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旭，中共党员，1955年11月生于四川省乐山市。198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原四川财经学院），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唐旭先生选择了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历任科研处研究人员、教务处副处长、教研处处长、研究生部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等职，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培训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译著、编著10多部。从90年代起，一直享受政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发放的国家津贴。

　　一

　　1999年4月26日，一个平常的日子，我有幸认识了唐旭教授。那一天，我满怀豪情来到中国的“哈佛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接受复试。复试的主考官就是这位金融专家，当时他已经是研究生部主任、著名的金融学者。复试过程中，他的谦逊、平和、细致、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翻开唐旭教授的简历，很容易给人一种学识渊博、“官运亨通”的感觉。在学识上，唐旭教授发表60余篇文章、出版10多本专著、译著，还是博士生导师，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经济专题专家评论节目。在做领导方面，从1987年当副处长算起，到1994年升任为副局级只用了7年时间，到2001年升任为局级干部，总共只用了14年时间，这对于普通人而言，理所当然可以称得上“官运亨通”了。

　　同很多人一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过乡，干过农活，种地、伐木、造房……在乐山东风航运社当过纤夫，在长江上拉过船，什么苦都吃过。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个性基础。

　　二

　　穷则变，变则通。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于一个人来说更是这样。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变迁，也许更多的是个人的造化，1979年，不甘就此碌碌无为的他成功地考上了四川财经学院（后来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学习货币银行学专业。

　　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命运之神赐予的，而是自己通过艰辛努力创造的。在大学期间，唐旭先生除了勤奋苦练、苦学外，还默默地为自己定下了更高的目标。1982年深秋，眼看大学就要毕业了，是等待毕业分配，还是继续报考研究生？命运之神往往在关键时刻让人自己做出艰难的抉择。眼光深邃、触角敏锐的他选择了后者，报考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那年，研究生部办学才短短一年多时间，刚招收过两届学生，但是，由于她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部，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有一定畏惧感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在四川上学的大学生，要想考入在北京的、由中央部委直接办学的研究生部，是要有勇气的。他没有管这些，只知道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学习，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时代在变革、在发展，人的知识也必须跟着时代前进、更新，否则就会被时代抛弃。确实，报考研究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是这样，在20年前更是这样。当时的大学生英语水平不高，特别是他们这样的“大龄大学生”，学习英文更难。就考英语这一门，对于许多人来说已是望而却步了，甭说还要考极难作答的专业课。专业课考两道论述题，各50分，题量小，看似简单，但是要答对、答好却不容易。难点在于考试试题在教科书上基本上找不到答案，考题本身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对于一般人这就犯难了。然而，千难万难都没有难倒他，他不仅成功地考上了这所学校，而且还是83级考生中的总分第一名。

　　三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选择，成就了他的现在和未来，而且正是这所学校成了他苦心经营的“事业”。

　　1983年初秋，他从成都赶到北京，踏进了研究生部的大门。从踏进研究生部的校门开始，他就立下了“为中国金融事业而学习”的宏伟志向。地域的突然改变使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变了，老师变了，同学变了。

　　然而最大的变化应该是结识了中国经济、金融界的泰斗人物，其中有陈岱孙、刘鸿儒、黄达、厉以宁等，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中国经济、金融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一向追求精神满足的他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福音”，或者找到了期盼已久的东西。当时，在刘鸿儒等一批实业界人士的教导下，研究生部的学生们思维非常活跃，认识非常超前。

　　1984年，研究生部23名学生集体向中国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提交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除了扎扎实实学习基础课外，他还经常翻阅报纸、杂志，阅读为数不多的外文书刊。时常，就自己思考的问题与同学讨论，就不理解或者不完理解的问题主动向老师求教。他在学习上积极进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扎进了学习当中。他深深地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此，除了上课，课余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图书馆，他不想荒废哪怕是一点儿时间。尽管在学习上花了不少时间，在社团活动上他也不甘落后，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主席，这锻炼了他的领导才能，为他日后步入领导岗位做领导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1984年-1985年，我国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信贷失控和通货膨胀。如何看待、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又非常重要。解决得不好，整个金融体制改革可能会前功尽弃。因为，在这之前，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部署要发展商品经济，问题就出来了，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就会背上改革失败“黑锅”。在他看来，信贷失控之所以酿成了通货膨胀，是因为没有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央银行体系没有确立，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信贷调控手段和机制。如果建立了中央银行体系，就可以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调控和引导专业银行的信贷，那么就不会出现失控了。为了提出更加完整的政策建议，为了给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他选择了货币政策这个课题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的信贷失控、通货膨胀找到解决方案。这个课题在当时比较超前，因此无形中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尽管很难，但是并没有难倒他。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查资料，找数据，与导师探讨……最后提交了《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学术论文，并作为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他的这一篇论文还对发展我国国债市场---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的必备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这为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我国国债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依据。

