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斌，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湖南澧县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管理学博士后。“新世纪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级人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曾任商业部社会商业管理司主任科员，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华夏证券研究所董事长、所长、华夏证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委会主任，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兼中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朝阳园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北京国资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现任杰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问：您的研究成果在金融界和法律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的个人成长及求学经历，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当时看来还比较前沿的金融专业，同时还攻读了法学博士？

谢朝斌（以下简称“谢”）：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不是金融，本科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学的都是贸易经济。博士毕业以后，首先去了国家商业部，因此有过几年的宏观商业管理过程体验。九十年代初，国家筹建资本市场，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开业，人民银行牵头组建第一批中央控股管理的证券机构，我感觉这是一个前景无限的新兴行业，于是选择到了筹建中的华夏证券工作，参与第一批国企的改制和推荐上市，这是我正式开始做金融，在这个行业一干便是13年多，先后参与和推荐200多家企业改制上市。我的金融职业思维就是在证券从业过程中逐步养成的。这个时期，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证券金融理论。

我的学术思维和写作习惯早在本科时期已开始锻炼培养，大二暑期开始做社会调查，调研报告获得过团省委颁发的奖项。八十年代中期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跟随导师做课题，发表过论文，还出版过一本研究竞争问题的个人专著。1988年硕士毕业，旋即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有幸公派到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一段时间，跟随日本导师开阔学术视野，这对我后来持续坚持学术思考和研究帮助不小。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长时间里，习惯于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国企改革进行思考，于是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投资银行创新的专著《中国投资银行——面向新世纪的创新》。

最早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萌生过学法律的想法，但是，我是农村出身，家庭条件非常不好，考上大学是我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内心的理想只能屈从于现实选择，所以，填报志愿时为稳妥起见，尽管考分超过了全国重点线，我仍然选择了省内的一所普通财经院校，但我心中的法学理想并没有放弃。后来在长时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法制化思维对于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证券公司的业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颁布施行以及资本市场的法制化、规范化发展，对证券从业人员的法学素养和法律思维提出了很高要求，所以我在自己系统学习准备一段时间后，攻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商事法学方向的法学博士。这个时期，我发表了30多篇法学论文，出版了两本法学专著，收获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对业务实践起到比较好的帮助作用。

法学博士毕业后，我接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清华大学管理工程与科学博士后流动站做了两期博士后研究，虽然是跨学科研究，但研究的主题都是资本市场创新，一直在延续、追踪着我不变的学术研究主线。与此同时，我牵头筹建并创办成立了证券行业最早的证券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收培养了一批博士后，承接并高质量完成了证监会、证券业协会、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单位委托的大量科研课题。后来，我从事的职业、行业和岗位几经变换，但对金融、法学问题的学习研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和停止，甚至可以说乐此不疲。

问：您如今选择了一家高科技生物制药公司作为职业生涯的新挑战，为什么会做出这个选择呢？

谢：2005年底，组织上一纸调令，我被调到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工作，主要分管高新产业和金融等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朝阳区紧盯国际高新技术变革和新兴产业发展前沿，面向全球引进了一批优秀高技术产业项目落户望京科技园区，作为政府分管负责人也因此机缘巧合跟现在工作的公司创始人结缘。我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人发明基因重组技术后，全球现代生物技术产业起步，第一批生物新药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成功上市，第一批市值千亿美元的生物制药公司在90年代出现，进入21世纪，新药研发的主战场全面转向生物药。由于缺乏原创性生物新药和核心技术，长期以来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处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阶段。从全球制药行业看，生物制药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未形成像化学制药领域国际药业一样的行业巨头全球垄断的格局，这为中国医药产业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面对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国际潮流，基于自己对科技前沿与市场机遇判断的自信，作为首批走出国门并成功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代表、杰华生物创始人刘龙斌博士怀着为祖国、也为自己做一番不平凡事业的理想，踏上了“做中国本土的世界级民族医药企业”之旅，毅然回国开始二次创业，自筹资金建立原创生物新药实验室和开展系列临床研究，并启动基于专利成果基础上的原创生物新药产业化项目，立志在生物制药领域与国际同行一较高低。在与刘博士的相处中，我被他的国际化视野、高瞻远瞩的判断力、全球领先的创新力和创新成果所吸引，特别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在刘博士的盛情邀请下，我离开体制加入了杰华团队。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天赐机缘，当然也是空前的挑战。我之前没有任何医学药学专业和产业背景经历，完全从零开始边学习边工作，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医药创新还只是纸上谈兵，中国原创医药产业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的社会大众对新药好药充满殷殷期待，此时此刻参与这个领域的产业创新发展，是非常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杰华生物作为海外华人留学生团队于新世纪之初创立的一家集技术、投资和管理于一体的高科技跨国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企业，专注于原创生物新药的研发与产业化已经长达十多年，业已建立起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研发平台和一系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专利技术，产品覆盖包括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即肿瘤性疾病、传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重大领域，这意味着，中国原创生物医药企业与国际同行同台竞争的局面正在来临，我能参与其中十分有幸和难得。我深知，我这次的选择是人的一生中非常难得的。

问：全球生物科技领域的突破与创新，世界多国、特别是中国人口老化、以及中国内地生物科技产业改革等大趋势，正推动着整个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产业+金融+科技，也将成为未来金融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

