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谷

作者：1998级硕士校友 任春琳

    收到校友办征稿的邮件时，才惊觉自己已经离校十六年之久。两年多的校园时光虽然短暂，但相信对于大部分校友来讲，在五道口求学的经历是决定或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起点。而与导师们相处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年，他们对我们的言传身教却是我们可以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我的导师李若谷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能够给人启迪和收获的老师，不管他在哪里任职，是何种身份。

严谨负责的导师
   在给我指导论文期间，老师担任人民银行行领导并兼任国际司司长，工作非常繁忙。即便如此，对待我的论文，他也依然亲力亲为，严格要求。当时我选的题目与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关，老师认为这个题目虽然值得写，但很容易落入俗套。IMF对此问题的研究很多，已经有些所谓的“共识”，让我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因此，在相关研究报告基本被IMF“垄断”的情况下，我仍然尽可能地扩大资料搜集的范围，尤其是查找亚洲金融期间马来西亚央行的有关资料，以便能在一边倒的国际舆论中找到不同的声音。为便利我写论文，老师帮我安排了在人行国际司的实习，这也确实大大提高了我查找资料的效率。初稿完成后，老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修改，既有直接的文字更正，也有批注留待我进一步思考。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他的修改意见里，有两条前后呼应的内容：“此句与XX页的说法不符”。我仔细一看，他划出来的两句话还真是有点前后不一致，但只是整段话中的一句，并不起眼，而且这两句话前后隔了十几页！老师如此认真严谨的态度实在令我汗颜，我于是静下心来，对论文反复琢磨修改，终于顺利通过。

    从学校毕业并在外汇局工作几年后，我考取了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可受资助在英国学习一年的硕士课程，但学校和专业均需自己另行申请。经过比较，我将首选确定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会计与金融专业，一方面为了延续金融专业并达到工作所需，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弥补自己的会计短板。我希望李老师作为我的学术推荐人为我写一封推荐信，他欣然应允。我自己准备了一份草稿交给了老师，以为会像很多人经历的那样，很快拿到签过名的信件，没想到，老师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对推荐信也认真进行了修改！至今依然记得他说“开头部分显得太愣……”确实，经他修改的推荐信质量有明显提高，而且也着实让我获益匪浅。由于申请学校时我一段时间在香港汇丰银行学习公司金融和资本市场实务，一段时间在外汇局忙于QDII制度框架的制定和法规起草，无暇准备及参加考试，我向LSE申请免于提交GRE/GMAT成绩（学校网站上写明如有特殊情况可以申请）。起先学校并不同意，经过几个回合的邮件之后，学校终于同意了，并向我发出了无条件的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LSE很少批准这种申请，几年内也只有我一人破了这个例。我想，除了好看的雅思分数和本硕成绩以外，李老师在国际金融界的威望以及这封高质量的推荐信也一定功不可没。

个性鲜明的央行官员
    李老师出身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家庭，属于标准的“红二代”。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也经历过上山下乡，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工作，但他的民族情结和爱国精神却始终不渝。他曾说过：“时代对我们的锻炼、培养是刻骨铭心的，我们这一辈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共产党是绝对的忠诚和拥护，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改革开放后，他远赴美国，获得普林斯顿大学MPA学位。此后又担任过IMF经济学家、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等职务，有长期的境外工作经历。这两者的结合使他在对外金融事务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能自如地与各国央行和国际组织交流，又能在国际交往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霸权，坚守中国的利益。或许因为这样的结合，才使得活跃在国际金融经济前沿的他令外国同行和传媒印象深刻。只要遇到有损中国形象和利益的问题，他都会表达鲜明的立场，并以事实赢得掌声。

李若谷会见加蓬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翁丁巴
   

    在国际司实习期间，我也切实看到和听到了老师在对外交往中“实力圈粉”的精彩故事。有次去“蹭”了老师的外事演讲，这是为一个东南亚代表团进行的，主题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老师全程用流利、标准的英语讲解，是他一贯的反西方霸权的理念，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期间还穿插一点小幽默。听众时而会心微笑，时而热烈鼓掌，演讲结束后更是将老师包围起来要求合影。也有从国际司同事那里听来的故事，例如，人民银行要和和某国央行签订一个合作协议，本来还有点难度，但由于老师侃侃而谈，和对方谈判代表相谈甚欢，对方高兴之余，抛却各种仪式性的准备，即刻要求签订协议。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老师必将以其鲜明的个性、独到的见解和斐然的成绩在中国金融外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未必能拥有他那样出色的对外交往能力，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则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迎难而上的金融家
    2005年，老师离开央行任职进出口行董事长兼行长。从官员到金融家，老师终于能在经营管理领域大施拳脚，而他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几年间，老师把进出口银行从一个业务单一、长期亏损、默默无闻的政策性银行一手打造成为了不断创新、连年盈利、国际知名的市场化金融机构，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但其中的艰辛也可想而知。“迎难而上”这四个字，不仅是老师一直要求我们的，也是他自己亲身实践的。当然，光有决心和毅力也是不够的，还要有策略，有方法。记得有次师门聚会聊到口行的改革，老师的一席话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有很多改革措施在理念上是非常好的，但一直推进不了或效果不好，主要在于利益受损的人群反对改革。所以，改革措施需要有策略性，要考虑大多数人群的利益，不顾实际盲目推进的做法并不可取。例如，在用人方面，对于在原有岗位不称职的人，不是简单的撤职从而让其成为消极因素，而是尽可能给他另外的发挥作用的机会和位置，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这番接地气的言论一直被我所牢记，不管是在监管部门制订政策，还是在商业机构经营管理，我都会将涉及对象的实际情况考虑在内，尽量避免一意孤行的闭门造车。

    十几年来，老师都坚持抽空参加每年两次与学生们的聚会，与我们交流工作心得，分享我们成家立业的喜悦。现在，老师虽然从口行退休了，但还担任政协委员，依然不辞辛苦地为国家的金融事业发挥余热。作为他的学生，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