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父亲甘培根离开我已经八年了，今年是他的九十诞辰年。最近在整理他的手稿时，我突然感到自己应该写些东西，以纪念父亲多年来为我国金融事业做出的贡献，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把父亲的正能量传给下一代。父亲的一生是久经磨难的一生，是中国千万知识分子经历的缩影，是中国历史变革进程的见证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他，使他的后半生为党和人民，为国家的金融事业做出一些贡献。
爱情与磨难
父亲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地主家庭，上面有4个姐姐，取名：梅、兰、竹、菊，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故取名培根，也许是希望他给甘氏家族培育更多的根。爸爸从小聪慧，书念得极好，他曾经多次夸自己“我42年考大学时，一下考取武汉、重庆、燕京等五所知名大学，结果我选择上燕京，因为燕京是从北平迁到成都的，是自己慕名已久的。”他上的经济系。正是在这所学校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康力。母亲是在父亲上大二时从上海金陵女大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母亲的二姐与父亲是同班同学，也学经济的。（后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母亲的出身颇为显赫。其父康心之是四川美丰银行董事、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顾问，并开办“国民公报”，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起到很大的宣传抗日的作用。他还开有煤矿、航运。而他又是一位爱国人士，与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交往甚密。抗战时期，我姥爷在重庆领事巷10号的院落就是共产党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1941年6月，在周恩来同志关怀指导下，经王昆仑、屈武、许宝驹、王炳南等同志酝酿筹划“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的成立会，就是在领事巷10号姥爷家的后花园，屈武先生的住所内召开的。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了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
我的父母家境并不相同，但他们从相识到相爱，相濡以沫几十年，风雨同舟几十年，他们的爱是经得住痛苦离别的考验，经得住艰苦岁月的磨砺。
父亲在1948年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出国留学考试，远渡重洋去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攻读金融专业硕士学位。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他由于思乡心切，结果连学位证书也顾不上拿，就匆忙踏上了最后一班免费运送留学生回国的客轮，自然也就成为了今天所谓的“海归”派。（从1991年起，他享受国务院发给的“建国初期回国定居专家特殊津贴”）。父亲回国后，因为姥爷被周恩来总理召到北京，父母亲带上我也就随同到京。父亲被分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管理处工作，（后改名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文革后许多人调到中国银行总行工作）母亲分到北京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当编辑，当时我只有2岁。
父亲凭着他的业务能力及水平在银行工作如鱼得水他被重用提拔。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我记得那时我家的生活是很幸福美满的。我家住在西四北大街一个大院里，是银行宿舍，房子是八角窗的两层小洋楼，我家在一层，屋里亮堂极了，母亲还在窗台上摆了许多盆五彩的鲜花。我记得那时候我家就有个小的卫生间，晚上放个盆就能洗澡，这在当时就是相当好的待遇了。我觉得那段时光是最欢快的了。
哪想到，风云突变。195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我下学在院里玩时，有个同学拿了张报纸让我看，说是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说我父亲是人民银行揪出的“甘归反党集团”（甘培根归淇章右派小集团）的骨干。我当时还不是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一定不是好事。我的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绘画水平很高，后来生病住院时还画过小人书呢。他的二胡拉得也好，在家里经常与母亲表演京戏给我和小弟看。他的书法也不错，至今我和小弟家里都挂有父亲写的墨宝。听母亲讲，父亲的交谊舞跳得特棒，在大学的周末舞会上总能见到他和母亲优美的舞姿。他身高1米78，能拉会舞，爱打球，是个相当活跃的文体骨干，因此在总行他兼任工会组长，负责组织职工业余生活，出墙报、办舞会等，而他的错误是在履行工会职责时，把一些人发表的文章贴在墙报上，没想到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后来被划成了右派，他就被牵连进去了，并被诬陷为“小集团”的头目。我那时还不懂右派是什么，只记得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和5岁的弟弟到火车站送爸爸，说是要去很远的地方，事后我才知道父亲被送到北大荒853农场劳动改造（黑龙江省虎林县）。