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北站出发的京包铁路上有好几个道口，作为地名的有四道口、五道口、六道口，其中五道口最出名。自从28年前的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设在那里，“五道口”就成了它的俗称。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在中国金融界有影响且举足轻重的人物。给人清新感的前任和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女性副行长吴晓灵和胡晓炼，就是第一届1981级的同班同学。

　　缘起

启动中国经济改革，就势必重建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经济。在这个领域，中国人才奇缺。因为自1949年到1970年代末，中国彻底断绝了现代货币银行业，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商业银行，甚至将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改革决策集团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性。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要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第一次发出了强信号；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行要办成真正的银行。”11月，《红旗》杂志发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1909-2005)的文章《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1980年1月，李葆华主持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研讨金融体制改革方案。身为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有乃父铁肩担道义之风。1962年任安徽省委书记时，曾大刀阔斧甄别平反“右派”。此时，临老受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接力棒中的第一棒。

怎么建立真正的银行？如何改？谁来改？都引出人才问题。是改造“旧人”，还是培养新人？改造现有银行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较之培养新人恐怕更为艰巨，甚至根本不可能；而要等着高校教改、培养出金融人才来，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一个人把这个道理想得清清楚楚，并决计要走一条新路——自己办学，他就是刘鸿儒。

刘鸿儒，1930年生，吉林人。1959年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此前，他奉命组建农业银行并担任副行长。1979年11月刘鸿儒在中国金融学会的发言中提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探讨了银行的作用。1980年8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12月，在上海金融学会上，他又作了题为《发展商品经济与银行体制改革》的报告，第一次提出银行竞争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了刘鸿儒无可替代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年轻有活力，思想解放，充满激情；第二，身居要职且有理论造诣；第三，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参与者，能够调动资源。一手抓改革，一手抓人才，是刘鸿儒的方针。他的办学想法得到了李葆华的支持。事实上，关于培养人才，当时的金融改革家们很快就形成了默契和共识。要培养适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应用型人才，必须与两个轨道相接：一个是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轨；一个是中国改造既有体制的轨。要以非常思路，非常速度，办非常学校。于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应运而生，挂在由刘鸿儒分管的金融研究所下面。

　　建校

经过教委批准，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挂牌成立。金融所最早成立于1956年，经历了合并、分设、瘫痪、撤销、恢复。1978-1981年的所长是孙及民，副所长有崔启仪、甘培根（1925-2006）等；1982年，赵海宽担任所长。研究生部主任由甘培根出任。

学校的品质首先取决于学生质量。通过考试选拔，试卷就成了风向标，它显示着考官，其实是校方的追求取向。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第一届学生的入学试题仍旧是有水平的。而能够出色回答问题者，也都是下过工夫的人。比如，“资产阶级货币银行学”的考卷，有4道题。第一题名词解释（20分），包括特别提款权、信用证、欧洲美元、国际收支顺差、信用卡、信托业务、CIF、货币供应量M1、可转让定期存单、浮动汇率；第二题简要回答（20分）：（1）国际收支平衡表经常收支项目内容是什么？（2）投资等于储蓄是谁首先提出的，它说明什么？（3）世界黄金市场上最大的供应者和需求者是哪些国家？（4）美国里根政府执行什么经济政策？以什么经济理论为根据？（5）美国、西德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大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三题阐述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调节信用的措施及效果（30分）；第四题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解体的原因，以及货币体系的发展前景如何？（30分）

1982年2月第一届18名同学入学。人行行长李葆华、副行长李飞、刘鸿儒、尚明参加了开学典礼，另外还邀请了受聘为顾问和任教的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中国人民大学黄达、周升业等。“要培养一批骨干搞金融改革，不懂西方经济学没法改。”这是刘鸿儒说的。因此，以改革思想为主线做课程设计，除了马列主义课程，还有货币银行学、西方经济学等，特别强化外语和数学。

在现代金融知识几乎处于荒漠时期，缺乏师资、教材和人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只有多管齐下才是出路。五道口采取的办法是：在师资上，放眼世界邀请教师；在教材上，把老师的讲课录下来，组织同学整理录音，将讲课变成讲义。图书馆，无疑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虽说不到20平米，只有5个简易书架，却装载着最新最好的图书。总行领导曾特许他们从封存的地下书库里任意挑选，使他们拥有了第一批藏书。曾是内蒙古知青、毕业于图书馆专业的陈坚定负责图书馆。她的丈夫魏本华恰是1981级研究生，每个月帮她在图书进出口公司寄来的英文书目上选书。陈坚定说：“图书馆买书，学校从来不卡，多贵的书都不卡。”她还记得去机场接那套台湾“中央银行”出的精装版国际金融书的情景，充满了喜悦。两三年光景，图书馆就颇具规模，连北大、清华的同学也会来这里查书。

