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儒雅的唐旭以一种学术良知和坚韧的意志力，在商业大潮中守住了连一些著名高校都频频退却的防线，他因此获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

　　得知唐旭生病是两年前，兄弟们很震惊，相约去看他，然而传来信息说，他需要静养；得知唐旭病重是半年以前，我出差去上海，用了半天时间，带着兄弟们的嘱托，在沪郊松江一个理疗院里看到他，人瘦削了一圈，病象很重。一个始终善良微笑着的唐旭，一个烟酒不沾生活健康的唐旭，竟然被肺病折磨成这样！相见半分钟，我俩忍着，说不出话来。情绪镇静之后，我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过去，谈身体，谈朋友。我珍惜这次的相见，因为半年之后，即2011年1月28日他去世前3天，我和王承远、张凤鸣兄在301医院看到他时，他已失去了语言（包括肢体语言）表达的能力，从英国赶回来的女儿拉着他的手。我们痛楚地感觉到，这个人间终于难以留住大家所敬重的唐旭兄了！

　　我和唐旭有同乡同窗双重友谊。论年龄他长我8岁，当他在四川乐山青衣江畔当纤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因此，不能体会他早年的苦辛；恢复高考后，他于1979年进入西南财大，我则是1980级学生，师兄师弟在母校的校园里并不熟识。然而，他的勤奋，特别是他考上“五道口”研究生部的事迹，却令我们很钦佩。后来，陆续看到他写的一些文章、编著的货币银行学书籍。师友们聚到一起总要问一问，“唐旭最近又写什么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金融界的青年学者中，唐旭不算是最活跃的，然而，他无疑是最踏实和最有定力的学者之一。鲜有惊人的言语，多是扎实的工作，在金融教学、研究、域外金融论著的译介这些基础性工作层面，唐旭做出了默默的奉献。因而，对于后学者，他的教益更广泛，影响亦持久。

　　大潮中守住了连一些著名高校都频频退却的防线，他因此获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敬。那时，我所供职的银行正在进行初期的业务结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也在酝酿改革信贷规模管理，号召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管理。“不能光做信贷，要多买国债，又安全收益又高！”他对我说。我担任总经理的计划资金部负责全行计划、流动性、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唐旭兄的这些意见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那几年，我们这家规模不大的银行多次成为债券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固定收益颇丰。在2003～2007年我因工作关系辗转于云南、深圳期间，唐旭兄来开会或路过时，总要争取见上一面，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情景恍如昨日。

　　唐旭任职任教五道口研究生部二十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生，他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教员；后来他又做了人总行研究局局长、反洗钱局局长，应该算是金融高级官员。在教员中，他的官位是比较高的；在官员中，他的理论水平是比较高的。然而“两员”之间，他更像一个具有传统人文情怀的教员。在京城的川渝兄弟时常聚会，大都有些豪爽的气质，在杯盘交错、热气腾腾之中享受着同乡同窗的情谊。唐旭是兄长，有空必定参加，然而他总是温和而安静。大家对他称“唐兄”或“唐校长”（当了局长之后也是这样），言谈中较少问他“某某事该怎么办？”更多是问他“某某问题该怎么看？”可见，大家也是倾向于视他为教员的。

　　唐旭走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承受着“数人少一人”的痛楚。在2011年2月12日送别他的悲痛时刻，上千人的队列中，我和童频、任道德、郭晖、凤鸣、承远等兄弟在一起。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细读着人民银行印发的“唐旭同志生平”，其中记述了他早年做过纤夫的经历。是的，他始终是个纤夫，他不仅是川江上的纤夫，更是中国金融界一名勤劳的纤夫！

　　当我于1997年4月从上海来到北京工作时，唐旭已担任五道口研究生部主任职务。多年不见，他拉我去城郊春游，倾谈一日。谈起五道口，他滔滔不绝。“一定要守住，至少硕士生这个环节不能搞在职读！”在接过前辈创业的旗帜之后，唐旭恪守了起码的学术和教育规则，聚天下英才于五道口，使之成为金融学子向往的重镇。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金融界的青年学者中，唐旭不算是最活跃的，然而，他无疑是最踏实和最有定力的学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