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
走进刘鸿儒位于北京明城墙遗址附近的家，好似进入了唐人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描述的境界。他的家就像是一幅炭笔素描画，整洁干净的屋子摆放着简单的家具，宽大的书桌和书柜是家里的主题，同平常人家一样，房间里摆放着的那些与家人以及朋友等人合影的照片，诉说着那些被记录下来的欢笑、温馨以及难忘的时刻。
这就是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创始人、中国金融学院第一任院长刘鸿儒的“陋室”了。
刘鸿儒双目炯炯，思维敏捷，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记忆力也超乎常人，即使已到了70多岁的高龄，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和感觉依然不同凡响。
他从学龄前捡煤核贴补家用开始“接触经济”；25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留学苏联的学生，原本的理想是希望成为一名货币银行学领域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后，因主管金融改革，敢于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事情，在业界赢得了“中国金融改革之父”、“中国金融教育之父”等响亮的称呼。对于这些说法，刘鸿儒并不认同，他说：“金融改革是国家的大事，是党中央、国务院定下来的，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他笑称自己是一个“业务型的干部”，“喜欢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备课、写文章”。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他先后出版有专著9部，译著2部，主编著作20多部，发表了400多篇论文。透过这些融入他心血和智慧的上千万字的作品，不得不使人对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惜时如金的品质深感佩服。
作为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一个见证者，作为中国金融从封闭、单一化走向开放、多元化道路的一个设计者、参与者和领导者，刘鸿儒的人生经历像一本生动的励志教科书，一页页读将过去时，其执著的信念、坚定的追求和人生的哲理……布于其间，耐人细读，催人奋进。
求学时代
1930年11月10日，刘鸿儒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他是这个普通人家的长子。爷爷高兴不已，找来一位有学问的先生给孩子取名为“儒”，依照刘氏家族的族谱，这男孩属“鸿”字辈，“鸿儒”就成了他的名字。
刘鸿儒从小学习非常用功，虽然性格内向但是讷于言而敏于思。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在很小的年纪就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学龄前他每天去捡煤核卖钱给家里买粮食；上学以后，他利用假期到县城卖香烟赚钱贴补家用。虽然他白天还要挤出时间去打零工，不过，功课从来没有落下，每学期成绩都是全班前5名。高小毕业那年，他还考了全校第5名。
童年生活虽然艰苦，但这种勤工俭学的经历恰恰赋予了刘鸿儒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他笑称，“这算是跟经济最早的接触了”。
由于家境不宽裕交不起学费，12岁那年，成绩优秀的刘鸿儒不得已辍学，被迫到日本劳工营成了一名气焊学徒工，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工资，吃不饱穿不暖。但这并没有使他悲观丧气，反而激发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向上的进取心，“几乎天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重新回到学校，去上学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刘鸿儒终于和其他劳工逃出了劳工营。第二年春天，他重新回到中学学习。1947年秋天，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被选入了哈尔滨东北行政学院(后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由于在校各方面表现出众，刘鸿儒不到20岁时，便被调至司法系任干事，担任教学辅导和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刘鸿儒常说，“算起来，我先是搞教育出身，后来才进入金融行业。”
1951年，学校选派了刘鸿儒等几位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研修，一边跟苏联专家学习银行专业课程，一边担任助教工作。从此，他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人大的研究生进修学习结束后，刘鸿儒返回到东北人民大学，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等金融学课程，担任了经济系副主任一职。
正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教学实践中，他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训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并不断地督促自己自反自强，求知上进。时值选拔留苏学生，刘鸿儒也向组织提出了申请，通过刻苦的努力，他在沈阳顺利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被留苏预备部录取。
1955年，24岁的刘鸿儒怀揣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踏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4年的留学生活。
苏联留学是刘鸿儒人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之一，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观察了苏联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为他后来根据中国国情进行国际对比研究金融改革开阔了视野，而祖国的重托、神圣的使命、忘我的学习……也成为他青春岁月里一段永不褪色的回忆。
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专列日夜兼程，到达苏联需要7天7夜。每一节车厢都选取了一个小队长，刘鸿儒是整列车的大队长。
为增加学生的饮食营养，在北京上车时，每节车厢都额外配送了10大筐苹果，各个小队长每餐负责把苹果分发给同学们。由于火车上没有冷藏室，一路上苹果烂掉了不少，有的小队长舍不得扔掉就先把烂苹果挑出来削一削发给大家吃，而有的小队长则直接把烂苹果挑出来放一边，先把好苹果发给大家吃。
“结果，前者是一路上老吃烂苹果，后者却一直吃好苹果，最后才吃烂的。我从此得出一个选苹果的经济学道理：不能等，要不然全都烂了。”勤于观察思考的刘鸿儒从这件小事中触类旁通悟出了不少类似于“选苹果”的招数—— “搞股份制改革、上市就跟选苹果一样，不要让苹果全都烂了，要分别对待，好的优先处理。”30多年后他在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提倡先把好的国有企业挑选出来改制上市的主张也得益于这件事带给他的启发。
刘鸿儒最初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这所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有过辉煌也有过困顿，但直至今日仍然威名显赫。上世纪50年代初在列宁山(现称麻雀山)扩建的新校舍，其教学硬件设施以及管理在当时均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每个学生都有独立的房间，书架、书桌一应俱全。除此以外，学校配有专门的洗衣房、体育馆、大型食堂等。
“这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刘鸿儒说。
细心的他经过了解得知，学生公寓、医疗、大学食堂等并不由学校包揽，而是实行社会分工采取商业化管理。校长只负责科研和教学，后勤则由商业部门管理，这与国内有的大学校长从学生学习到吃喝拉撒一盘抓，忙得一团乱的做法有所不同。“所以，学校不应该办成一个小社会，应集中精力搞科研和教学。”后来，刘鸿儒把这种做法应用在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的管理上。
由农业大国变为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苏联老大哥”在当时魅力四射，背负着学习先进经验建设祖国的嘱托，这些中国留学生肩上的重任可想而知。
刘鸿儒的夫人王志玲也是留苏学生，她于1953年进入莫斯科经济学院，在那里度过了她5年的大学生活。性格豪爽的她对记者详细描述了当年艰苦而充实的留学生活。为了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中国留学生矢志报国，几乎视祖国的荣誉和使命为生命。大家格外能吃苦，博得了学校师生的称赞。当时大学生实行5分成绩评分制，考试成绩为3分的学生要自动回国，若得了4分则自责不已，唯有得了5分才会踏实心安。
刘鸿儒在莫斯科大学第一年的学习任务是主攻《资本论》，不过，书是俄语版，内容又艰涩难懂，“简直像天书一样，看得人头昏脑胀”，刚开始他不得要领，特别苦恼，但是年少气盛的他没有轻言放弃，而是主动调整心态，“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有时候看得眼睛直冒金花，就借吃饭的时间换个环境让大脑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又继续去‘啃’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老师请教”。
当跨越过这段最难的时期后，学习终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后来在苏联的学习也越发得心应手。刘鸿儒说：“在苏联的学习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当初攻下《资本论》，在我的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7年，我在莫斯科大学还见到了毛主席。”刘鸿儒回忆当时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他时任莫斯科大学留学生党支部书记，经常协助接待中央领导来校参观，但这一次活动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谈判后，就来到莫斯科大学礼堂与几千名等待已久的中国留学生代表见面，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响彻大厅的每一个角落，大家的手掌都拍红了……
