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之先生，1957年5月出生。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指导老师，深圳证券交易所博士后指导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1980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2年至199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办公室负责人；1993年至2002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策划总监、纪委书记、副总经理；2002年至2014年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2012年12月至今任前海股交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原前海股权交易中心）董事长；同时兼任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问：首先能否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个人成长及求学经历呢？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学习经济与金融这样在当时看来还比较前沿的专业呢？
胡继之（以下简称“胡”）：我的经历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乡里就当上了生产队长，那是1974年，一年之后做了大队副书记。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当时我听了消息还不太相信。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没有认真准备，结果没有考上。1978年，湖北高考实行大学和中专分开考试。我必须要从农村走出来，因此就选择报考中专。当时乡里几千人考试，我考了全乡第一名，也是全县前几名。这样我就考到了武汉市财贸学校。那时候财贸类学校属于服务类，等级很低，录取分数应该也很低，我的录取分数算是学校里最高的。财贸学校当时招了两个班，一是财政班，二是银行班，我就进了银行班。到了毕业的时候，人行武汉分行恰好到学校招人，学校首先推荐了我和其他几名同学，我就进了机关单位，工作以后我也是一边干事一边学习。
1980年10月参加工作，因为住在单位，我每天早晚基本都在学习。当时让我收获最大的一套书是共三册的《〈资本论〉解说》（厦门大学王亚楠主编）。这套书对资本论的解读通俗易懂，讲得很好。当时武汉分行条件比较好，成立了研究室，订了很多杂志，像《中国社会科学》除了内刊之外还有一些未定稿，包括一些经济研究的参考资料，在当时都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至少从1982年到1992年这十年间，我每天都在大量阅读，吸收新的知识。
我常常和年轻人讲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人未来想要在某个领域真正出众，往往需要坚持10年不断地钻研和学习。《异类》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万时定律”，每天认真工作三小时下来，大约十年时间，就是一万小时，才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在人行武汉分行的那十年时间，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至关重要。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领域最前沿的理念和实践就集中在人行。当时五道口也请了很多外籍老师，还有国际金融组织的一些专家都经常来人行讲课和指导，我的收获很大。
我记得大约三年前我到日本参加一个论坛。我在演讲中提到，有3位日本人令我很敬佩，第一位是庆应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他对日本现代脱亚入欧的启蒙贡献最大。福泽谕吉在欧美生活了20几年，对欧美精神有着深刻的观察体验。他组织了日本的当政者到欧洲、美国进行长时间的学习考察。福泽谕吉写了《文明论概略》这本书，他的理论水平可以说超出了当时的中国学者，甚至对中国道教和佛教的见解在中国学界中都很少见。第二位就是稻盛和夫，他一生做成功了好几个大型企业，80岁还拯救了日本航空，他把西方管理理念运用到企业经营当中，形成了自己的东西，他的“阿米巴经营”经营理论非常独到。第三位就是当年人行请来讲课的时任日本央行研究所所长铃木淑夫，他当时讲的是中央银行如何调控，以及调控的终极目标如何传导等问题。
有时候，人的命运会发生很有趣的转变。我从一个当时平台较低的财贸学校，毕业后到了人行这样一个制高点，中国金融行业最好的平台，这是开始没想到的人生转变。我的人生哲学是：每到一个位置就要全力以赴。在人行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到单位都是最早，一到单位就先做清洁，给老同志泡好茶。各种事情都主动去做，像搬杂物、抄写材料、写悼词等不分类别。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对自己都会有帮助，不要计较有没有利益和回报。只要坚持做到了，就一定有一个好的未来。
问：从人民银行到深交所，从大型券商到场外市场，您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所有金融业态的变化和改革。几乎每一个十年，您的职业经历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接受一个全新的挑战，那么您做出职业选择的判断依据与原则是什么呢？
胡：应该是1992年，深圳这边一直有企业想让我过来，我也到深圳先后考察了几家单位。1993年，夏斌（五道口1981级硕士校友）调任深交所总经理，他跟我说深交所是全国性的单位，希望我过来。深交所在90年代就是一个最有活力、最前沿的地方。于是我在1993年5月份到了深交所，也算正式来到深圳。
