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忠智老师是五道口重要的业界导师之一，从1990年起兼任五道口硕士生导师，之后的15年时间中，共指导了18位学生。此次“师者风采”的专题采访，我们在马老师证监会的办公室见到了他，马老师的退休生活依然忙碌，目前他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书，计划25-30万字，他说，“故事都在我的脑子里。”的确，马忠智老师一生投身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设、发展与改革中，其过程波澜壮阔，震撼人心，这是一段时代的辉煌凯歌，更是一个人卧薪尝胆、不懈坚持、实现人生价值的壮丽篇章。
一、崭露头角
1980年9月，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已工作16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大东区办事处，来到市人民银行机关工作。开始研究探索金融改革之路。
根据领导指点，我来到辽宁省沈阳市图书馆查阅“敌伪档案”（对外没有公开的日伪和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照现在银行业务，挖掘被我们摒弃的银行传统业务。通过查阅浏览，我惊异地发现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我国经济和金融业相当发达。特别在大上海，十里洋场，发达程度难以想象，各国外资银行竞相在上海外滩建造营业大楼，形成赫赫有名的上海外滩街景，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我被当时银行业务发达程度所震撼，在浩瀚的“敌伪档案”里汲取养分,挖掘一切可以借鉴利用的东西。
资料显示我国旧社会证券业务相当发达，我国解放以后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完全摒弃市场经济，使已经遥遥领先亚洲各国的资本市场业务戛然而止，实在可惜。我在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深入研究基础上，感到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借鉴、古为今用。我先后摘抄了约三万多字笔记，并虚心向前辈请教相关专业知识，成为我在证券市场上收获的“第一桶金（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使我在后来证券市场监管工作中游刃有余，为我为日后开拓此项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5年1月，我被提拔为沈阳市人民银行副行长兼沈阳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在此期间，我发现我国刚刚兴起的以国库券、企业债券为主的债券市场，由于发行中存在变相摊派等不规范行为，而且一经认购只能长期持有，不能上市流通变现，严重束缚证券市场的发展。于是，我发挥对证券市场先知先觉的优势，利用我市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有利条件，决定以开办证券转让业务为突破口，推动我市金融改革进程。1986年8月6日我亲自导演、组织、审批，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证券转让（交易）业务，为我国重新恢复和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进行了有益探索，成为轰动一时的金融体制改革重大新闻。在改革过程中，率领一批不熟悉此项业务的同志，边学习边实践，亲力亲为，躬逢其盛，厉练了自己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掌握了搞好证券市场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为尽快深入市场，熟悉市场，把握市场，厚积薄发开拓新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潜心积淀十八年，事竟成从磨砺出。
证券市场探奥妙，梅花香自苦寒来。
小结：16年的时间，马忠智在基层办事处勤勤恳恳，稳扎稳打，从银行出纳部门清点损伤币的最基础工作开始，到工业信贷部门，了解银行核心业务。潜心读书，沉淀自我，熟练掌握银行信贷知识、企业财务知识和企业经营管理与生产知识，在全市多次业务竞赛中连续夺冠，为之后的职业和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忠智说，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其实都是站在证券市场的同一起跑线上，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公平的，唯有那些坚忍不拔、永不言弃坚持到底的人才是胜者。
二、有意的尝试
1986年8月5日，在中国现代证券史上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东北重镇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有价证券柜台转让（交易）业务。这不仅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度里开天辟地的新鲜事。从而，引起了国内外经济界、金融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介广为报道和评论。
沈阳市信托公司于1985年6月刚刚成立一年时间，员工不过20人，是沈阳规模最小开办时间最短的信托投资公司，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描述“中国证券交易是在沈阳市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胡同面条铺里开张了”。试点成功之后，一夜间成了国内600多单位2000多人次、国外70多个机构500多人次竞相考察采访的对象。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全体员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中国证券史上光辉一页。
在沈阳市开办证券交易业务之前，无行无市，无交易价格可比，若想顺利开张营业，首先要解决上市交易开盘价格问题。鉴于我国国库券和企业债券在发行过程中存在摊派非市场化运作实际情况，上市交易价格没有完全套用西方现成计算公式换算，而是主要参照国家公布的国库券贴现率和群众私下成交的价格水平确定切实可行的开盘价格。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开办第一天，为了防止届时出现有行无市尴尬局面，偷偷安排了一汽车工人准备让他们出场“演戏”，人为制造交易活跃的场面。结果开业当天，广大群众很快理解并积极参与这项改革，现场人头攒动，交易十分活跃，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本没有动用这批待命“演戏”的预备队员。有位群众老母亲有病住院急需用钱，正苦于手头现金不足，听到我们宣讲后立即回家取来债券卖出，兑现500多元，及时支付了住院费用，慈母得到及时治疗。他特意返回现场表示感谢，称赞开办这项业务解决了人民群众大问题。
正是：场面热烈始料不及，后备力量何须登场。
大胆实践率先开办，改革创新利国利民。