“毛主席以革命家的雄伟气概和诗人的澎湃激情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青年人应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这豪迈而亲切的话语饱含着对青年人的无限信任和殷切期望。”
“当时我们这些留学生都是20多岁，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刘鸿儒说，每个人都在细细体会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我体会最深的是朝气蓬勃、谦虚谨慎两句话，这应当是青年人必须具备的，也应当是一生的座右铭”。
4年留学生涯使刘鸿儒受益匪浅，他经常泡在图书馆看书，饿了就“买一碗汤”就着“免费供应的面包”，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最后一年准备毕业论文写作时他才喘了口气，“增加了一些游玩活动”。他也身受苏联文化的影响，在俄文老师的带领下观看歌剧，欣赏芭蕾舞表演，还感受了西方的社交礼仪，比如，优先给女同志开门、穿大衣等等。刘鸿儒说，刚开始，中国的留学生都不习惯，但后来也慢慢地跟着效仿，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习惯，直到今天，他依然颇具绅士风度，一身的儒雅气质。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货币银行学的课程聘请了来自外校的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来讲授，刘鸿儒在课上回答问题以及参与讨论时观点不乏独到之处，教授对这位中国留学生十分看好，于是动员刘到其所任职的莫斯科财政学院去写论文。在完成其他课程的学习后，刘鸿儒从莫斯科大学转入导师所在的莫斯科财政学院，师从导师研究货币银行学，专心撰写论文。其间，他除了把导师的一些学术文章翻译介绍到国内以外，自己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有的发表在苏联的学术刊物上。在写学位论文时为了结合中国实际，他特意回国到人民银行实习，收集相关的论文资料。
“你看，这就是我的毕业论文。”刘鸿儒从书房搬出约10厘米厚的两本装订精美的俄文论文册，小心翼翼地打开封面在扉页找到导师的名字轻声地用俄文念了出来。这些已经发黄的书页散发着积聚了50多年岁月的墨香，也饱含了刘鸿儒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血追求。
这些出发时激情豪迈、回国时热情澎湃的新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后来几乎在新中国建设的所有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为祖国的政、经、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些“海归”对真理和科学的执着追求以及信念也成为一座永久的丰碑。
1959年，刘鸿儒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拿到副博士学位。由于当时金融界特别缺乏金融人才，不仅留苏学生屈指可数，研究货币银行学方向的“对口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原本应该回到吉林大学教书的刘鸿儒被人民银行相中，经过国务院专家局协商后把他留下了。但刚到人民银行时，留苏博士的他只是被派去负责会议记录，但他毫无怨言，而是认真地把工作做好。后来，他开始负责编简报，再后来，重要的讲话稿以及文件都交给他起草。就这样他一直在工作岗位上扎实肯干，勤学苦练。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的第一步是从恢复农业银行开始的。”刘鸿儒说。
1979年2月，中央提出恢复农业银行，在人民银行内部有“大秀才”之称的刘鸿儒，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兼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主管农村金融改革。1980年他被调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具体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由此，刘鸿儒开始了他富有挑战性的人生路程。
从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他一直奔跑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改革的前沿阵地上，不过，1992年他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的职务后，由于人们对股市前所未有的关注，以及新闻媒体对这个新鲜事物进行的密集式报道，使刘鸿儒的名字多与股市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在人民银行分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的10年间所从事的金融研究和改革恰恰是不能忽略的。
因为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正是中国经济实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10年。正如有的学者分析指出的，“正是这10年，强有力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在经济学界的各种争论与思考当中，在各种思想、观点、方法的提出与讨论中，孕育着以后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所有的贷款全部纳入计划管理，附属于财政，只能扮演“会计、出纳”和“货币发行公司”的角色。1958年，为实行共产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有人激进地提出取消货币；“文革”期间，银行不得已与财政部门合并进而“失去自我”；还有人认为利息带有剥削性质，曾一度取消存款利息。凡此种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银行的作用降到最低点，银行的性质也慢慢改变了，给社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刘鸿儒组织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听到代表们的发言，感到“十年动乱”使大家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创伤，很迷惘，但又很急切地渴望寻求发挥银行作用之路。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银行改革，他在1979年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指导思想，一针见血直指改革要害，一些多年从事银行工作的人对这句话的内涵非常敏感，激动异常，“大家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了”，刘鸿儒说，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万事开头难。”当时，原有体制和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实践的发展需要，但多数人却有着难以突破的局限性：不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所熟悉、掌握、运用的概念和方法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模式的色彩，即便是经济学家也意见不一，而那些利益相关者则更加各持己见——在改革的问题上并没有就一个清晰有力的理论框架以及概念体系达成共识，而且，人们总是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犯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因此，每一次的争论都激烈异常，但种种的阻力并没有动摇改革者前行的脚步。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人民银行党组委托刘鸿儒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业银行的报告。
当时有不同意见，大家主要担心农业银行有可能重蹈过去“三起三落”的覆辙，来个“四起四落”，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成立这家银行。
但农行的建立大势所趋，1979年2月2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中国农业银行的通知》。明确规定了中国农业银行(农行)的性质、任务等。1979年3月14日，农行正式在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7号一栋简易的楼房里挂牌办公。
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明确表示农行要一改过去走救济扶贫的老路，转变为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发展。
在中央还未明确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这样的决定显得很前卫。刘鸿儒在会上发言后，农行广西分行行长事后告诉他，自治区当时正在开财贸会议，一听说这次会议的主张，大家议论不休，认为银行不能嫌贫爱富。
但实践没有等待争论明白才去开工，农行支持商品发展是否大有所为的疑虑，在随后发生巨大变化的农村形势中得到了印证：由于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银行从中受益，存、贷款增加，不但没有“落下去”，反而“起来了”。
农行恢复后，带动了对其他专业银行的分设。1979年3月13日，中国银行分设，成为外汇与外贸信贷的专业银行；1979年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分设(中国建设银行前身，1954年成立，隶属财政部)，主要办理基本建设的拨款与贷款业务；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此同时，保险业务(1959年停办)也从人民银行分设出去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开始恢复办理国内保险业务。
当时，河南、湖北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为街道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城市信用社。刘鸿儒在考察后发现，“这些小银行为小企业服务非常方便”。他表示，如果城信社坚持按照最初的定位走下去，中小企业就没有那么多融资的烦恼了。
随着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建立，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大一统”的格局，也改变了金融体系中单一银行的状态，实现了中国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