到了深交所以后，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我还做了一些文化建设或者专业建设方面的工作。当时深交所主办的《证券市场导报》发展遇到困境，我接手过来，确定了内容上要走专业路子，不搞政策评论，不追逐市场表象，设计上达到国际上的杂志水平，打造全新的风格。后来《证券市场导报》成为了资本市场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刊物，也是当时很多大学生的必读刊物。《证券市场导报》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持着以前的基本风格。
1996年，我在深交所创立了综合研究所。后来有一回金融系统内部进行论文评比，采用匿名投票方式，入选论文半数以上都是深交所综合研究所的。1998年，我又创建了深交所博士后工作站。当时入站人员很多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每一个人来了之后，我要求他们的研究方法不能跟别人一样，只能先做专题，不能搞理论性太强的研究。专题研究是什么呢？比方说，研究某一行业或某一省份的企业上市后的表现，然后把研究报告寄给某一行业或者某一省份的领导。专题研究做好了之后，才能去做更有理论性的研究。结果第一批招了10名博士后，没有一个达到要求，第二批最后只留下一个，其他人都走了。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后来我们拿出来的报告就很有分量。我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一方面是研究专题，另一方面也是把知名大学最前沿的教授和证监会有关专家都团结起来，这也是一种竞争办法。一直到现在，深交所博士后工作站的规模和影响力仍然排在全国前列。
在深交所工作近10年之后，我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工作太久了，接触到的信息都差不多，人的思维方式逐渐被同化，需要换一个新的环境。
胡继之
问：所以您选择了国信证券？
胡：当时也有各方面的考虑，恰好这时国信证券邀请我当总裁，于是我就答应了。2002年底我就去了国信证券。当时46岁，干劲十足，当然现在干劲也很大（笑）。
从那时起一直到2006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职业考验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全国证券公司倒闭了大约三分之一。这个艰难阶段我把国信证券的基础打牢了，经纪、投行、研究、资管、投资每个领域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进行了微观制度设计。我坚信只要做好准备，市场机会一定会到来。果然从2006年市场行情开始好转以后，国信证券多项业务都排在前面。后来证监会每年对证券公司进行综合排名，国信证券很多时候都是第一名。可以说，我到国信证券之后，对证券公司运作管理进行了一系列创新，重新设计了企业的微观制度。一般总经理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是很难马上见效，二是很难全面做起来。
拿投行来说，按国际流程一般分为承揽、承做、承销几个阶段。但我理解在中国不能采用这种体制，因为这需要流程管理之间高度配合，效率才能高。因此，我设计了“准合伙人制度”。我对投行的人说，只要遵守规则就相当于有了投行牌照，作为总经理必须对承销保荐的公司负全责，出了问题就找你。采取这种方式以后，国信证券吸引了大量的外部人才和力量，当时仅投行事业部就接近20个业务部门。
研究上，我在行业率先推行了“首席分析师”制度。我是证券行业第一个为首席分析师定价的人。证券分析师自己创造的价值往往与公司的判断不一样。很多证券公司办了研究所之后，发现没什么作用，后来骑虎难下，有作用的人也没有得到价值认定。我创建首席分析师制度，首先是定价，如果分析师水平在行业领先，薪酬30-50万，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当然前提是必须达到标准。还有我们给首席分析师的待遇很高，配有独立办公室，可以自选秘书一名，帮助解决文书方面的工作。配备独立办公室是为了便于首席分析师工作，也为保守商业机密创造了条件。
我在国信证券工作了将近12年，在经纪、投行、研究、资管、自营这五大核心领域，基本上都形成了一整套体系，这也是对我职业人生的全面考验。12年间，我做到了每次开会都有录音和纪要，所有资料必须留存，所有决议每个人都要签字。在公司管理上很到位，权力下放也很多，但运作都很有序，因为内在要求其实很高。
但是工作超过10年以后，我就感觉要离开了。十年一转折，这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定律。
问：在国信证券任职期间，您倾力改革，创造出令市场瞩目的“红岭中模式”和“泰然九模式”，并推出“准企业家制度”和“准合伙人”制度；如今您投身场外市场，积极探索新型交易市场的理念和形态，似乎一直都在扮演着金融行业“开拓者”的角色，能否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所经历和理解的所谓“创新”呢？
胡：我的职业习惯是做一件事情就要想办法达到相关领域的最高境界，并且要寻找到最佳方式。首先要判断一件事该怎么做，并且通过不断学习寻找理论依据。如果所做的事情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就有可能不正确。比如我在国信证券营业部推行的“准企业家制度”，如果只是简单放权，那会出现很多问题。我推行这套制度的关键在于明确了责权利边界，这是必备条件。而且“企业家”这个称谓能够提升大家对岗位的认可程度。人往往都是这样，只要认可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有分量。
每到一个地方工作，我推行的制度或改革从理论上都是可以解释的。像“多星点联邦制”，由若干个体构成一个整体，联邦就做联邦的事，各体就做个体的事。这样责权利划分很清晰，整个战略很明确，效率也最高。来到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之后，我又开始探索区域股权市场的一整套运作体系。
现在区域股权市场整个框架与我们这几年在前线的实践有很大关系。我首先认为股权交易中心不能走交易所的路子，弄清楚这一点之后才开始一步步探索。我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探索的这套体系，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走在了全国前列。我对股权市场一套理论有完整的思考，这既要求高度专业化，同时又要对整个资本市场有非常系统的经历，才能说得清楚。很多人心目当中只有交易所市场，没有其他的市场组织形式。我当年一出来的时候，前海股权交易中心在运作机制和制度设计层面就已经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一开始公司全部是国有企业出资，运作了两年多以后，又引入了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按照市场化方式一步步运作。
