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关涛（1923年11月—1998年8月10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深金融专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八大研究员”之一的虞关涛老师，不仅在金融研究工作中显示出资深的学术造诣，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施展出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为人师表的任劳任怨。通过回顾虞老师75年生平历程与金融专著，更让我们对这样一位为真理和梦想拼搏终身，又如此低调、朴素、乐观的大师级学者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与缅怀之情。

　　光阴沉浮，感悟金融脉搏

　　虞关涛老师出生在1923年的上海，彼时的“东方巴黎”正经历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西方自由主义浪潮冲击，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入西方教会式学堂，接受着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科学教育，虞关涛老师便是这些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爱国学生中的一员，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不懈奋斗。他早年在上海圣芳济学校接受过英、法语专业和西方商业知识的教育，并于1951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的国际贸易专业。

　　虞老师精通多国外语，早在四五十年代便开始从事金融、外汇、财务管理领域主管及外国专著翻译工作。他曾于1945年至1952年间任职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外汇业务部，新中国成立后调任至上海公司合营银行外汇业务部。

　　由于外汇管理及外文译制能力出众，1953年起，虞关涛老师正式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担任英法文国际金融专业翻译，开启了他译制国外经典经济金融学的生涯。1956年至1957年，他带领人民银行翻译小组完成对《美国金元帝国》英译汉、俄译汉两个版本的译制，1980年至1982年，完成《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系列专著两册。数十年间，虞关涛老师的论著和译著已达数千万字，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广的是：1982年出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银行制度》和1985年出版的《凯恩斯以后》。此间，他还主持编纂了几部大型金融专业百科全书，并一直担任《中国金融年鉴》英文版和《中国金融展望》英文版的总译审。

　　1958年，虞关涛老师被错批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在当地工业企业任财务主管。1979年3月，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做出《关于虞关涛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恢复名誉及原行政待遇的同时，调回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

　　二十余年的蛰伏岁月，让虞关涛老师扎根中国基层，了解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最真实的经济和货币问题。如果说青年时代让他放眼全球，感受世界前沿的经济金融脉搏，那中年时代所经历的艰辛与坎坷，则让他把脉到中国金融最真切和最准确的改革方向，同时也炼就了虞老师身上所镌刻的低调行事、无私奉献的精神烙印，而这些特质也是所有接触过虞老师的人所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

　　虞关涛老师在住院病重期间，仍坚持完成了《中国金融年鉴》1997年英文版的终审工作，直到1998年病逝前的一个月，还拖着多次化疗的虚弱病体，亲自审阅了《中国金融展望》1998年英文版，并留下最后的宝贵建议。他对工作始终保持的一丝不苟和高度的责任感，让我们再一次深切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强大信念，这些追求并不会由于所经历的坎坷和痛苦而消磨殆尽，反而浇灌起更为坚毅的不朽力量。

　　学术育人，铸就低调永恒

　　1979年回到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后，虞关涛老师便以其满腔的热忱投入到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工作。他运用资金流量模型得出的“鼓励储蓄、优化投资、扩大再生产”理论，为我国经济长达三十年的飞速增长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他也成为我国首次运用现代数学方法，构建货币创造计量模型的先锋和开拓者。

　　虞关涛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资金流量理论、货币性计量论、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论和汇率与价格互动论。这些涉及货币银行学、人民币自由兑换、汇率贬值与贸易条件等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刻见解极富理论与现实意义，直到现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的金融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在1989年发表的《资金流量理论》一文中，虞关涛老师指出，“西方资金流量理论阐述了金融与生产、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种相互作用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维度就是资金流量。”他提出“我国资金流量统计可先统计实物流量再统计金融流量”的论述，均为我国资金流量表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在同年发表的《货币性的计量》文章里，虞关涛老师根据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关系和货币流通出现的新情况，与时俱进地对货币的内涵重新进行了划分并界定层次，为各个层次货币总量的确定提供数量依据，有助于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而虞老师在国际金融方面的见解则更富前瞻性，以虞式“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论”为例，他在1993年“货币国际化学术讨论会”中宣读的《关贸协定与人民币自由兑换》论文，对人民币自由兑换条件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述，并在学术界和金融实务部门产生强烈反响。同时，他提出的开放外汇市场、实现利率市场化、放松外汇管制等观点已逐步转化为现实，他曾在1992年发表的《积极而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一文中写道“开放资金市场重点是开放利率管制”，如今看来，无论是货币市场基础利率体系的建立，还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箭在弦上，都在为利率市场化与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铺平道路。由此可见，虞式国际金融理论的诸多内容均在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论证与体现，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入发展。

　　1981年，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立伊始，人民银行总行授予了包括虞关涛老师在内的八位经济学家高级研究员职称与国家级专家称号，他们为研究生部的建立和壮大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虞老师作为硕士及博士生导师，在教授专业外语的同时，与甘培根、周林、丁鹄、林志琦老师一起在五道口构建起全国最强大的国际金融领域教师队伍，这些曾留学海外的西方经济学大师带领着八九十年代的一批批五道口学子遨游在最前沿的世界金融殿堂，尽情抒发着他们内心对国家复兴与金融改革的激情和梦想。

　　在学院1981级校友、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穆怀鹏看来，30年前聆听包括虞老师在内的诸位大师授课的经历，至今仍一幕幕鲜活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们将全新的知识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时的那种心灵感受至今仍在。”学院1984级校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院长的张礼卿曾回忆道，“平日里虞老师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但每当谈论起学术问题便会滔滔不绝，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作为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在金融理论、数学、外语方面非常强的造诣，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学术观点也总能让人感到准确、耳目一新，现在回想起来，这段岁月仍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宝贵财富。”

　　在虞关涛老师去世16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重温他的人生历程和学术育人道路，仍会深切地感受到他身上所呈现出的专注与坚韧，不向世间的困难与磨砺低头，对祖国和事业永葆一片“以梦为马”的赤诚之心，他的一生把坎坷藏进乌云的缝隙，更把梦想刻入卷卷书海。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矢志不渝地完成自己对学生、对工作所肩负的使命，或许在他看来，这才是对自己挚爱一生的金融事业最为完美的答卷，不留一丝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