爸爸一走，我们家的日子也一落千丈，母亲因为父亲的问题从党报调到一所中学教语文，我们家搬到了南城香厂路。我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来，那是一座旧社会妓院改造的房子。一迈进大门是个带天井的木质二层小楼，走上只有一人宽的昏暗的楼梯时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二楼是一圈房，一间挨一间，门前狭窄的过道放着家家做饭的煤炉，走过时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撞在火上烫着。妈妈那时最担心火灾，她常念叨“要是这里着火，谁也跑不出去，只能从楼上跳下去”。我们的屋子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透气窗，而窗外是一个橡胶厂，每天下午定时响起鼓风机声，如果不及时关上窗，进来的全是黑色煤渣。屋里是全天候需开灯才能生活。爸爸走了，他的工资也没了，一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好在还有姥爷和二姨的资助，我们顽强地生活着。那时我只感到爸爸每星期都会给妈妈来信，而且是一写好多页纸，在信中爸爸总是讲北大荒的趣事，很少谈及他的痛苦。爸爸信中告诉我们，他被分在农场炊事班，这是农场最好的工作了，只是每天要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从河里挑几十担水。好在是炊事班，起码可以填饱肚子，在60年代初才没有被饿死。我知道封封家信是支撑父亲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精神支柱，母亲不离不弃的爱情、儿女天真无邪的亲情给了父亲活下来的信心和勇气。他每封信都表示自己一定认真改造世界观，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但是沉重的心理压力，艰苦的劳动环境，落后的医疗条件，终于使他病倒了，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以至于1960年春夏之际，他发着高烧，孤独地躺在场区医院两个多月。当时通讯条件还很差，爸爸在信中又不愿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母亲，所以当母亲得到消息时，父亲的病已到了医院认为非截肢才能保住性命的时候。记得那天我放学回家，只见母亲在家中匆忙准备行装，说是要只身一人去北大荒救父亲。母亲是一位胆大心细的女人，干事泼辣果断，给我留下些生活费，叮嘱我照看好小弟，毅然地提着个旅行袋去了火车站。当她一人深夜从北大荒小火车上下来时，四周是一望无垠的荒野，茫茫黑夜，不时还听到狼嚎声。下车时列车员手指远方一排灯光，告诉母亲朝灯光处走就是医院。母亲后来告诉我们，那时她只想早点到医院看看父亲的病情，所以当时一点都不怕，她右手握根木棍，左手举着手电筒，踏在积雪融化的茫茫荒野上，朝着远处的灯光走去。在父亲生命垂危时刻，母亲同医院派出的两位大夫护士用担架把父亲抬上回北京的火车。父亲的腿在协和医院保住了。因为当时没有人工关节，只能用钢钉将腿固定连接起来，所以左腿短了一截，成了残疾人。那年他才35岁。是母亲的勇敢行动挽救了父亲的生命，所以几十年来，父亲一直把母亲视为救命恩人，他们是经得住政治迫害和艰苦生活考验的。
打我记事以来，从没见他们红过脸，吵过嘴，总是相敬如宾。父亲有非常出色的厨艺，在79年没有复出工作前，家里饭菜都是他做，炒得一手地道川菜，北方的面食也样样精通。后来工作忙了，就再也没下过厨房了，全由母亲全天候的照顾。因此父亲常说“是你母亲救了我，是他鼓励我要身残志坚，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没有她的照顾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这一生中欠她的实在太多、太多。”以至于当母亲99年患癌症走后，父亲悲痛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整个人全垮了。他让我把屋子里挂着的母亲照片全收在相册里，把两人住过的卧室关上门，自己搬到小书房住，生怕触景生情。他一下苍老了许多，我只好给他调房搬家，离开令他伤心不已的地方。
事业与品格
父亲回到北京病好后，被安排到人民银行参事室搞史料。是母亲的细心照料和精神鼓舞，是家庭的和睦生活使他能静下心来用自己在燕京大学所学的知识，潜心搜集、整理研究了中国近代货币史料。他参与编纂并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二、三辑。这套书集中了从清朝到北洋军阀、民国政府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对研究我国的金融货币和银行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运用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与人合译并出版了60万字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和“汇丰银行百年简史”，为今后撰写在华外资银行丛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父亲多年的心血对于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讲，这是对货币银行档案资料的一次历史性抢救，它为中国近代货币银行史填补了一块巨大的空白。
直到1979年，父亲被错划“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纠正，他在政治上真正获得新生，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春。不久，他从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的一名一等行员提升为该所的副所长（1980-1994），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1987-1992）。