问：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成立五年来，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套沪深交易所之外的新兴业务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国场外市场发展的风向标。您对于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下一步的规划或是未来的构想是什么呢？
胡：我一直认为，交易所市场筹集的钱很少真正用到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为了推高交易。如果我建设一个新的市场，要实现企业与资金的真正对接，中间环节会比较简单，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
区域股权市场如果做成了，会比传统的证券公司前景大得多，我对此充满期待和信心。可以从以下几点说明：首先，交易所是高度工业文明的产物，通过交易所能募集工业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这是最快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而且能够让普通人参与投资，同时能够极大扩大企业规模。交易所的巨大弊端在于只有极少数企业才能适应，而且必须是相对成熟的企业。其次，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社会，特点是个性化、多元化、多变性，这都是新型企业形态出现的原因。
德鲁克提出，21世纪的企业形态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企业形态相当于音乐乐队，它的组合音响是各种乐器构成的，彼此间没有高低，没有层级，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根据统一的标准和目标来完成事情，这不同于工业文明下的科层体系；第二种企业形态相当于球队，每一位成员都能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要根据对手变化情况不断调整。所以，当小型化、多元化、易变性的企业大量出现以后，交易所的组织方式就不适应了。股权市场的出现，恰好有望解决交易所高度标准化的问题。再次，信息文明出现之后，信息成本降低到了可以忽悠不计的程度。原来交易所市场维持运营需要一个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但这么做的刚性成本和潜在成本都很高。其实有些市场理论假设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在没有时间差的情况下随时掌握企业变化，强制性信息披露只是增强了这方面的有效性。现在信息成本很低，我们通过股权市场基本上有希望实现上面说的目标。特别是未来5G出现以后，能更有效地呈现企业状况。最后，工业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在于，任何事物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方式来表达和解释。我们通常会用财务指标来揭示企业状况，任何企业都可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但不足在于财务指标越来越难以反映企业的全部状况，特别是阶段性差异。信息文明出现以后，既能从财务、也能从“画像”等多个层面来呈现企业状况。总之，股权市场未来前景非常巨大。
美国未来学家戴维·霍尔写了一本书叫《大转折时代》，认为人类从2010年开始进入了一个大转折时期，其中提到10年之后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于现有交易所的新型交易所。另外，区块链技术虽然仍处于争论阶段，目前主要运用在比特币、以太坊等领域，但这一技术的出现为新型交易所运作提供了基础。我期待今后私募股权交易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破题。如果这个目标真能实现，未来区域股权市场的意义就真正体现出来了。这个市场的特征既很简洁，又很贴近现实，它的起点不像交易所那样高度标准化，而且门槛不高。其实中国在交易所的组织体系上是领先的。全世界的场内交易市场都是集中性的，交易所可以说是工业文明社会最高程度的一种垄断，没有哪个领域垄断性有那么强。
中国现在允许各地进行股权市场试验，把非标准股票做成一个相对集中的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创造。通过这种有组织的方式，加上政府出台的一些制度和规定，市场慢慢做起来的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交易所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股票市场，这里是一个非标准化的股权市场，它的运用范围广得多，适应企业的面宽得多。
问：您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特别是深圳这座城市，作为改革桥头堡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亦希望借由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探索，在包括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人才管理改革等多方面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请您从个人经验和理解的角度谈谈深圳改革开放如何再出发？
胡：深圳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创业者和高科技企业的能量越来越大。深圳的市场能量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各种基础都很好。这里的高科技企业上万家，而且民营企业大量崛起，像华为、腾讯已成为本土的标杆企业。民营企业机制的好处在于对事情的理解和运作的专业性，以及对人才的集聚作用。当然完全市场化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民营企业的领头人境界不高，企业想做大不太可能；反之，企业能量就会很强。华为就是最典型的。