但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是：金融机构虽然开始多元化，竞争局面也逐步形成，但各专业银行受利益驱动，出现了抢占地盘、争放贷款的现象，导致信贷失控，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人民银行想要发挥央行职能，但由于仍然担负着城市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被专业银行揶揄为：既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这个局面出现以后，大家开始讨论银行机构体系的设置，建立中央银行。
整个讨论从1980年开始，刘鸿儒从当年8月由农行调回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刘鸿儒说，中国金融改革第二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央行制度。
在计划经济、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成立中央银行是不是有必要，以及成立什么样的中央银行等问题上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基本上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把人民银行承担的城市工商信贷、储蓄等业务分离出去。第二种是维持现状不变，认为人民银行应继续承担中央银行与工商信贷双重职能，不应把手中这一调节货币流通的“武器”送出去，“架空”自己。第三种是主张恢复到原有的、“大一统”的单家人民银行为好。
到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刘鸿儒担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见，负责中央银行的方案设计。
由于意见不一，央行制度的确立没有一次性到位。1982年7月，国务院同意并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请示》，文件在明确指出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中行、农行和建行在金融业务方面受人民银行领导的同时，也留了一个“尾巴”：人民银行还将继续办理工商信贷业务和城镇储蓄业务。
“很明显，这是过渡性的办法。”刘鸿儒坦言，“当时研究了许多具体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负责人多次过问，还有一些问题一时难以定案。”
即便是这些已经定案的“纸面上的制度”，要变成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新体制还没有实际地深入人心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一个制度的“真空”阶段，容易产生许多混乱。
人民银行在执行央行职能时，本来就不情愿接受人民银行领导的专业银行不服气，常常直接对国务院发表意见，人民银行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调控、监管各家银行。为协调矛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为此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人民银行要统一管起来；二是要发挥专业银行的作用；三是人民银行“屁股”不要坐歪了。
1983年，事情有了新的进展。9月份，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中、农、工、建四大专业银行体系。刘鸿儒说，“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分家一事可以说是新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确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活力。
“商品经济”一跃成为一个最时髦的词汇，股份制形式开始冒出了小苗。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整体改革。刘鸿儒说：“金融改革再往前走，也遇到了制定全面改革方案的任务。”不过，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到金融改革时只说了半句话，就是“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他后来问国务院领导人，具体应该怎么进行改革呢？领导表示，“财政像透明的茶杯，有多少水，好掌握。银行就像不透明的茶杯，闹不清楚怎么回事，搞不好就是国外那种金融危机。所以要慎重做些研究，才能定下来。”
国务院为此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成员有财政部一位有经验的副部长谢明同志，还有几位年轻学者，包括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等人。另外根据领导指示，还请了几位当时在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李弘等学生参加。大家深入实地调查，听取了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各方面意见，形成了初步方案后向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当时领导认为现在还不能实施。因为1984年年底出现了信贷失控，1985年的主要精力还是加强调控，抑制通胀。
到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计划。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建立宏观调控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促进社会资金的有效筹集和运用，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和货币的基本稳定，推动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第二，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聚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筹集资金的积极性，推动资金的横向流动，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和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市场。第三，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保险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推进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企业化经营，做到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能迅速贯彻落实，各金融机构能自主地筹集和运用资金，具有经营上的动力、活力和外部压力。第四，建立金融机构现代管理体系。干部队伍素质应有显著提高，并具备一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采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做到科学管理，信息灵敏，方便客户，经济效益好，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这些都是围绕着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刘鸿儒深有感触地说，“中国金融改革每一步都是被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推动着前进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和统一的。”1980年末，刘鸿儒在上海金融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交叉经营和允许多种金融机构竞争的问题，遭到很多人反对。5年以后，在“七五”计划建议讨论稿上，曾提出银行业务交叉与合理竞争的观点，由于一些到会的银行代表强烈反对，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合理竞争”四个字。专业银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坚决反对银行间业务交叉和竞争。后来，直到1986年通过并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才加上了有关合理竞争的表述。
1986年是中国金融改革史上的“黄金年”。人民银行携手体改委在一部分中等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验，先有5个城市，后来扩大到14个。刘鸿儒说当时主要抓了两件事：第一是如何实行银行企业化经营，改变吃“大锅饭”的状况；第二是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先是建立了拆借市场，最早是武汉的有形拆借市场；其次是股票、债券的二级市场出现，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和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办事处尝试开办了股票的窗口交易。1986年底，国库券的黑市倒卖被公开的市场买卖取代了。1987年，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之后，各省证券公司纷纷成立。证券市场渐露雏形。
1985年11月，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深圳外汇调剂中心试运行，随后，上海也开辟了有形的外汇调剂市场，从那时发展到现在，有了上海外汇交易中心。
与焕发活力的金融市场不同的是，人民银行花了大气力进行的银行企业化经营的试验收效甚微。刘鸿儒无奈地表示，由于专业银行承担了大量政府交办的政策性业务，从而要把行政管理的官办银行转变为企业经营的商业银行的难度很大。他曾经打报告拟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把银行的政策性任务与商业性业务分开，可两者界限不鲜明，究竟什么是政策性业务以及专项资金的来源等问题业界看法不一无法断定，最后只好作罢。
直到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后，促进了专业银行改革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从2003年开始，专业银行陆续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除农行以外，建行、中行、工行相继完成重组上市的改革任务取得了重大进展。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深谙专业银行自身改革动力不足的弊端之后，人民银行转而寻求外部突破口，“建一批新型的、小规模的真正的商业银行”以此与专业银行形成鲜明对照。刘鸿儒亲自参与方案设计和组建工作，“这些新的银行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没有历史包袱，搞好了也许能与老的银行形成竞争局面”。