20世纪80年代，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落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一度造成了银行资金短缺，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当时作为从事几十年金融研究的父亲来讲，他是急在心里，于是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向中央提出许多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他们编写了“中央银行比较研究”一书，对美、德等国中央银行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介绍了西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以及如何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内容，提出了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指出央行不宜与政府财政部门距离太近，因为银行是发行货币的机构，财政部是花钱的机构，如果它们之间“不分彼此”，那财政部门随便花钱就太容易了，这是许多国家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段日子里，为了促进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父亲与人合编了“外国银行制度与业务”一书，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商业银行的理论、业务范围、资产负债管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央电大金融系的教材。父亲还亲自授课，拄着拐杖走上电大的讲台。在这段兼职电大授课的日子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全国几十万返乡知青选择了读电大、夜大这条汲取知识的途径。就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山区县人民银行里有位普通的员工勤奋地上着电大，汲取着知识的力量，也就是在电视学习中她知道了我父亲。当她在学习中遇到不解之处时就想到给我父亲打电话或写信咨询。父亲每次都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信件回答她的问题，修改她的作业和论文，两个从未谋面的师生关系就这么联系起来。在她电大毕业多年后，利用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来家看我父母，感谢父亲多年来对她的帮助，当时母亲还特意买了件漂亮的毛衣送她留作纪念。至今父母亲已走多年，但她仍然时常在遥远的地方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互相问候，成为我的一个异乡妹子。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好老师。
父亲的后半生最令他引以自豪的业绩就是在总行领导支持下，参与创建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1-1994，研究生部主任。1994-2001，名誉主任）1981年，在北京西郊五道口原东升公社卫生院的旧址上，盖起了一座工字型二层小红楼，就是在这座极普通的小楼里培养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金融高端人才。在那段创业的日子里，父亲拖着半残的身躯先后7次到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讲学。为了使学生们的学习不与国际金融脱轨，人民银行总行专门聘请了北大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和人大的黄达担任研究生部的顾问和教授。父亲还联系到许多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卓有成就的燕京大学校友担任导师或帮忙讲学，同时长期聘请美国专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讲学。由于教学的成功，研究生部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许多国外报刊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誉为“中国银行家的摇篮”、“中国的哈佛商学院”。从这里走出的96%的毕业生在金融系统工作，21%在银行系统工作，还有三成活跃在证券市场上。现如今我国金融市场上的精英曾是父亲的学生，例如原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是第一任班长；曾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副局长的胡晓炼、魏本华；中国农发行监事会主席刘自强等。而更多的学生则是走进了中国金融改革大潮之中，82级的刘渝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银行--招商银行；82级的廖熙文担任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85级的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鸟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2012年与清华大学合并，改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三十年来，这所学校为我国金融战线培育出大批精英人才。父亲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与同学们结下了难忘的师生情谊。在学校为父亲办的80大寿的生日聚会上，许许多多的学生给父亲送上鲜花和蛋糕，与他合影送上祝福的话语。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大好了，主要是心肺功能差，走路多些就喘。但是在那么多学生面前，父亲笑得是那么开心，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表情，这也是我看到他自母亲走后最高兴的一天。他经常对我讲的一句话就是“我永远是一位老师，我愿永远不离开他们”。因此当父亲2006年离世后，他的学生--上海同学会的学生们为他打造了一座重2吨的铜像，以表全体学生对他的尊敬与爱戴。如今这座铜像安放在学校三楼会议厅中，周围常年摆放着鲜花与翠竹，而我的父亲真正实现了永远与他的学生在一起的夙愿。