　　不仅如此，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他还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紧密地跟踪并分析了我国金融运行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银行的存贷款关系、我国储蓄情况以及资金市场发展的问题等。对这些问题分析后，分别撰写并发表了卓有成效的论文。如“我国银行的存贷款关系及其政策抉择”、“中外储蓄比较研究”，先后于1984年7月和1985年1月在《金融研究》上发表。当时，能够发表自己学术文章很不容易，一方面期刊本身很少，经济方面的刊物更少，另一方面，发表一篇文章之前对文章的审查非常严格。尽管发表文章很难，他却在短短3年时间里，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都发表在了国内一流学术期刊上。

　　四

　　1986年，硕士毕业后，唐旭先生毅然地选择了留校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然而，当时他的同学都不理解他的选择。作为一名学术“高产者”，怎么也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而他自己觉得，研究生部更适合他进一步发展。他开玩笑说：你们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支援，金融改革更需要理论支持和人才队伍嘛。的确，在那个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方兴未艾，最紧缺的是真正懂金融、懂银行的高级管理人才，而并不缺少高级职位。那时候，硕士毕业生只要投身到改革和实践中去，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一份好的职位和一份相对丰厚的工资。但是，要保证持续地向改革输送人才，必须有一部分人留在校园里，心甘情愿做园丁。正是出于这点考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才得以诞生，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毅然选择了留校治学、办学这条路。

　　他选择留校，留给他的是什么呢？没有丰厚的报酬，没有高级职位。留给他的是一间小屋：在楼道的拐角处，阴暗，不通风，没有对外的窗户，即使白天也不得不开灯。这对于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生部留给了他治学、办学最好的“土壤”。他早就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义无反顾地坚持走了这一条道路。

　　就这样，从住进那间小房子开始，就注定了他将靠自己创造一个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就是在那间小房子里，他反复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的《货币、利息与就业通论》等专著，研究西方货币理论，着眼于考察和分析中国金融业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这一个阶段，勤奋、博学、钻研为他后来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要从事科研工作，英语这一关必须拿下，否则国外经济、金融研究前沿没法把握。于是，也就是在那间小房子里，他加倍努力学习英语：背单词、练口语、看英文专著。这为他对外社交、从事外向型研究、金融前沿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

　　勤奋的耕耘，很快有了回报。1986年，刚留校工作第一年的他就编写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原理》。这谱写了他著书立学的序曲。随后不久，又组织人员编写《现代金融丛书》，共七本，任主编，1987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2004 年10 月，唐旭在英国剑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向严谨治学、努力进取的他在学术上一步一个台阶，踏踏实实地向更高层次迈进。“实践呼唤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是一个不变的定律。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新的知识、理论指导金融进一步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再度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人认为是“价格闯关”酿成的灾难，彻底地否认改革的成绩，有人认为是经济过热的表现，归咎于政策失误，也有认为是价格市场化的合理表现。通过研究，不断深化认识，他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体制变革的因素，也有政策导向失误的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对开放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民币对外如何定价。在1985-1993年这段时间，我国一直实行“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双轨制，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造成了严重的外汇黑市交易，市面上存在多重汇率局面，包括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学者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唐旭教授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理论根据，让理论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摸索经验。在1990-199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一直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翻译了著名国际金融学者科普兰的名著：《汇率与国际金融》，这本书于1992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2002年这本书的新版被重新翻译、再度发行。这一次尝试，实现了他从货币银行单方面研究向货币银行、国际金融多方面研究转变。随后不久，在国际金融领域他不断地出版著作，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随后，基本上每年都有著作出版。如：1992年他与张睿合作编著《金融国际惯例》，获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奖；同年，他还与甘培根等人合作编写《外国金融制度与业务》；1993年参与由刘鸿儒主编的《金融基础知识》，获1995年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还有《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基础知识问答》、《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等著作，并有《最新国际金融技术指南》、“当代金融名著译丛”（共十本），等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融基础知识》这本书字数虽少，但概括得非常精炼，也有不少新观念。