人民银行先后批准建立了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原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1958年被并入当地的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是突破性的实验。刘鸿儒受人民银行的委托负责设计和组建交通银行。1987年4月，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第一家可以从事银行、保险、证券业务的综合性商业银行。
“这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包括人民银行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参照四大国有银行制定的，在体制外生存的商业银行自然受到很多限制。”刘鸿儒说。后来，他在帮助建立招商银行的时候要求他们一定要顶住，不要太快进入四大银行的“轨道”。
紧随交行之后，刘鸿儒受人民银行的委托，协助深圳市政府以及蛇口工业区组建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招商银行是第一家由企业法人投资成立的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则成为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安保险公司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刘鸿儒还受人民银行委托制订方案，在深圳开始以香港南洋商业银行为试验引进外资银行。
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闹。平安保险蹒跚起步，原本具有独家垄断优势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高枕无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交行、招行、深发展等股份制银行破土而出，深深刺激了四大专业银行；而外资银行进入后，国内市场异军突起，中国的银行业坐不住了，开始思变……竞争，让人们领教了它的魅力，大家集体挥手告别了坐享其成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改革步伐走得小心翼翼，有学者分析说，这基本上是试图在不打破旧有的理论框架的同时，又引入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面对新实践的挑战。
经过20年的改革摸索，这些金融企业步伐稳健，引资上市后已成为人们追捧的“明星金融股”。刘鸿儒说，实践证明，它们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商业银行以及金融体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不过，刘鸿儒也表示，中国金融改革的阻力超乎人们的意料，理论禁区、意识形态和认识差别带来的明争论、暗中抵制，观点交锋激列异常，往往争持不下。由于改革往往涉及亿万人的利益问题，有时经济需要改革，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担心影响社会稳定。
即便是今天在我们看来十分普通的“商业银行”这个词语背后也有着意味深长的故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只能叫它们“新型综合性银行”。“商业银行”的说法直到1993年才被认可，1995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正式正名。
1989年那场风波以后一度出现思想反复。有一种思想认为市场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的人在批判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否定银行改革的方向。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后，改革才又得以继续深化。
“总之，10多年，金融改革是在不断争论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经济不断出现风险中成长起来的。”回顾当初的几场重要的争论，刘鸿儒语气很平淡。只有了解那段历史背景的人才能理解他说的“争论”二字背后所弥漫着的“硝烟”和“战火”。在社会转型期中推动一项改革，要顶住各方压力，克服重重困难，稍有不慎出现偏差易引发经济社会问题，有人“乌纱帽”不保黯然离场，也有人重压之下自愿卸甲归田。
但在这位历经金融改革风雨的参与者和设计者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重点，“中国进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触及传统体制、观念、理论，利益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必然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取得共识，这样改革就能顺利推进”。
但是一个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人，最后怎么会突破旧有的计划经济理论模式的禁锢和局限，成为改革的积极分子呢？
“1979年之前，我学习和执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时间有30年；之后，我在实际工作中参与金融改革近20年，反差之大，经风雨之多，感受之深不是只言片语能说清楚。”刘鸿儒表示，这里面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
一方面，从1959年至1979年这20年的实践工作中，银行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大财政，小银行”，其作用甚至被严重扭曲过，这使他困惑不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把人们震醒了”。混乱一结束，储藏了多年创造新生活的热情和力量都爆发出来，他之前对计划经济模式下产生的种种疑问也在寻求新的答案，他通过写文章，写书积极思考探索：“银行不能再长期处于被漠视的地位了，银行必须要寻求新的发展出路”。
另一方面，由于他分管金融改革后，工作把他推到了改革这条路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他说，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既给了“尚方宝剑”，又给了压力，为了完成任务，他一次次深入中国实际调研，又先后率团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等国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专题考察研究。别国的先进经验制度，冲击了他头脑中那些在成长、学习、工作过程中树立的计划经济观念，使他渐渐跳出了原有模式的局限和束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背景下研究金融改革。
刘鸿儒说，“在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研究以后，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兴趣所在，研究出的新思路也更坚定了改革必须往前推进的决心”。
证券拓荒
1992年10月，刘鸿儒迎接又一个新的挑战，出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1995年，他急流勇退，离开官场，潜心于研究和教学工作。
不管是在沪、深股市总市值曾一举冲破33万亿元人民币的今天，还在18年前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之时，中国股市一直堪称为金融市场上“三驾马车”中最吸引大众眼球的“一驾马车”，许多人的欢乐和悲伤、喜悦和绝望都在“牛”“熊”市的波谲云诡中交替上演。同样，在刘鸿儒主持的诸多金融改革中，让他成为热点人物被推到风尖浪口的也是风险和敏感度更高的证券市场。
他坦言，昔日主持证监会工作时并不轻松，每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股市猛跌，下边有怨气；股市猛涨，上面有意见，怕出风险；不涨不跌，所有人都有意见，说这个市场没有价值”。
细究起来，刘鸿儒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远早于他出任证监会主席。他在人民银行时主持起草“建立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促进资金市场(“资金市场”一词沿用苏联对资本市场的表述)的形成”等建议都在1985年的党代会上通过，列入“七五计划”，但那时，资金市场不被重视，直接融资连“辅”也没有“辅”，几乎等于零，这也成为他的心事。1988年至1992年，刘鸿儒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具体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他把精力主要放在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上面，决心把这项工作做好。
刘鸿儒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中数量最大的是国库券，数量最小的是金融债券，争论最多的是股票市场。其实从政府角度最初并没有整体方案和计划，实践中是客观事物发展推进到那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中国股市拉开序幕、进入集中统一规范发行和交易时代的标志是，1990年年底和1991年年初，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但其实在这之前，中国股权融资伴随着股份制的实践已慢慢地在经济发展的土壤中潜滋暗长，自发、分散地交易着，同时一些矛盾和不规范也相随相生。
关于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和中国第一张股票有多个版本，这背后的故事也体现了探索中国股份制改革走过的曲折之路。
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定期3年的股票。同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成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小飞乐)，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不过，这都是单向的发行，真正有买有卖的证券交易是在1986年8月，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了窗口交易，一个窗口买卖股票，一个窗口买卖债券，后来，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区办事处也有了柜台交易，交易价格都是写在小黑板上。刘鸿儒说，他参观后看到交易量很小，但觉得意义重大，“这些新鲜玩意儿”在当时轰动一时，一些海内外媒体惊呼“中国出现二级市场了”。