谢：新世纪以来，全球医药科技特别是生物医药科技领域的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新的发明专利越来越多，同时，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生物医药领域争夺创新制高点和话语权的竞争几近白热化。前面我说过，历史上，中国在原创医药的研发方面是一片空白，所以，前不久，美国的权威研究评价中国在全球新医药的研发和生产中的贡献为零，这并不是贬低或小看我们，是客观事实，说明我们和国外的差距还不是一点点大。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医药产业完全是一个低水平重复生产的仿制药的市场。我们的低水平重复，不仅为跨国药企奉送了高额利润，也长期维系了一个落后的产业，代价不可谓不大。中国的医药产业到了脱胎换骨重新出发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今天的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发展，不但不会缺席，而且正在具备与国际同行同台平等合作乃至竞争的可能性，某些方面甚至有可能领先于对手。中国原创生物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的春天正在到来，这是我的乐观判断，我对此不但充满期待，更充满信心。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之一，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国人的健康和医疗问题越来越凸显，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才有可能逐步得以缓解，无论当前还是未来，社会大众对安全、有效药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对医药的原创研发和生产的期待会越来越多，中国国内的医药需求特别是对好药、新药的需求将产生一个全球最大的有效市场，这对科技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将是最大的拉动力；同时，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努力，中国的医药特别是生物医药产业自身积聚的发展动能也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具有其自身与众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一是研发的周期漫长，二是高精尖人才队伍要求高，三是创新的成功概率很低，四是资本投入时间长且投入规模巨大，投资虽然一旦成功回报率高，但投资能否成功具有极大的不可预知性，因此，长期以来，原创新药只有西方少数大国的极少数医药巨头才能玩得起，且长期称霸世界。过去一些年，医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对产业的发展作用甚微，高精尖人才缺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里面有人才政策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我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国留学的医药学高学历人才，人数众多，层次很高，创新水平世界一流。这些杰出人才在国外读书、做研究，实际上掌握了现代最先进的技术和国际前沿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研究能力、开发能力方面，国际领先，他们一旦学成归国后，在这个领域基本上可以葆有和发达国家的同行进行同等水平竞争的能力。这就让中国最近几年生物医药开始成为创新热土，不断有原创新药开始问世登场，同时让国际同行，特别是美国、欧洲感觉到中国的生物医药研发、生产正在进入一个爆发时期。

由于我曾在资本市场有长期从业经历，对资本的产业动向和流向保持着敏感性，我感受到最近几年来，资本领域保持着对新药特别是生物医药研发和产业化的高度关注、持续追踪和源源不断的大规模投入，科技+金融+产业的结合日趋紧密，金融对医药研发和产业化的催化作用正在持续强化，金融在推动科技创新中正在发挥它的本来功能作用。举一个最近的广受社会关注和称道的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例子，香港证券交易所破天荒修改上市规则，为不具盈利的生物研发企业上市开辟绿色通道，以及内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版，这样的重大制度创新举措，为生物医药创新繁荣的到来创造了无法估量的推动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正在到来。

问：您从1997年起就开始担任五道口的硕士生导师，您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跟道口的缘分？

谢：我曾所从业的华夏证券公司最早是央行管理的证券经营机构，组织管理、高管资格审查批复都在人行，甚至分管人力资源的副董事长都来自人民银行。我本人的高级职称也是在人民银行评定的。机缘巧合的是，我和当时五道口研究生部的主任唐旭老师很熟悉，研究生处的处长是我大学同学。当时五道口研究生部需要业界导师既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功底，又有比较丰富的金融实践经验，还要有指导研究生的热情，愿意辅导学生，所以，唐旭主任找到我，希望我当五道口的业界导师，我非常愉快的接受了。从199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连续指导了9届。他们当中大部分毕业生都通过我找到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其中一半以上在我曾经工作的单位工作过，有的后来还攻读过我指导的博士学位。直到现在，我跟学生们还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师生情谊深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在证券金融行业做研究、做投行，或者做投资管理，他们都成长的很好，已经成为就职单位和行业的中坚力量。他们都是我的骄傲。

问：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担任华夏证券研究所的董事长和所长，后来在北京经管干部学院担任副院长、北京市国资委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可以说长期从事金融教育与研究的工作。您对于中国金融教育和金融人才的培养有什么看法呢？

谢：其实我也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从我1995年在湖南财经学院指导第一个硕士生，2000年开始招博士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总共也有上百人了，中间经历过好几所高校指导研究生的过程，我自身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招生方向几乎都是金融专业。

根据我的体会，尽管金融教育属于应用科学教育，一定阶段根据培养计划需要注重实际操作能力和技能的培养，我们现在金融教育从本科到博士，部分方面还是存在偏离的情况：本科生过早地接受了实际技能的培养和太过于偏重实习过程，加之就业竞争激烈带来的找工作占用时间太多，四年本科学习的专业基础不扎实、金融科学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培养打折扣、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的边界不够清晰，学术硕士学术能力的培养不够；博士生的培养，我觉得学术创新能力培养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发展，为学院长期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社会赢得的广泛赞誉和良好口碑感到高兴，借此机会，祝愿学院越办越好，为中国金融科学研究和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和行业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