众所周知只有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证券发行市场才能得以为继，股份经济才能得以顺利发展。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搞了股份经济就是搞私有化，就是向资本主义靠拢。我反复宣传解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在坚持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包括股份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不会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固有做法，我们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
值得追忆的是，在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证券交易业务以后，当时我接待了世界第一大证券公司——日本野村证券公司董事长伊藤正泽先生及其率领的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代表团，一行二十多人。正是这次与伊藤正泽先生会面的机遇，我得到了一次为期2个月的日本学习考察的机会。回国之后，我立即投入新的金融改革事业，同时，利用一年多业余时间编著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本专业著作——《日本证券市场考察与思考》，该书以介绍日本证券市场为背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证券市场基本知识，全书共25万余字。该书于1988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当年该社必保的第一本专业书籍。出版发行后立即被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作为珍藏版予以收藏。时隔5年之后，一位时任证监会主席助理的同事对我说：“当年我们在五道口读研究生时读到的国内第一本证券专业书籍就是你写的《日本证券市场考察与思考》专著。”可见该书影响深远并对国内第一批研修证券专业的学子起到了启发、引导、开拓、培育的积极作用。通过研修和著书，使自己专业理论水平得到升华和提高。
小结：正是在图书馆查阅“敌伪档案”，写下三万笔记，汲取了证券市场知识的“第一桶金”，成为马忠智决心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中国证券事业的契机，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1986年8月5日,沈阳市正式开放了证券流通市场。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又一探索和尝试。也是马忠智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投下的第一颗“重磅炸弹”。
三、利剑出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大潮鼓舞下，我国一些中心城市开始自下而上地探索证券市场业务。但是很多人，包括专业的从业者在内，都对证券市场的概念不够了解。例如，1992年，我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持工作期间，收到海南省证券管理部门报告，称他们那里炒高尔夫球场会员证比股票炒的还高，建议我们证券管理部门应把高尔夫会员证也纳入管理范围。对此，我们及时进行了解释和批驳，予以纠正。由此可见，各地证券管理部门对资本市场基本概念也还认识不清，一知半解，连证券管理部门本职工作定位都未搞清楚。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为了保障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中央领导对那些以发行证券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非法集资行为予以坚决取缔。1992年朱镕基副总理亲自抓的“沈太福非法集资大案”就是一例。1992年初，四川成都一家国有企业，经财政部所属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将部分国有资产卖给境外投资者。这是我国第一例经国家级机关批准的变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当时我在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兼国务院证券市场办公会议办公室）主持日常工作，发现问题后，敏锐感到此事事关重大，不仅涉及证券市场重大法律法规问题，而且涉及证券市场改革方向和市场管理体制建设以及市场走向等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于是我们立即向国务院报告，并请示了三个问题：一是在目前我国还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情况下，如何向境外出让国有资产？二是国务院经全国人大授权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那么，财政部所属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否有权审批国有资产转让事宜？三是成都这家国有企业未经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及法律鉴证，只经过国家行政部门批准就向境外转让国有资产是否妥当？国务院领导收到报告后，高度重视。
李鹏总理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等领导分别做了重要批示，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加强证券市场研究和证券市场管理体制建设；二是质问国有资产管理局谁授权你们审批出卖国有资产？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人民银行主要研究第一个问题；财政部责成国有资产管理局立即纠正和检查。中国人民银行暨国务院证券市场办公会议研究认为，为切实加强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建议将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暨国务院证券市场办公会议办公室升格为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国家证券管理局（参照国家外汇管理局模式）。在征得国务院领导口头同意后，人民银行正式行文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领导在逐一圈阅此报告的过程中，深圳突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1992年深圳股市8·10事件”。为此，国务院领导重新审视证券市场管理体制，由此催生了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小结：马忠智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永远说真话。在亲历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道路上，他遇到过太多的困难与阻碍，多次临危受命，摆在面前的是最“难啃的骨头”和最难解决的“痛点”，但是他始终不变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勇于谏言，用扎实的专业素养和不卑不亢的处事态度，接收一次次的挑战。
四、一部车子两个轮子，充分发挥协会作用