深圳创投机构的数量在全国居于前列，未来有望超过北京、上海。有位英国人甚至认为，深圳的创投力量在全世界都属于前列。另外深交所对创业者的激励和它所带来的信息量也是其他地方很难相比的，人才和信息都在这里交汇。
广东每个阶段都能创造出一个全国性的题材。从之前的“前海自贸区”到现在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湾区本来是对自然形态的描绘，现在有了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推动，就完全不一样了。最近深圳开出了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这是新的风向标。深圳几乎每个领域都有很前沿的公司和很前沿的做法。回想上世纪80年代，深圳已经慢慢开始聚集全国的精英，比如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90年代初又有了深交所的出现。可以说，深圳现在总体能量很大，有很多市场最前沿的东西。美国人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日本第一》，从若干领域总结了哪些方面日本是第一的。深圳现在也有很多排名第一的领域，而且潜力巨大。
问：您从1996年起就开始担任五道口的硕士生导师，目前指导过27名硕士生。您能回忆起当时是怎样一个契机促成了您跟道口的缘分吗？虽然平时公务繁忙，但是却一直很关心学生们的学习与事业发展。跟学生之间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胡：当时我在证监会编写《证券知识读本》，有一个周末回来，戈志喜当时是五道口的招生老师，打电话让我去做一回五道口学生的论文答辩老师。在论文答辩过程中，有位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不服，起了争论，一时冷场。在这种情况下，记得我从相关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一路解释下来，讲完之后大家都不再争论了。后来戈老师就请我去五道口当导师，并且派了一位学生过来。从此我就开始指导五道口的学生写研究报告，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带学生。
首先，清华的学生天分卓越，非常优秀，跟他们打交道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第二，我内心对人才非常敬重和喜欢，如果我发现学生有潜力，工作安排上也可以考虑。在和学生的交往过程当中，不管是选课题，还是讨论社会或者人生层面的一些问题，我都会和他们交流。该提要求时提要求，该谈心时谈心，目的是帮助学生走上人生更高的阶梯。我首先要求学生认真对待论文，要不断挑战自己，要把论文当作以后工作最好的敲门砖。我期待学生不管走到哪里，别人都能通过论文认可他的专业水平。我偶尔也会和学生们交流我的职业经历。学金融的人，掌握书本知识其实只是极少的部分，对周围事情如何判断才最重要。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如果能为学生成功做一点事情，我会非常开心。总之，日常有机会的时候，我会跟学生交流个人对社会上一些事情的理解。无论作为领导还是老师，我传递的思想基本比较正确，用自己的方式无形中去影响学生，传导正能量，包括对他们前景的鼓励。
问：自1981年成立以来，五道口金融学院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为我国的金融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因为您自身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所以想请您为未来中国金融教育和金融人才培养提一些建议？
胡：人才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想五道口是不是应该在“美”和“劳”方面再多投入一些经历。说起“美”，我对工作的要求区别于一般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会一味追求功能性，而忽略了人们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我当时在深交所招聘研究员，一份通知表达什么内容、怎么设计都有讲究，要让录取者感到备受鼓舞；招聘的一整套场景设计要让应聘人员感受到一种新的意境。国信证券每年举办年会，大家从一进入酒店就能感受到整个公司的层次和追求的境界。“美”的作用相当大，还能陶冶情操。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虽然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但并不是终点，我们可以学习，但也不能盲目。一个人过分崇洋媚外，会降低自己的认知能力。一位哲学家曾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一个人的专业化程度越深，与外界就会越隔离。其实强调的重点就是人要有自己的认知能力，不能太受外界影响。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文明代表的发展模式具有终结性。现在美国文明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需要我们重新探讨。原来美国通过殖民、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等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工。比如美国做设计，非洲提供原料，中国提供加工厂，这是所谓的华盛顿模式。现在习近平主席探索的是另一种模式，我们倡导的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也是一种文明传播。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达成共赢，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