾道口人，将他们的事业成功和制度充迁与时代发展重叠在一起，他们是幸运的，值得骄傲，也被同代人羡慕。然而，还不仅如此。

　　首先，它是历史机遇。在中国诸多改革中，金融改革包含着一系列制度性的重大变革，从而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很多道口人都十分清醒。比如万建华说：“我们的机遇很好，每班车都赶上了。”夏斌说：最初几届的不少同学被推向领导岗位，重要的原因是机遇好，当时人才青黄不接，需要一批西方经济学、金融学背景的人才，我们正好赶上了。而黄永鉴始终强调五道口的最大特色——人民银行背景。作为中央银行的嫡系、子弟兵，可以捷足先登。

　　其次，是金融经济的整体膨胀。过去30年，金融资源经历了甚至是从零到无限大的过程。以商业银行为例，金融资产膨胀的规模远远高于GDP。最早接受现代金融教育，进入金融领域的人，自然随着这个球体的膨胀而发达。

　　再次，金融关乎国计民生。它是达官显贵和市井小民关心的重心；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则是媒体焦点；1997、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汇率、股市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核心成了金融。“货币战争”、金融安全，警钟长鸣。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各个领域人才辈出，不乏所谓的精英和佼佼者，但是，五道口这个群体最引人注目。因为它集资源、权力、财富、影响力于一身。王巍说，从五道口毕业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闻名于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精英圈子”。黄永鉴说，五道口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比较特殊。随着毕业生越来越多，圈子逐渐扩大。他指出有一种“强大的向心力”。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原本中国有很多金融人才，特别是民国时期。然而，历史一次次断裂。可以说，是历史的遗憾反衬出了今天的辉煌，辉煌背后是时代的悲剧。在正常的社会进程中，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机会。

　　问题是，五道口现象不可持续。如今，金融改革日常化，金融资源膨胀时代大体完结，金融人才从短缺变为“过剩”。五道口现象所代表的非常时期的非常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时间推移，五道口的先天缺陷开始全面显现。最为理性的声音来自厉以宁。他认为五道口在学术上没有做出应有的成就，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没有专门的教师队伍，好的教授都是外聘的；二是受专业局限，只懂金融；三是缺乏综合性大学的学习资源和学术氛围。他说，外聘教师的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可以用，但创办五年以后就应该为长远着想，逐步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再有，“大学要去行政化，而五道口的管理是行政化的”。前几届，各高校的优秀学生都往五道口考，北大、人大的一大批教授前往授课，造就了五道口的辉煌。然而，后来五道口的教学质量和生源质量，有下降趋势。

　　对于五道口并入清华，道口人反应不同。有遗憾，有无奈。有一种意见认为那样的话，研究生部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没有优势、没有特色”。而所谓优势是指央行的背景。也就是说，这种主张是：宁可接受五道口停办，也不同意它脱离央行与高校合并。

　　黄埔军校并没有持续下去，抗日军政大学也没有持续下去。为中国金融改革培养急需人才、“火线培训”而创办的五道口，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虽然有遗憾，但是不能不看到，大环境、小环境其实都过去了。应运而生，历史在此定格，未必需要伤感。理性地说，五道口以这种方式结束是一个自然现象。

　　三十年五道口，有骄傲，也有遗憾；有满足，也有自省；有荣耀，也有教训。“五道口”是中国现代金融史上的里程碑，上面记载着一个独特的、绝无仅有的五道口现象。(文中道口人谈话内容，来自《与中国金融改革同行——五道口30校友访谈录》，《当代金融家》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