根据国外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经验，除了国家行政监管部门（通常有相对独立的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进行行政监管外，还必须有证券经营机构（主要是证券公司）自律性组织——证券商协会进行自我约束管理。证监会与证券商协会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遥相呼应，共同监管，如同“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缺一不可。1991年，作为当时的金融市场主管机关——人民银行决定组建行业自律组织，便把我（时任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副行长）抽调到总行，让我负责组建信托业和证券业两个协会工作。我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决定先着手组建证券业协会。我们在组建证券业协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协会称谓问题。当时我国只有少数几家专业证券公司，绝大部分是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兼营证券业务，于是便起名“中国证券业协会”，从而把专营和兼营证券经营机构全部囊括了进来。遇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协会到国家民政部申请注册时发现财政部也在申请注册证券协会。于是我们主动向国家民政部汇报，介绍了证券市场的基本概念和国际通行管理体制以及前一阶段人民银行在证券市场管理中所做的工作。最后，民政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核准注册了人民银行组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报告。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刚刚建立，其业务分工尚不明确，市场管理工作往往涉及多家部委，为了减少成立证券业协会的阻力，我们便把与证券市场沾边的有关部门领导都推荐来担任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后来，国务院决定成立证券委员会和中国中国证监会时，这些副会长除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和民政部副部长之外，其他副会长都成为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的委员。
1991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中国证券业协会。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协会领导机构和人员，我被选为协会秘书长，负责日常具体领导工作。
自证券业协会成立至1998年底，我一直担任证券业协会秘书长的职务。在此期间，我先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国务院证券市场办公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兼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等职务。在我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期间正值我国证券市场开创阶段，以协会名义先后开展了以下几项主要工作：
1、1992年5—6月间，我以证券业协会秘书长身份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14篇有关证券知识介绍，每次在第二版大约占五分之一版面。这在全国普遍不熟悉证券市场的启蒙阶段，一定程度上发挥迅速普及证券知识的作用。
2、参加国际证券协年会，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合作。资本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虽然我国证券市场重新恢复和建立不久，但不可能长期封闭，必须尽快走出去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协会成立第二年恰逢国际证券商协会第五届年会（ICSA）在日本大阪召开。东道主日本主动邀请我国协会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代表我国参加国际性大型会议活动，但是凭借着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证券市场做后盾，加上我们不卑不亢十分得体的行为在活动中赢得了与会者的尊重。于是当即吸纳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国际证券商协会正式会员，并收到下届会议举办国——法国证券商协会邀请。
为了扩大国际交往和学习机会，我国证券业协会积极与各国证券商协会联系，组织国内证券公司到美国、日本、韩国等西方发达资本市场考察与学习，促进交流与合作。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证券业协会成立初期与韩国证券商协会的合作经历。中韩双方每年互派代表团交流，加快了互访学习的步伐。我国证券业协会改革开放的姿态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好影响，赢得国内外券商的认可和好评。
3、1993年4月29日至9月3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金融时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5单位联合举办了《93 全国证券知识竞赛》。1993年6月11日在《金融时报》发布证券知识竞赛试题；8月15日在杭州通过《浙江电视台》现场直播举行了复赛，选出六支代表队；9月23日，通过《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进行大赛最后决赛。协会这一活动对广大投资者、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和证券中介机构等从业人员以及对广大电视观众进行一次最直接、最便捷、最大范围的证券知识普及教育，在人民群众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有力推动了证券知识普及和证券市场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增强了社会公众投资意识。
4、组织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与期货法制研讨会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证券界的交往，第一届海峡两岸证券市场研讨会在台湾举办，当时台湾方面采取分别邀请并要求以个人名义参加，未邀请中国证券业协会与会，轮到第二届研讨会在大陆举办时却迟迟没有单位敢于担此重任。当我们中国证券业协会得知此事时，便主动担起重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1995年1月12日至14日，协会会同沪深交易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浙江证券公司与台湾辅仁大学、台湾证券期货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中国大陆首次《第二届海峡两岸证券与期货法制研讨会》。由于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组织海峡两岸证券界人士大规模研讨会，台湾方面热情很高，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最后高达108人参会（如此庞大的台湾专业人士队伍来祖国大陆参加研讨，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的），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特别是大陆海协会的高度重视并派出副主任亲临会议指导。