五道口先有学校，后有自己的校舍，和同期建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情况类似。原来是这样的，为了创办人民银行的干部进修学院，人民银行买下了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新盖的卫生院，那是一个工字形二层红砖楼。有关部门说，卫生院是违章建筑，勒令进修学院搬走。结果，他们不仅没走，研究生部又来了，租下了十几个房间做教室和宿舍。海淀区政府每年下达限期搬迁令，不许在院内动土。1984年，在工字楼中间悄悄盖的几间教室，被房管部门在附近的楼上发现了，罚款一万元。直到1990年，研究生部才第一次获得修建权，修了图书馆小白楼。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和校风。当时的五道口有典型的80年代特色：既不拘一格，又纪律严格；既开展，又紧缩。比如，教务长黄永鉴是个认真到苛刻的人，外号黄大炮，正直，不讲情面。哪个同学不上课，他会搬着凳子去敲门。有同学上完厕所不冲水，他就站在厕所门口等。有一天，黄永鉴把午睡的同学们叫到礼堂集合，就是因为有人不冲厕所。有一位同学说，外教的课他记不得，但是难忘黄老师那一次“脸涨得通红地训话，礼堂里鸦雀无声”。黄永鉴说，如果小事做不好，将来一定做不成什么大事，学校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连这么点事情都做不好。同学们当时对学校的纪律约束不以为然，提意见。然而，回过头来，都说黄老师好。这位“拍桌子瞪眼睛”的黄永鉴，毕业于北大，是学越南语的，早年翻译过多部越南文学作品：《西北的故事》（1957）、《阳光与土壤》（1963）、《英雄的天空和海洋》（1965）等等。研究生部就像创建者们的孩子。爱之深，责之切。

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心里揣火的年代。起初，甘培根只带着黄永鉴和陈坚定两人筹备建校，陆续地，吕拓、崔锐林等加入。在经费十分困难时，曾有人搬出各种理由不救，是刘鸿儒明令要重视人才投资，才解了燃眉之急。黄永鉴说，“不然，恐怕早就关门了”。外聘的老师讲一堂课所付酬金只有十几二十块钱。胡晓炼曾回忆道：“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教室和宿舍暖气冰凉，我们身穿大衣，怀揣热水袋伏案学习……”惟一一间大教室是用纤维板拼成的简易房；惟一一台彩电，是李葆华访日带回来送的。惟一一辆汽车是接授课老师的。研究生部主任，相当于校长的甘培根，腿有残疾，拄杖而行，每天到校都从劲松的家挤公共汽车往返50公里。他是四川人，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1948年，去美国加州太平洋学院读研究生；1950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从事外汇管理和国际金融业务。1957年被打成“甘归集团”（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发配到北大荒853农场，在那里患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被妻子用担架抬回北京，死里逃生。这一生，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参与编著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964）、《各国货币手册》（1980）、《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1985）、《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主译《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1990）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等。他的心血主要放在了五道口，以学生为荣，喜欢同学们叫他“甘老师”。

四周菜地，百米外是火车道，大喇叭重复播放着：“行人车辆请注意，火车就要开过来了，请在栏杆外等候，不要抢行，不要穿栏杆。”五道口和他的学生们，和着隆隆车轮，呼啸向前。

　　教授

五道口“养不起”自己的教师队伍。其实，刘鸿儒所代表的创建者压根儿就没想那么干。他们意识到不仅要避免近亲繁殖，还要网罗天下人才，形成杂交优势。对此，国家教委曾有不同意见，理由很简单：没有专职教师队伍，怎么能保证培养水平。而事实是，小小的学校，把全国的优秀老师都集中进来了，以小博大，获得了最大收益。刘鸿儒去跟他们辩论，说鲁迅夹着包到各所大学讲课，没有囿于一地，才发挥了那么大作用。1987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全国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进行检查评估。结果是，货币银行学，五道口第一，人民大学第二；国际金融，南开第一，五道口第二。

什么样的教师组合创造了这么好的成绩呢？首先是金融所的研究人员；其次是大学教授；第三是人民银行的司局长和各专业银行行长。

在研究生部成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才授予刘鸿儒、尚明、丁鹄、周林、杨培新、甘培根、林志琦、虞关涛等八位高级职称。除了两位副行长，其余都是金融所的。此外，所里还有赵海宽、秦池江、钱曾慰、孙树茜等。他们中，有1949年以前的海归人士，有国民党时期的银行业者，还有共产党内的金融研究人才。比如杨培新（1922年生）16岁入党，是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秘书，25岁就著有《新货币学》（1947）、《中国通货膨胀论》（1948）；赵海宽（1930年生），1947年进入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从事银行和货币信用理论研究等。

金融所是保留海归和接纳旧银行职员最多的地方。1949年后，他们少有用武之地。五道口为他们提供了舞台和机遇。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互联网上和可以查找的文献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少之有少，甚至没有踪迹，连五道口的学生也少有提及。因此，虽然挂一漏万，我还是觉得有责任记下他们：1.丁鹄（1916-2000），据说研究生试题都是以他为主而出的，数学特好，英语特好。1939年他大学毕业后以第一名考入中央银行，1948年升为一等职员。上海解放时，担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军代表兼总经理秘书。1955年陷入总行“三大案件”，隔离审查300天。1958年被定为“右派”，下放山东菏泽。1970年以反革命罪被捕，1978年回到金融所任外国编译室主任；2.林志琦，1917年生，福州人。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留美，民国时期曾任银行职员，1949年以后，进入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参加编纂了《英汉财政金融辞汇》(1984年)。据说他上课以讲英语为主；3.周林，早年留学威斯康辛大学，是国际金融专业导师；4.钱曾慰，专门讲票据，英语特好。译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银行制度：机构与体制》（［意］萨瓦托·马斯特罗派斯奎著，与虞关涛合译，1982）、《金融巨子》（［英］Sampson著，1989）；5.虞关涛和林志琦教专业外语，虞关涛还译有《凯恩斯以后》（[英]琼·罗宾逊编，1985）》、《论通货膨胀》（［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与周林、藤茂桐合译，1980）。