2013年4月25日，甘培根老师儿女来访，与铜像合影
（左为甘培根的儿子甘平，右为女儿甘育群）
父亲的政治活动是从1988年，已步入晚年才开始的。他先后当选两届民革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委、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并被推选为财政预算协商监督小组组长，一当就是十几年。这个小组利用自己的金融专长，加强对财政预算收支情况的监督，进一步发挥了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及时根据发现的问题向市政府提出金融方面的建议。在参政议政方面，父亲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大胆抒发自己的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在我国治理第一次通货膨胀时期，民革中央的一份建议曾多次受到国务院领导的表扬，那份建议就是由父亲亲自执笔写的。在2004年父亲提出建立京津唐大金融区，建立环渤海银行的建议，2005年1月17日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在天津组建渤海银行。我记得听到这个消息那天，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非要我们全家出去吃烤鸭庆贺一下。
父亲坎坷的经历，残疾的身躯，使他性格变化很大。病后痊愈的父亲很少练字画画了，也不拉二胡了，他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业务、工作。但他几十年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晚收听英语广播，这是雷打不动的。因此他的外语水平很高，多次出国开会、讲学都不用带翻译。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极虚弱时，躺在病床上他这一习惯也坚持着。
父亲一辈子研究钱，但他廉洁清正，凡是跟钱沾边的东西他一概不收。由于腿不方便，单位给他配了车，有几次我弟弟回国探亲，父亲坐车去机场接他，回来都让司机去财务交费，后来连司机和财务人员都对父亲的“死心眼”表示很无奈，还开玩笑让父亲一次交足全年使用费。记得有一天晚上，河南人行的一个熟人来家看父亲，带了一箱小磨香油。第二天父亲上班时就让司机把这箱香油拿到校食堂“充公”了。
我的父亲经受过那么多的磨难与坎坷，但他始终热爱自己的工作和学生，很少谈及个人过去的不幸遭遇，而是放眼未来，时时关心着国家金融事业的改革。有一件事令我多年不忘，记得在2000年9月的一天，父亲去参加“50年代中行人联谊聚会”活动。去的人都是50年代曾经在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处（局）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过的老同志。这些已阔别几十个春秋的50年代的中行老同志久别重逢，虽说都是两鬓斑白，但他们是我们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在这个联谊会上使我父亲最没想到的是原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同志当着一百多位老同僚走上讲台公开向父亲道歉，他说：“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我也有过错，曾经伤害了一些同志，警如甘培根等同志，他就曾经被错划为甘归集团的头头。这个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也早已得到了平反，但我心里总还是有一块疙瘩，今天我想借此机会把这个疙瘩解开。过去我没有向甘培根同志做过赔礼道歉的表示，虽然他对我一直很尊重，也很原谅，但我作为在这件事情上参与过的人，良心上总感不安，我要趁今天这次见面机会，向甘培根等同志正式赔礼道歉，请你们原谅！”当时全场一阵掌声。父亲事后告诉我，当时听了尚行长这番真诚道歉，虽说是在几十年后，但父亲激动得不得了，他拄着拐杖的手都颤抖了，当即也上台讲了一番话，他说：我今天特别兴奋，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不到过去的苦水里品尝，便不知道今天生活的甘甜；不到北大荒体会零下42度严寒，便不知道北京的冬天并不寒冷。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有些事又是难以预料的，处逆境时不能绝望，处顺境时不要骄傲。我参加银行工作五十多年，曾有几个想不到：想不到57年会出问题；想不到下放东北第二年会“摘帽”；想不到35岁时变成了残疾人；想不到划为“右派”还能留在北京。1957年的事是受大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影响，谁也怪不了，何况尚明同志本身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尚明同志对“甘归集团”特别是对我老甘表示道歉，使我深受感动。我要说一句话“尚明同志我感谢你！”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我看到了父亲豁达坦荡的胸襟，他能不计前嫌，笑对人生，也正是这种品格和情操使他在晚年能为国家在金融战线上做出贡献，成为学生们永远尊敬的甘老师！
201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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