通过交流使我们认识到，我国证券界无论经营者还是监管者，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验固然重要，更应重视汲取与大陆同根同族，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相似的台湾证券业经验教训，少走弯路。
5、积极参与证券立法起草工作。
我们抓住全国人大研究制定《证券法》有利时机，主动向人大财经委、法工委《证券法》起草小组介绍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商协会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突出宣讲证券业协会与证券行政监管部门是“一部车子两个轮子”的关系。同时汇报我国证券业协会前期工作情况及业内以及国内外的影响与反应，取得他们理解与支持。
1993年6月2日，证券业协会与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起草小组联合召开座谈会，征求证券法第五稿修改意见。我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秘书长双重身份主持会议。经过各界努力终于在国家一级法律中确立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法律地位。这是在全国各类社团组织中第一个通过人大立法确立法律地位的协会。这为证券业协会在今后工作和活动中提供了法律保障。由于我在《证券法》立法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对信托业的熟悉，全国人大在后来研究制定信托法时聘请我为信托法起草小组顾问。
五、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背景和产生经过
1992年8月10日，深圳市出现了来自全国各地120万人排队三天三宿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因决策失误、走后门、徇私舞弊和暴力执法等原因，导致绝大部分群众没有购买到新股认购抽签表，进而引发了上万人上街游行的群体事件。此事震惊了国务院，随即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负责重新审视研究证券管理体制并提出建议。镕基副总理于8月下旬率领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同志去福建省考察调研证券市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并陪同国务院领导出行。在调研行程中，有一天镕基副总理突然发问：“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禁止滥发股票，各地还屡禁不止呢？”这时我与往常一样坐在镕基副总理对面最边上，见冷场多时便斗胆发表自己拙见。我当即提出五点看法：一是各地方政府官员都想表现搞改革的意志，但都苦于缺乏思路，觉的发行股票简单容易，既摸得着看得见，又最能体现改革精神；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行股票作为不用偿还的筹资渠道以解决企业资金来源；三是······我逐条娓娓道来。镕基副总理听完后当大家面指着对我说：“你这五条应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刚好第二天，朱副总理听市长汇报，恰好印证了我昨天的观点。回京后不久，我立即将此行情况特别是我回答朱副总理五条内容形成文字报给副行长陈元同志，陈即批示“请各行长阅。”此后我便在人民银行总行有了名声。
不久，国务院批准了镕基副总理建议。朱镕基副总理将人民银行金管司金建栋司长和我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传达国务院的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同时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询问了人民银行现有证券管理办公室情况之后说：“你们回去逐个找他们谈话，动员到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来工作，但也不要过于勉强。还可以从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经贸委等一些相关单位调几个人来。”最后，根据镕基副总理指示由我代国务院起草文件，便形成了后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国发1992年68号文件）。（这是我第一次代国务院起草的文件。此后，直至1998年末七年时间里几乎所有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务院证券委有关证券方面的工作性文件几乎都是我作为第一起草人。）
此后不久，朱副总理办公室通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员及其办公室领导成员和中国证监会领导到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开会。会上，镕基副总理正式宣布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和中国证监会成立。证券委主任由朱副总理兼任，常务副主任由周道炯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兼证券委第一副主任。证券委办公室主任金建栋、常务副主任马忠智，副主任王益、庄心一。证券委办公室与证监会成立一个联合党委，党委书记由金建栋兼任，副书记由刘鸿儒、周道炯兼任。新的历史机遇，为我在证券监管工作提供了新的更大的平台，为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如果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证券市场恢复和建立，改革创新，以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为标志，则是由自发形成的市场逐步进入到“先有顶层设计，后再组织实施”的新阶段，至今仍然发挥光芒。
正是：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天降大任接监管，矢志不渝为市场。
小结：马忠智表示，今天我们仍然处于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前赴后继入场的博傻阶段，到优胜劣汰生存的大浪淘沙阶段，很多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探路者也都遗憾出场，这些人为国家恢复和建立证券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中国证券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仍将在这滚滚红尘、大浪淘沙中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