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81年成立的五道口，恰好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出生在不起眼的东升乡卫生院，却为金融界输送一批批优秀的金融人才，原因就在于五道口拥有着优秀的师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八大研究员，从北大、人大聘请的知名教授等，而虞关涛老师便是八大研究员之一。1月21日，我们拜访了虞关涛的学生王令芬校友，听她回忆恩师虞关涛先生。

　　英文授课：深究原著奠定学术根基

　　当时，虞关涛老师为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教授专业英语，侧重写作阅读方面，为将来的学术研究打好基础。他的讲课风格严谨，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虽然我们的专业——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属于宏观类的，但虞老师认为，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只有建立在对微观经济活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深刻准确。为此他特地亲自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给我们借来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原著。那时候学校还没有复印机，我们大家就轮流抄，因为书特别厚，虞老师就把应该读的章节自己再抄出来让大家传阅。就这样，在道口的三年里，但凡有英文原版的书籍，虞老师都坚持让我们阅读原版。

　　虞老师的观点是，对经济学名著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丧失原文本应该体现的意思。举个例子，在经济学中cost被翻译为“机会成本”，但在英文原著中，cost有着它自己特定的学术含义，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还会有很多演变，所以需要去读原著体会这种演变。从而在英文原著的浸润中了解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精髓。

　　就这样，包括虞老师在内的所有老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都特别严格，并且全部需要用英语读的书都不用中文读，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扎实的专业和英语基础让我们大为受益。

　　在道口学习的三年，我们踏踏实实地读了三年书，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那时候恨不得把吃饭的时间都拿出来读书。我唯一一次实习机会，是学校安排我们去上海人民银行实习周，熟悉银行柜台的业务。这件小事，让虞老师、周老师、丁老师都不太高兴，说这些学生是将来要做大事儿的，会耽误他们学习的，还是应该让他们在三年中把该读的书都认真读好。

　　论文写作：万千积累方才下笔行文

　　谈起我与五道口的渊源，要感谢我本科就读的天津财经学院的马作舟老师，他当时向虞老师推荐了我，之后我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我清楚记得，入学时虞老师曾对我说：“虽然你的写作在大学时候算不错的，马老师也很赏识你，但并不代表你已经达到硕士研究生资格了，你现在一定要看很多书，至于写论文，根本不可能上来就让你写。”所以，即便在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积累之后，我动笔时并没有从论文开始写，而是先写了一年多的段落和短文。比如，给我一个购买力平价的题目，我怎么理解，都看过哪些书，认为购买力平价和人民币汇率有没有内在的联系等等，遵循这种思路写成简练的段落。写完段落之后我又写了将近一年的短文，才开始写论文。有时候虞老师还会要求用英文写，旁边一定要留白以备修改，写写改改的结果便是整个页面都被标红了，旁边也增加了好多批注，之后，我还需要再读，按照虞老师的要求再重新改，改完之后再重新写，有时候可能需要写上三遍。

　　至于毕业论文，定下题目是“研究美元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之后，我就开始写论文提纲。写提纲的过程更复杂，需要你高屋建瓴，将整个论文的框架搭建起来，因此要看很多的书。所以写论文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点一点地写，当时我整个论文完成有五六万字，经过反复认真地修改，最后答辩的时候只用了不到三万字。

　　老三届的学生，都是这样被道口的老先生带出来的。虞老师、甘老师这些老先生们恨不得把自己毕生所学都教给学生，对此我们深怀感恩，所以我们做导师的时候，我们完全秉承导师教书育人的方式。现在大家只是看到了道口老三届头顶的光环，其实更应关注这群人背后，在求学路上付出的艰辛努力，以及走向工作岗位后的不懈努力。

　　人文影响：治学谦虚为人端正

　　虞老师治学特别谦虚，他的数学在当时道口的老师中相当不错，但是他却说自己的数学知识、结构已经有些老化了，没办法再教给学生新东西。所以就推荐我们去听北大秦宛顺老师的数学课，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道口的老先生都特别实事求是，他自己擅长的会倾尽心力地教给你，不擅长的领域则会想办法推荐你找该领域最好的老师去学习。我们这一代最幸运的就是师从这些大师，做了他们最后一代的学生。

　　虞老师不仅在学术上对我们严格要求，对我们这批将来在金融领域从业的人道德要求更是甚高。因为金融是跟对人有最大诱惑性的金钱打交道，如果人没有很好的品格，进入这个行业以后很容易堕落，很容易走偏。而虞老师在内的所有道口老师，以其言传身教深刻地教诲了我们每个同学，让我们坚守做人的原则，感恩道口的恩师们为五道口的学生们付出的心血！

　　（本文根据虞关涛老师的学生1982级校友王令芬口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