近水楼台，五道口请总行司局长和各行行长讲实务操作。比如，工商银行行长张肖；中国银行李嘉华、戴乾定、刘德芳；农业银行行长王兰等等。

而刘鸿儒自己，则主要讲金融体制改革专题。要建立中央银行时，讲中央银行；通货膨胀来了，讲通货膨胀。他还把工作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拿来和学生们讨论，组织理论研讨小组。在探讨金融改革的1985、1986年，刘鸿儒常常是白天在国务院开会，晚上到五道口和学生们继续白天的话题，以至于五道口的学生因如此贴近改革实务而产生出一种优越感。

北京大学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中国人民大学黄达从一开始就被聘为研究生部学术顾问。最初，是厉以宁帮助制订的一整套教学大纲，并亲自开课，还组织北大老师包了全部基础课。厉以宁教《西方经济学概论》；黄达教《中国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从大学请来讲课的老师还有：北京大学赵靖、秦宛顺；北京师范大学陶大镛等。课程设计也是一直在改进，使之更贴近现实，跟上国际金融市场潮流。

从1984年，五道口开始聘请外籍教师，1985年请了90多人。很多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都来过五道口，像匹兹堡大学周舜莘、耶鲁大学费景汉等。1986年春，美籍华人黄惠英主讲《微观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用英语直接教学。随后，85级钱国荣等同学翻译出来，丁鹄组织审校，三个月后就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保罗·希尔(PaulThiel)曾经每周来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派专家讲授《财政金融规划》、《金融市场》及《国际经济学》等课程；欧洲投资银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机构都有人来作讲座或授课。有人指责研究生部不问背景随便接近外国人，也有人讥笑研究生部是“皮包公司”，而陈岱孙对于这种教学、科研与实务三结合的办学模式给予较高的评价。

　　亮相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年会上，以蔡重直为首的五道口25名研究生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提出以建立金融市场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成为他们的首次亮相。这些同学包括：蔡重直、波涛、齐永贵、李弘、刘渝、万建华、张小卫、刘自强、魏本华、金琦、张志平、胡玉、王大伟、宁志翔、厉放、吴晓灵、胡晓炼、刘利、万红、梁建华、张钢、范棣、魏迎宁。(参阅《五道口论坛》1996年)

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是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银行企业化是突破口。蔡重直们提出了另一种意见：

“农业改革的突破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改革的突破口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工农业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至少给了我们三点启迪：一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承认物质利益原则；三是遵守价值规律，重视市场调节。……我们就可以找到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就是改组金融（不仅指银行）制度，开放金融市场。”

第二天，“美国之音”对此作了广播；《中国日报》也有详细报道；外电转发。1984年8月，这份提纲以《金融改革战略研讨》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署名是五道口研究生。

作为老师，刘鸿儒除了肯定他的学生，也对此做了客观分析：“从改革的趋势和发展方向来说，建立金融市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从当时的条件而言，还不具备。第一，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提出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许多人把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仍然看作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第二，我国市场化程度很低……在当时的情况下，先建立金融市场，然后带动银行改革，是缺乏经济条件的，难以行得通。”因此，改革实践选择了先推进银行改革，然后逐步建立金融市场的道路。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只提了一句金融改革：“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为此，刘鸿儒请示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随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任组长，参加者有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同时还让选几个年轻人一起参加。于是，刘鸿儒找了吴晓灵、李弘等人，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初步改革方案。

话说回来。同学们通过这样的学习理论、参与实践、了解改革进程和国际变化，得以快速成长。1984年9月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莫干山会后，青年人参与改革成为时代潮流。河南省委书记刘杰和省长何竹康锐意改革，邀请北京青年经济学家组成咨询团去河南考察参观。1985年初，兼任河南省体改委副主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朱嘉明，提议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模式，成立一家省一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原信托投资总公司。得到省委、省政府批准后，他约学金融出身的两位北京十三中同学张恩华和魏本华一起设计方案。1985年8月经过河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原信托投资总公司成立，首任总经理为五道口刚毕业的研究生齐永贵。后来，魏本华和刘自强还参与起草了中农信公司的成立章程草案等等。一点一滴，这才是序曲中几个跳动的音符。

经过理论训练，对中国金融体制有实感的中国人民银行子弟兵，一毕业，就赶上了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大爆炸时期，这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

如今，五道口已经变成北京的繁华地带。东升公社已没有了，道口还在，它连接着历史，也连接着未来。这正是：道口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