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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海宽：1930年9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1970年至1974年在我国驻瑞士大使馆作外交官，1981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1993年起任名誉所长，还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在多所大学担任兼职或客座教授，已培养出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共出版了专著八本、在各种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经济、金融类论文三百多篇，主编大型工具书三部，还牵头同别人合作著书十本，主编大型工具书六部。　　

赵海宽老师在家中

　　和赵海宽老师初次见面是在他家中，约好的时间是11点，当时他正从书房出来。赵老师给我们说，他每天的作息都十分规律，早上九点准时看书学习。现在因为上了岁数，赵老师的眼睛不太好使了，阅读起来不是很方便，于是家人给他装了一个可以将文字转化成音频的软件，每天赵老师都要听上几篇文章，从不放松学习。我们的采访就在愉快而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扎根金融实践，熟练掌握传统银行业务

　　1930年9月，赵海宽出生于陕西绥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一家五口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1937年村里办起了小学，尽管家人都还在为填饱肚子而苦苦煎熬，但是重视教育的父母还是把他送到了学校学习，七岁的赵海宽上了学，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再也没有离开过书本和学习。1940年，赵海宽的家乡得到解放，家里生活状况稍有好转，家人又把赵海宽送到了镇上高小去学习，为了节省生活开销，赵海宽的伙食也都是在镇上哥哥那里解决的。

　　在离高小毕业还有半年之余，他考入了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米脂中学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杜斌丞先生的赞助下创建，原名“三民二中”，在抗日战争中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所重点中学，米脂中学不仅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且也是当时各种进步思想的播散地，在米脂中学的学习，对于赵海宽心性的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老师、同学和乡亲的亲身经历，赵海宽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铸成了他的人生理想：学以致用，为国为民。

　　从米脂中学毕业之后，年仅17岁的赵海宽调到了陕甘宁边区总行工作。在工作的同时，赵海宽对于自己的学习却没有任何懈怠，在总行会计学习班里一学就是半年，往往都是一天工作结束之后还在挑灯夜读。在这段工作里，赵海宽不仅获得了充分的工作实务经验，同时也大大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延安收复后，赵海宽随机关回到延安，此时的银行改名为西北农民银行。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后，西北农民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改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分行。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赵海宽被派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工作，并于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他被组织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学习。在谈到这段学习经历时，他将之评价为“学习中的加油站”，“一次系统性地脱产学习的机会”，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货币银行理论的书籍，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基础。从人大学习结束回到西安之后，赵海宽也经常组织给同事进行讲课，一方面提高了银行整体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也更是对知识和理论的巩固。

　　1964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来到西安分行挑选人才，希望能够挑选一位“笔头能力十分优秀”的同志，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的赵海宽于是被选了过去，从西安来到北京，赵海宽担任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在农行，赵海宽大部分的工作是阅读文件和撰写报告纪要，报告往往要得特别急，于是赵海宽就得连天连夜地赶，绞尽脑汁地写出一篇篇文章。然而在这巨大压力的鞭策下，赵海宽也深深觉得了自己飞速的进步，他的经济和政治视野得到了极大地开阔，也更深地了解了中国的金融现状和具体国情。

赵海宽老师在国外工作期间留影

　　1970年6月，赵海宽被派往伯尔尼，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外交官。他是我国银行最早派到我国驻外使馆开展国际金融研究调查的人员之一。在国外的四年里，赵海宽利用瑞士作为西方国家金融中心的优越环境，大量考察和了解了西方货币银行制度，一方面他对瑞士许多银行进行了若干次实地调查，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和研究货币银行学说，并系统地报给国内。国外四年的经验，极大地拓宽了赵海宽的国际金融视野，也使他的金融改革思想更为成熟，他深刻地认识到：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要摆脱落后就必须改革。

　　1974年8月，赵海宽被调回国内，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局计划处任副处长、处长。

　　埋头金融理论研究，助力中国金融改革　　

赵海宽老师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1981年7月，赵海宽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11月又被任命为所长。在此期间及以后，赵海宽开始逐步进入系统的理论探索和频繁的学术研究时期。作为全国金融理论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一方面他组织了大量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和讨论会议，形成了极具见地的政策建议，对于我国金融改革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他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体现其学术思想的学术著述和文章。历史和实践的进展证明了其学术观点的正确性，并且即使从今天来看，赵海宽老师的许多学术观点仍具有先进和指导意义。