　　网上对我国经济学家著述的引用率有过统计，唐旭老师的书特别是基础理论著述的引用率，2007年前后一度排名前三位，其实用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这个阶段，除了著书立说外，他还紧密地跟踪国内、国际金融发展趋势，不断地发表自己的文章、看法，学术论文多达50余篇，有的研究股份制，有的探讨证券市场，有的涉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还有关于国际金融的，等等。

　　从他著作、论文的历史脉络分析，我有一种感觉，不但成果累累，而且可以看出他始终站在金融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就拿1998年翻译出版“当代金融名著译丛”来说吧，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着手做过这件事。但是，他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与金融将很快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去。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的准备都不足，因此需要有学者出来组织起一批力量，将国际上权威的金融学著作介绍进来，让我们能够跟上变化中的趋势。然而，如何选择要翻译的著作，什么样的理论与实务是国内经济金融发展所急需的，这也需要组织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深刻了解。而他多年从事金融研究，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经常驻足国际学术书架，他的眼光，他对理论与实务的多年研究，使他具备了这样的潜质。因此，出版社对于他的翻译计划，从怀疑到欢迎。事实证明，这套翻译著作成为国内出版业、学术界效仿的样板。目前，这一套书多次印刷，多次脱销，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并作为许多高校的参考教材，也给出版社带来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说他始终站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还有一个极好的例子，那就是1999年他主编并出版《金融理论前沿专题》，这本书是他邀集了十多位青年学者撰写的，也是受到读者的高度欢迎，三年的发行量近8万册。最近他组织编写了前沿专题的第二辑。2002年年初，他在阅读国外学术文献时，发现了行为金融理论在欧美流行起来，以他那敏锐的触角，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学科。于是，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收集、整理大量相关材料，编写一些文章。在2002年10月5日西南财经大学举行50周年庆典上，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向大家简要介绍了金融行为理论的发展情况，特别提到这个理论迟早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预测来的那么快，果不其然10月8日诺贝尔评奖揭晓，行为金融理论获得了这项殊荣。

　　除了出专著、写论文外，他还积极活跃在各种研讨、学术社团活动中，要么担任研讨会顾问，要么担任学术社团理事等职。在参与研讨会中，作为顾问，他曾提交多篇专题研究报告，受到业界好评和重视。

唐旭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五

　　谈起办学经验，唐旭教授认为，一所学校办得是否成功，不在乎其规模大小，而在于培养的学生是否具有较高的素质，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在于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否有自己的特色。为了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了办出自己的特色，研究生部办学走过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教师、导师制度上，坚持聘用制。他认为，采取聘用制，相对于传统的教师制度，具有许多优点：一是可以降低开支，因为不用给聘用的教师、导师提供待遇福利住房等；二是每年对任课教师、导师进行评价，根据教师的授课情况和学生的反馈决定是否继续聘用，还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对教师队伍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方面，始终坚持保持国内领先，并与国际接轨。在发展方向上，他认为研究生部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培养实务型的硕士研究生和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为金融系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在内）进行干部培训。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优势互补”，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培训干部一起学习，有利于在校研究生增加对实际工作的了解，这与研究生部培养实务型人才的宗旨相一致；接受培训的人员和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一起学习和交流，能有更多的收获和更大的提高。目前，研究生部正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前进。除此以外，他还提出和坚持开放式办学。每年高薪聘请国外大学、研究机构的教授来学校讲课，他认为，国外的好教授知识新、知识面广，可以为学生提供最鲜活的知识，花高价值得。

　　时光荏苒，唐旭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这三年来五道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眼间我在清华五道口校友办工作也近三年的时间了，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在联系服务校友的过程中，唐老师如何和校友们相处的情景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常常以他为榜样，不断地鞭策督促自己，提醒自己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让校友工作更加人性化一些。我相信，唐老师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看到五道口校友之间的凝聚力不断的增强，亲如一家人！

　　很想念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