1986年11月，人民银行与美国证券界人士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研讨中国证券、金融市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会议代表，接受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范尔霖带来的两件礼物——美国证交所的证券样本和徽章，并回赠给他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日本一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他们灵敏地从中觉察出：中国企业行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刘鸿儒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他刚开始找的是天桥商场发行的股票，拿过来一看发现是定期的，既有分红又有利息，不规范，于是他就联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拿来“小飞乐”的股票，送给了美国客人。后来，这张股票作为中国第一只股票在美国证交所展出。
1985年银根紧缩，国务院发文明示“企业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1987年，中共十三大，真正明确提出股份制改造；1988年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始试点，同时，各地证券公司开始经营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中国一代证券人”由此成长。由于自发交易有一些不规范，也埋下了隐患。
1990年春，深圳经济特区3个交易场所突然火爆起来，“买到股票就等于发财”的观念在人群中间甚嚣尘上，抢购“热潮”高烧不退。“虽然上市交易的只有深发展等5家小企业的股票，但交易窗口前的马路上全是人，大有全国的资金在向深圳聚拢之势。”与此同时，上海也跟着“热”起来，受国务院委托，时任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以调查组组长的身份进行了3次调查，并协助两地政府规范股票市场。
股市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一些反对意见主张取消试点，他们认为“凡是股份制和股票市场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产物，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走那条路”。刚刚萌芽的证券市场面临着被剔除的危险。
1990年11月，深圳和珠海特区成立10周年大庆，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圳了解了股票市场的情况后，于返京途中和刘鸿儒在飞机上聊了两个多小时，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问了”，比如，股票市场的钱从哪来？股价为何这么高？股票涨价以后，谁赚谁亏？共产党员买股票怎么办？当时，田纪云、温家宝等领导人也在场。刘鸿儒就据实回答：“95%是散户的钱，但这并没有影响所有制，因为60%的股份仍属国家和集体单位。”他坦率地阐述了自己观点：“股票市场试点不能撤销，改革不能后退，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因为没有经验，可能会走弯路，但不能稍有问题就带上一批政治帽子，否则谁还敢搞实验？”
刘鸿儒还以一名老共产党的名义向江泽民同志作出保证：“请您相信，我们不会搞私有化，社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会改变。”
最后江泽民同志决定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在定下股票市场继续进行试点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也诞生了，从此股市结束了各自为政、分散交易的时代。
刘鸿儒说，“保留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而他竭尽为之力争则是为了要“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
虽然股市保留下来了，但大家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统一。由于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增添了紧张气氛，反对呼声总是担心“社会主义事业就此断送”。刘鸿儒心里也忐忑不安，“我们是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搞资本市场试验的，搞不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直到邓小平南巡谈话传过来，明确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并不只是姓“资”，也可以姓“社”，可以做试验，但要谨慎，中国资本市场才得以曙光重现。1992年2月，刘鸿儒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江泽民传达的小平谈话精神后，“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感觉到气氛也不那么紧张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了。”
当时很多人问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市场的根据是什么，刘鸿儒特意在《马克思思格斯全集》中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1858年4月3日写给思格斯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说，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是完善的形式”。1992年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这句话。
这年年初，体改委和国务院生产办在深圳联合召开了一个股份制座谈会，会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时任副总理朱熔基主要提出“股份制试验也要规范，不要搞乱了”。体改委就此多次开展调研，交流经验，出面组织有关部门出台了有关工商注册、财政管理、会计制度等方面的13个法规。其中一项法规中明确规定，凡是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及其股本构成比例，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上市公司公有股占60%左右，40%是市场流通，因此留下了为人所诟病的“股权分置”这一历史“包袱”。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刘鸿儒说。有的年轻人指责国有股不流通的设计不对，是对历史背景缺乏了解。在股票市场生死存亡的关头，为消除人们私有化疑虑，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能用机械的国有控股比例来解决。对于这一国有股流通的难题，2005年中国证监会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两年努力，目前这项重要的改革已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把整个资本市场都“盘”活了，发展速度犹如“轻舟已过万重山”。刘鸿儒对资本市场一直抱有信心，他在1998年曾发表文章预测，10年以后，股票市值将超过30万亿元。如今，预言成真，深、沪总市值已雄居世界前列。
即便是这些已经定案的“纸面上的制度”，要变成在现实中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新体制还没有实际地深入人心的时候，事实上存在一个制度的“真空”阶段，容易产生许多混乱。
13个法规的出台使股份制进一步推进，新一轮股票热袭卷而来。1992年8月，深圳发行新股认购抽签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几十万名“抢购大军”，“僧多粥少”加上工作人员私分认购证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有的群众情绪激动围攻市政府，引起中外关注，发生“8·10”事件。时任副总理朱熔基同志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国务院紧急决定要建立监管机构。朱熔基建议刘鸿儒“出山”，经过多次谈话，尽管刘鸿儒也感到有压力，但大局为重，他乐意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1992年10月，国务院正式确定成立一个由朱镕基亲自出任主任、十三个部委参加的证券委，下设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策执行。刘鸿儒担任证券委副主任、证监会主席。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不过，“开山始祖”不那么好当，创立之初“家徒四壁”，在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还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刘鸿儒还经常鼓励证监会的员工“不要害怕各种责难，要有为事业奋斗的精神，严格依法监管，勇于开创局面”。
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除了请国内有关部门调配专业人员外，还聘请了不少曾在海外留学及华尔街“打磨”过的人，指导思想是“专家为主、廉政为本”。
刘鸿儒带人多次去海外访问学习，反复与专家、学者以及海外的朋友座谈，然后“现学现卖”，在仔细比较了美国、英国和香港三种市场监管模式的异同后，经反复研究认为，可参照运用“香港模式”。
国务院听取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四层监管体系。第一层是社会监管体系，主要指的是中介机构发挥的作用，包括注册会计师、律师等对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的招股说明书、财务报告等进行审核、签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层是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组织的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监管体系。第三层就是证监会带有准政府性质，主席和委员由国务院任命；第四个层次是政府管理机构，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来统一协调股票、债券和国债的有关政策，负责宏观管理和指导、监督证监会的工作。