　　远在1986年6月，赵海宽就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要把国家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单设专办政策性业务的银行，使国家商业银行有可能真正按照企业化办法责任，所有金融机构的信用放款也要按照商业交换原则进行，是否放款、放款数额、利率水平，均由借贷双方自由议定。”他的观点和建议已成为改革措施加以实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无误。　　

赵海宽老师在学术报告会上发言

　　又如，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赵海宽又率先提出国有大银行可以试行股份制改革。他论证了国有大银行试行股份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提出试行股份制可以“促进国有大银行更快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国有大银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有利于“充实资本金，处理不良资产”，“减轻政府在金融方面承担的风险”。同时他也对于试行股份制的种种疑虑进行了回答，指出股份制并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此外，他也论述了试行国有企业股份制的具体操作，他认为，“要持慎重态度”、“只能试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试行规范的股份制”、“坚决处理不良资产”。

　　在银行系统将近三十年的实务工作，使得赵海宽熟练掌握管库、秘押、信贷等几乎全部传统银行业务，这也为他的金融理论研究打好了充分的实践基础。而在工作之余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阅读和学习也使赵海宽的理论水平有了逐步累积的提高。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长期的坚持和积累，使得赵海宽站在了中国金融理论研究的前端，他的学术思想大力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对于当时甚至现在的中国金融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结缘五道口金融学院，培养大量优秀金融人才

赵海宽老师和学生在八十大寿晚宴上合影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后于1994年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当时的研究生部是由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直接指导办学，教师大部分来自于金融研究所，学费由金融研究所拨付，学生的学位也由金融研究所授予。赵海宽作为金融研究所的所长，与五道口的结缘从成立之初便已开始，他骄傲地说，当时五道口学生的学位证书上都有我的签字呢！

　　于1981年起，赵海宽就开始担任研究生部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指导老师，带领了一大批优秀的金融人才。谈到自己所带领过的学生，赵老师满脸洋溢着幸福，他说现在还和很多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学生们有空的时候也常常来家里看望他，聊聊家常，谈谈最新的金融实践和理论。“教育学生，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更是一种教学相长的过程，在和学生们讨论论文时，一方面我能够对他们的金融研究起到一些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很多创新思想也往往能让我耳目一新，对我自己的研究也是很大的促进。”赵海宽这样说道。

　　师从赵海宽，学生们都有感于赵老师的渊博学识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同时感动于先生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工作作风。1989级校友盛朝晖于91年便跟着赵海宽念硕士研究生，工作几年之后毅然决然继续考读了赵老师的博士研究生。谈起以往的学习生活，他十分动容。他谈到，自己在念书期间，学业压力非常大，赵海宽老师对于学生要求也非常高，交上去的论文也总是改了又改。然而，赵老师一直也在积极地鼓励他，教导他做研究的方法，于是自己便也紧锣密鼓地做好时间规划，紧跟进度，最后顺利地完成课题。他谈到，赵老师勤奋好学的态度让他敬佩不已，每次去赵老师家里或办公室，赵老师都在伏案工作，十分珍惜时间。“赵老师一直都在学习，十分愿意接受新事物，每次聊天也都会和他讨论最近学术上的新观点新动态。这也是我们五道口人最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学习赵老师那样勤耕苦读，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盛朝晖这样说道。

　　2001级博士校友刘荣在采访中深有感触地说，赵海宽老师，人如其名，他的心胸像大海一样的广阔，深深地感染着我，赵老师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对我影响至深。

　　2002级博士校友张在谈到赵海宽老师的时候更是倍觉亲切，他说道，从学生到现在，赵老师和他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师生关系，而更像是亲人，如果两三个星期不联系，赵老师就会打电话过来询问近况。赵老师对于他在学术、家庭、生活上的教导都让他受益匪浅。

　　赵老师年过八十，但是他的逻辑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和敏捷，这应该也得益于他长年来坚持学习不放松的态度。而在访谈结束之际，赵老师坚持出门把我们送到了电梯口，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更让我们感动。

　　虽已远离实务界和教育界，赵海宽依然心系五道口，在谈到五道口未来的发展时，他说道，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充分发挥了两个优势的结合，一个是清华优秀的教育资源，一个是五道口充足的业界资源。希望未来的五道口在新三十年中能够充分将这两个优势结合，实现更好的发展，五道口人能够勤恳努力，争取为学院继续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