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

　　五道口创始人

　　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理事长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受唐旭遗孀李文玲的嘱托，我为唐旭的文集作序，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沉重。他是我亲自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研究生部的教学和发展，我们相依相伴了20多年，感情很深，一时不知从何写起。经与研究生部的几位老师商量，还是重点讲一讲他的学术成就以作纪念。

　　他一生勤勉，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金融著作和论文。他出身贫寒，早年在川江边上做过纤夫，生活困苦。当他自强不息终有所成的时候，他却英年早逝。

　　1983年唐旭从西南财经大学考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后在研究生部扎扎实实工作了20多年，严格管理，改革创新，为研究生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07年，他离开研究生部到人民银行总行机关任职，仍然关心研究生部的工作和教学。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金融教学和学术研究。

　　唐旭为人谦虚，温和，却又坚定，担当。在治学上，唐旭同样坚持了这样的品质。在我的学生中，唐旭并不是天资最聪颖的，但他能够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金融教育和金融研究的第一线。他取得的学术成就，也因此超越了他的大多数同学。

　　唐旭早在研究生部读硕士期间，就对货币与宏观调控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是《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针对当时的信贷失控和通货膨胀，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中央银行体系，才能有效进行信贷调控并控制通胀，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观点。硕士毕业留校后，他又反复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凯恩斯的《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等专著，研究西方货币理论，阅读了大量的英文专著和文章。1986年，他刚留校工作第一年，就编写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原理》一书。

　　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他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区域之间的资金流动就像国际金融中的国际资本流动一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当时缺乏相关数据，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没有系统研究，唐旭不畏困难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并且得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结论。比如，他提出利率应该自由化，同时放开资金流动的限制，从而使资金在各区域之间的配置趋于合理。在区域发展问题上，他认为各地应放开市场，消除封锁；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是一个不平衡-扩散-不平衡-扩散的不断反复过程；并提出继广东等华南地区、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之后，京津联手、辐射整个北方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国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在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观点都得到了印证。

　　上：1995年，唐旭从刘鸿儒老师手中接过博士学位证书

　　中：遥忆当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唐旭

　　下：那些年，唐旭和刘鸿儒老师在一起的日子

　　唐旭并不是那种偏执一隅的学者，这部分是因为他温润的性格和兼容并蓄的作风，部分也是因为研究生部的教学工作客观上要求他接触更广泛的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所以他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拘泥在狭窄的范围内。加之他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理论方面深厚积累，他在货币与宏观调控、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国际金融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

　　在货币与宏观调控方面，他对结构调节和总量调节、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货币政策是否应关注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其他调控手段的配合等方面都有非常中肯的看法。针对我国储蓄存款大大超过增长率的问题，他提出了除“货币化”以外的另一种解释即非金融资产金融化过程，很有说服力。

　　在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方面，唐旭一直关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就呼吁专业银行摆脱“社会功能第一，利润第二”的观念，树立“利润第一”的商业银行理念。此外，他对银行改革道路、分业与混业经营、商业银行资金营销商业银行创新与风险管理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看法。在《不良资产税收与银行准入的开放》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商业银行准入的两个悖论：银行不良资产率高但大量投资者想进入；商业银行整体资本金不足但监管者不愿让投资者进入，并指出了其背后的税收和金融制度方面的原因，提出了只有进行资本监管，才能消除悖论，使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否则迟早会带来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上述理论和西方学者Akelof和Romer在1993年提出的“所有权者的掠夺”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有权者的掠夺”和“经理人的掠夺”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在国际金融领域也颇有造诣。在1990-199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就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翻译了著名国际金融学者科普兰的名著《汇率与国际金融》。随后他与有关同志一道编写了《金融国际惯例》、《外国金融制度与业务》，这两本书都很有影响。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奖，后来，他又指导学生进行了对金融危机预警、人民币实际汇率以及热钱测算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从2004年起，唐旭同时负责研究生部和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主持了《中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以及“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业对外开放”等我国金融发展和改革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思考更加深入系统，更具战略眼光。他提出了金融改革的两个阶段理论：大多数企业改革完成之前，金融改革应该略微滞后；大多数企业已经市场化后，金融改革应该适度超前。在过去，金融改革的滞后形成一个缓冲，从而有效承担了改革成本；在未来，金融改革则会是经济改革的推动力。2004-2008年，他主持了“担保物权改革课题”，代表人民银行提出的八项建议被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全部采纳。这项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人民银行建立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统”，大量中小企业依托该登记系统顺利获得融资，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2006年，唐旭同志因为中国货币政策和金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而被中国金融网和搜狐财经等媒体联合评为“影响中国金融十大专家人物之一”。2007年春，唐旭从研究局到了反洗钱局。和教学研究不同，这是一个新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50岁学吹打”，尽管如此，他还是兢兢业业，从头学起。他致力于建立健全中国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积极努力争取国际领域话语权，大大提升了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国际空间和国内影响力。

　　唐旭为人宽厚但治学严谨，自1998年起，他历时数年，主编并主持翻译了《当代金融名著译丛》（十卷本），为中国金融教学领域系统了解和学习国际最新的微观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践，引入了完善而系统的分析框架。在翻译这套丛书的几年里，他常常为了一段话甚至一个词语查阅各种版本，询问多个专家甚至托朋友和国外的专家逐一核实，若未能明了，一定都会标明，绝不肯含糊过去。真可谓“一名之立，旬日踌躇”。他自己写文章、立著作、甚至给学生讲课，也都是这样一丝不苟的。

　　唐旭沉着稳重，但又敢于创新。从1999年起，他三次主编了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系列丛书，为系统介绍当代金融理论的最新进展，摸索开启了重要的方式和方法，在担任研究生部主任期间，在传统的金融教学方法中，他大胆地引入新的课程、改变教学方法、调整教学体制，为研究生部的学生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唐旭的老师，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深感欣慰，也为他的悄然离去而内心痛惜。斯人已去，生者当思。我就以上面简短的话，作为唐旭遗著出版前言，一方面是对他一生的肯定和纪念；另一方面也希望把他那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记录下来，作为后学者学习的榜样。他对金融理论的这些思考，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