为借鉴国外防范风险的经验和教训，1993年初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性证券会议。刘鸿儒做了上任后的首次正式报告，主题就是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他系统地介绍了从1929年－1933年全球经济大危机以来发生的股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原则。他说，有股市就有风险，想彻底铲除是不可能的，股票市场发展就是一个风险不断出现不断治理的过程，一定要立法，严格执法；一定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一定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一定要不断地规范市场运作。
报告中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刘鸿儒说，这个工作报告由他亲自起草撰写，是他工作几十年来花费心血、气力最多的一个。该报告后被《人民日报》用整版刊登。
在证监会成立前，中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上海和深圳的地方政府颁布了一些法规，难以适应全国的需要。刘鸿儒在任期间，先后推出《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与此同时，他们相应地搞了几十个配套的法规，让市场初步可以依照一个统一的准则来运行和监管。
这些法规，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为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资本市场，他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B股市场、H股、期货市场、国企海外上市，一个又一个创意方案在他们手中成为现实。
1990年我国开始研究利用国内股票市场吸引外资的办法。
中国建立证监会之初，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和香港东亚银行希望在A股市场上市，“因我国股票市场刚刚建立，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没有办成”。刘鸿儒说，后来他着手研究B股，因为中国有外汇管制，一下子开放股市，带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太大，所以设计出A股和B股的办法，用明确的“三八线”严格划开，只允许境外投资者用外汇买卖，但是市场不活跃，利用外资效果不大。
在研究B股之后，香港有关方面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组后到香港上市的问题。1991年12月，受国务院委托刘鸿儒率考察组在香港考察后认为，虽然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利弊兼有，但利大弊小，应当积极而又审慎地进行。1992年4月下旬，当时的香港联交所主席李业广率团到北京访问。朱镕基副总理接见，李业广又提出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问题，朱镕基当机立断表示：选择10家左右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并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负责此项工作。内地方面由刘鸿儒牵头，香港方面由李业广先生牵头。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准备工作，解决了法律、会计、外汇、上市方式等问题，1993年6月29日，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在香港发售股票并上市，开创了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先河。
刘鸿儒一直呼吁开放机构投资者入市，大力发展专业的证券投资基金。
1990年，他在上海就曾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探讨过基金的有关问题。当时股票风险很大，老百姓承受不了，俩人在一起商量如何减轻老百姓承担的炒股风险时，想到了基金这种投资工具。199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基金的专访，为了通俗易懂，他将基金比作“投资合作社”，社长代社员们投资，实现风险分散、收益共享。1992年成立中国证监会后，他仍努力推动这件事。1994年，上海和深圳股市长时间低迷，为了增强信心，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试办中外合资的投资基金，草拟的方案上报后，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初步肯定，但是遭到了一部分人反对，“个别人甚至在不了解方案的全部内部情况下，指责这是卖国主义的行为，加上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后来该项建议无疾而终”。
直到1997年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中国的基金业开始了全新的发展历程。直至今日，证券投资基金已成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发行价格，刘鸿儒一直坚持证监会不能去干涉，他认为应由市场自行决定。他曾两次陪同江泽民同志去上海调研股市，第一次去时，正逢股价大涨，有人反映发行价定低了，国有企业损失而二级市场赚钱了。江泽民问刘鸿儒怎么看，刘鸿儒说这是市场供求双方定的，证监会不能直接管；第二次去碰上股价猛跌，有的甚至跌破发行价，有人反映股价定高了，老百姓吃了大亏。但刘鸿儒说这还是市场定的，由投资人选择股票，自己承担风险。政府不能包赚，也不能补亏。政府的责任是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而不是直接制定价格、审批价格。
刘鸿儒强调，对证券市场，政府要改变当“婆婆”的习惯，政府伸出的“手”应适可而止。但即便如此，教训也太深刻了，应逐步淡化行政色彩，走市场化的道路。
股市发展关系千家万户的投资者，初期，股民只习惯涨，不习惯跌，个别股民没有风险意识，炒股亏钱后便失去冷静采取不理性的行为。自担任证监会主席职务以来，刘鸿儒被报纸和电视频频“曝光”，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的同时，也使他承受了许多难言的压力。
但正在他准备退隐前夕，爆发了导致国债期货市场关闭的“三二七”事件。1995年2月23日下午，上证所327合约空方主力在行情飙升后违规操作，采取大量透支交易的方式打压价格，造成327合约暴跌，并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当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
国债期货市场以短暂的辉煌换取了一笔昂贵的学费，刘鸿儒说，这个事件也暴露出地方政府分别各自管理证券市场的弊端。他表示，在中国，引进了国际做法，逐步发展期货市场，原本是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但在进程中出了偏差。到1993年底，各种商品期货交易所达到40多家，比当时全球的期货交易所的总量都多。中央有几个部门和各地政府插手审批管理，从建立证券交易所中得出错误信号，谁先“占山头”谁得好处，造成了混乱局面。政府部门组建的期货经纪公司300多家，不讲规划，欺诈行为屡屡发生，互相告状和投资者告状不断，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给领导层造成很坏印象，为以后发展自筑阻力。
十几年来，刘鸿儒亲身参与和推动了资本市场这一新生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他表示，中国证券市场十几年走完了国外几十年的路，靠的是不断学习别人的经验，找到了一条捷径，但还应该注意避免“水土不服”。
离任之时，刘鸿儒对中国证券资本市场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和运行框架已初步形成感到慰藉。他表示，“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他的，后人来做。”
这个承载了无尽智慧和心血、牵动众人喜怒哀乐的资本市场，也是刘鸿儒付出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除了“开荒铺路”的基础性工作以外，他在离休之后仍然积极为股市发展献言献策。从1992年起，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八届和九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以后，他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名义上书国务院，提出让保险资金进入股市的建议，后来促成了中国保险资金透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政策的出台。除此之外，他创办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会并担任会长，目前仍在致力于这个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
他离任时，“大家对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在认识上还是没有统一，总是摇摆不定。”这也是他在任时希望解决却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退休后，他不断研究写文章，呼吁加大对资本市场的重视。他说自己在认识上也有一个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主张；1990年提出要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摆在平行位置，谁为主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来确定；近几年，他深切体会到直接融资特别是资本市场，已经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前途命运，进而提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要平行发展、交替运行，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让他感到很高兴的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对资本市场作用的肯定“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我是在‘开荒’的实践中走过来的，深知每走一步是多么艰难，每取得一个进步又是多么高兴，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创业人员对亲自经手的改革成果怀有的一种特殊感情。”刘鸿儒说。
对于曾经历的压力和困惑他一笑而过，“都说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但上了‘车’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轻易‘停车’”。他表示，中国资本市场是在争论中发生，也在争论中发展、成长和壮大。将来还会有一次次的争论发生，争论的最大的赢家——还是整个市场。
教书育人
1980年，在人民银行担任副行长的刘鸿儒主抓金融改革，在研究、设计改革方案和逐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问题。刚刚走出10年浩劫的中国金融业百废待兴，“每一处都像荒原期待种子一样期待人才”。
目睹金融改革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人民银行党组领导下，刘鸿儒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上下奔走，四方联络，1981年9月，在占地面积约16亩的北京海淀东升公社卫生院的简易楼房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诞生了。由于地处五道口，后来“五道口”便成了它的代名词。
“当时人们的思想以及知识结构都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水平，全国银行的广大干部，从上到下，包括我自己，都不懂市场经济。”刘鸿儒说，坐等高校进行教育改革、培养新型人才是来不及的，只有自己创办学校培养新鲜骨干人才。
那时，学校建筑布局形似“工”字，大家都管它叫“工字楼”，前楼是教室，后楼是宿舍，图书馆由几个书架搭建而成，吃饭就是一个大食堂，体育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没有。“虽然条件很苦，但是并没有同学在意这些，”84级学生李言赋现担任研究生部副主任，谈及学生时代，他说那时同学们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盖过了一切。”
正如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所期待的，大多数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骨干力量，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第一家银行卡公司、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上都活跃着“五道口”学生的身影。
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腕”级金融人物，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魏迎宁、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罗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彭纯、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万建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以及一批各金融部门的负责人，等等。不胜枚举。
改革，需要胆略和勇气，创办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不仅是刘鸿儒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他敢为人先，主导的一次对金融教育的大胆改革和试验。刘鸿儒不仅创办了“五道口”，还赋予“五道口”独立的灵魂和个性，他开教育领域之先河，集中师资力量推行实务教学方式。
当时，学校办学有两个指导思想。第一没有大量聘请专职的专家来校任职，而是请各大学水平较高的教授来讲课。第二，邀请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行长、经理或是一些部门领导人来联系实际讲课。
“原因是我们的学校小，养不起那么多人，再说知识也在不断更新变化。”刘鸿儒说，这样一来，课程的内容就生动丰富了。学生既有西方经济理论和市场方面的知识，又了解中国的现实，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能胜任工作。
当时，货币银行学由人民大学的黄达老师主讲，此外，北京大学的陈岱孙老先生，厉以宁、胡代光等著名教授也都来“五道口”亲授相关课程，加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自己的专家教授就组成了“五道口”的师资队伍。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人对“外教”一词还一无所知，刘鸿儒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水平，从美国大使馆把当时的商务参赞希尔保罗请到“五道口”给学生授课。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外老师也陆续来“五道口”讲课，他们直接用英语向学生介绍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如IMF曾多次派专家来研究生部讲授“财政金融规划”、“金融市场”及“国际经济学”等课程。欧洲投资银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日本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公司、香港城市大学等国际金融机构及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均曾到此进行短期讲座或专门讲授一门课程。
为了办好这个学校，刘鸿儒一直坚持讲课，再忙也没缺过。有时他从外地出差回京，连家都来不及回，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学校上课。他还把自己多年的藏书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
在课程开设上，他别具一格，针对当时金融改革领域出现的重要问题，开设专门的课程，和同学一起探讨对策。在专家们讨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怎么改，新体制怎么建立的时候，他就倡导在学校开设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课；在遇到通货膨胀的时候，又开设了《通货膨胀》的课程；再后来，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就怎么建立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又开设了《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课程。
这些课程的开设在我国教育界尚属首例，学生们无不拍手称快，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五道口’的老师们为我们组织了最好的教学安排，请了最好的老师为我们授课。”“五道口”81级学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胡晓炼曾回忆说，“刘鸿儒老师当时作为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行领导繁重的公务负担只有我到了机关后才真正了解。但他仍对研究生部的发展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胡晓炼说，当时派人员到国外培训在人民银行寥寥无几，而“五道口”却获得机会选送了3名学生（81级）出国培训，这给了同学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五道口”85级学生、现任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吴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85级是比较幸运的一届学生。”吴军说，“85级学生之所以毕业之后比较争气，实际上跟刘行长那段时间对我们倾注的心血很有关，他讲授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贯穿了我们整个学习过程。”
1985年、1986年，正是金融改革最活跃的时候，当时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白天在国务院开会，与国务院请来的研究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中外专家讨论，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回到“五道口”上课，向学生介绍讨论的话题。
“我们总是能听到其他学校的学生听不到的内容，为此，大家都感到很满足。”李言赋说，那时大家有一种优越感。
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一行数人专程参观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作了学术报告。学生们向他提出了有关国际金融的最新问题，这让凡尔霖看到了学生们在掌握金融信息上的灵通以及知识的丰富程度，他为此深感惊异。不仅如此，“后来，在进行股票交易的模拟操作比赛中，凡尔霖竟然输给了我们的同学。”吴军回忆说，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此作了专题报道，一时，海内外金融界的人都知道了“在北京西郊一幢很不起眼的农民修建的楼房内，在随时还可听到从校园旁边奔驰而过的火车‘呜、呜’汽笛声的教室中，谁也不会想到，中国未来新一代的金融家就将从这里诞生。”
同学们在课上可以就金融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现实问题，相互讨论、出谋划策。由于学生不怀有任何的偏见，也没有部门利益的观点在里面，只是纯粹地就事论事，他们的观点不仅对刘鸿儒有所启发，而且，这种教学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为了找出对策，学生常常带着问题去查阅大量的中外资料，从而培养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刘鸿儒回忆说，“1987年，国家教委请了全国10个专家，厉以宁、黄达和我都参加了，检查金融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检查评定的结果，我们研究生部《中国金融》即‘货币银行学’这门课，在全国名列第一，《国际金融》排在第二。”
就这样，“五道口”从此理直气壮地秀出了自己的风采。至今，这所学校的教师队伍仍保持着以官、学两栖为主的独特个性，记者看到在近70名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名单中，绝大多数硕导都来自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的高官层。如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秦晓等。
1987年，在人民银行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刘鸿儒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门培养金融专业人才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中国金融学院。与“五道口”主要立足培养金融领域高端人才所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学院主要立足于“满足多层次的人才需求”。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了“中国金融学院”的校名，陈云也为学校题词“培养新一代银行家”。刘鸿儒亲任院长八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一套新的课程设置和教材体系。
“金融学院的课程设计里面，除了专业课以外，明确规定基础课要强化外语和数学，还要求学生都要会用电脑。”刘鸿儒说，当时，中国金融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学生毕业之后也很受用人单位欢迎。2000年，在全国高校合并的浪潮中，它并入与其一墙之隔的对外经贸大学。
当时光进入21世纪，已是年过古稀的刘鸿儒又一次站到了金融教育改革的前沿领地。经过不懈的努力，2006年，他成功地把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认可的专业理财机构CFP（注册金融理财师）组织的培训体系引进到中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财富增多，理财需求也随之增加，但市场上各种理财培训名目繁多，真假难辨。同时，刘鸿儒也意识到，全球金融业现代化战争的主战场就在零售银行领域，而金融理财将成为零售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2000年，他和学生商量，准备建立一个资格认证制度培养中国自己的金融理财师。他看准了这是一个中国金融要取得更大发展必须要走的路，于是，认真研究各国经验，并到美国、日本进行考察，最后选择引进CFP这个理财师的资格认证制度。”
2004年9月1日，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金融理财师标准委员会（FPSCC）成立，刘鸿儒任第一届标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2006年4月，FPSCC成为国际CFP组织正式会员。 据悉，这个标准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波三折，遇到了许多困难。从最初引入时的谈判到后来准委员会成立后的制度设计等等，刘鸿儒不辞辛劳，身体力行。外国专家与刘鸿儒面对面协商沟通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料’”，于是也产生了与其合作在中国推动CFP资质认证制度的兴趣。业内有人士说，如果没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这件事并不能轻而易举地推动起来。最后，源于刘鸿儒在业界的资历和威望，在业界邀集了一批英才俊杰，促进了中国理财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刘鸿儒说，在中国建立和推广中国金融理财资格认证制度，核心是保证质量，取得社会信誉。
他说，按照国际标准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金融理财教材，在中国是一门新的学科，可以说是“家庭经济学”，很需要大家来研究。他经常亲自到全国各地讲授理财课程，为讲好三个小时的课时，他要找资料、反复核实数据，准备一个星期。许多省市的银行工作者纷纷慕名前去听他讲课，有的人一听说他要去某市作讲演，“甚至不惜坐火车赶过去”。
引进CFP一举，获得了业界的赞誉。现在我国获得AFP和CFP认证人数已超过2万余人，但即便如此仍然难以满足老百姓的理财需求。有人乐观估计，这一群体到2010年将达到10万人。目前，CFP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
刘鸿儒坚信，“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金融理财事业能够开创一片新天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创办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金融学院为中国金融改革输送人才，到本世纪致力于培养中国的金融理财师、发展个人理财市场，每一次的金融教育改革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执著并热爱这份从事了20多年的金融教育事业。授人以渔，笃志躬行，几十年从教生涯赋予了他心灵的踏实和宁静，最值得他欣慰的是，数千“弟子”不论是在政府机关、商业金融机构，还是自主创业，大都事业有成，有口皆碑。
几十年来，从“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走出来的许多学生都成为了金融界的精英，而获得CFP资格认证的中国金融理财师也正在中国刚刚兴起的个人理财市场上忙碌着，至于全国金融机构、大公司以及海内外各大院校听过刘鸿儒演讲和教诲的人更是无以计数。当然，并不能说所有这些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的成功都与刘鸿儒不无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但凡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或多或少都必然会为他彰显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学识涵养所触动。
与刘鸿儒在职时不一样的是，退休之后，学生们经常跟他联络或是来看望他。为什么跟学生关系这么好呢？他说，“第一，我长期坚持讲课，每次上课，我都认真准备，20多年从没间断过，现在仍然在带博士、给硕士生上课。第二，我对学生一直是高标准、严要求。学生时代打好基础，对他未来一生都有好处。第三，我不实行家长制，通常愿意跟学生交流、讨论，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第四，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上甚至在毕业以后的工作期间，学生遇到的困难我都尽力帮助”。
不过，他的帮助是有原则的，“如果学生想依靠老师当官满足自己的私愿，在我这儿行不通。”刘鸿儒表示，现在，一些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好都是凭借个人实力闯出来的。他对学生的告诫是，“刻苦应是我们一生的习惯和追求”。
他严于律己，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但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摆架子，讲上下级关系。“他反对学生‘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与学生讨论问题时，你对的地方，他也听你的；你不对的地方，他就加以指正。”李言赋说，刘鸿儒身上有太多值得后辈学习的地方，他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在实践中接受新鲜的知识，积累经验。
著书立说
谈及几十年来金融改革的难点，刘鸿儒表示主要是难以突破“理论禁区”。
关于这个禁区，业界有一种更为详细地表述为“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改革开放后经济实践的巨变使原有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已经无法解释、适用或是推动实践的发展，而改革者采用的新方法又饱受质疑，争论此起彼伏。
刘鸿儒为了要推动改革，往往从理论启蒙入手，著书立说，演讲，借助媒体宣传，让现代金融理论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和认可，以减少改革阻力。
“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学术思想难以达到很深的层次。关键是刘鸿儒关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启蒙，在当时意义重大。”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万建华是“五道口”“老三届”，他表示，“刘头”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对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但理论学术上也占有同样的分量。
“他是中国转轨金融学的启蒙人，金融改革实践的探索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对刘鸿儒金融思想的评价简短而有力。
夏斌曾是“五道口”81级学生，与吴晓灵、胡晓炼是同班同学。2005年11月，他和数百位“五道口”学生齐聚一堂，在“刘鸿儒学术思想研讨会”上共同研讨、总结了老师的经济金融理论学术成果。夏斌说，中国金融改革可分为三方面：银行改革，包括商业银行改革、重组、注资；金融市场和市场化机构的建立；央行的宏观调控。这三方面都是刘鸿儒最先进行阐释和实践。从银行改革理论方面看，20多年前，当时不能提“商业银行”的概念，在刘鸿儒的推动下，主要提的是“银行企业化”，就是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当时他想尽办法，一定要把大银行改革成商业银行。为此，先组建了交通银行等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作示范，探索建立商业银行之路；从金融市场学方面，在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金融市场学进行介绍的，是刘鸿儒编写的《金融市场》一书，该书从理论到组织架构、从工具到法律法规进行了介绍。为探索中央银行学，刘鸿儒和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进行交流，撰写了《漫谈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一书，完整地介绍中央银行理论。
不管是在人民银行、体改委、证监会工作期间，还是在退休以后，刘鸿儒对钻研学问都抱有积极的热情。他表示很愿意做实际的工作，但却不喜欢依葫芦画瓢的墨守成规。他说把新理论应用于富有生气的实际工作，会使理论不至于空洞和枯燥，又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创新，产生新的生命力。他在上班之余，勤看书勤思考，工作中每遇到症结都喜欢研究解决对策，并用文章记录下思考的结晶。
上世纪60年代，刘鸿儒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另与王兰同志合作撰写了《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一书，与黄达同志合作翻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一书。上世纪70年代末，他用一年时间撰写了《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总结从老区根据地到“文革拨乱反正”后，整个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发挥银行作用等问题。书里的观点基本上都是在原来的理论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之下，但是在最后一个章节，他谈到了社会主义的银行的作用问题，提出应正确地对银行进行重新定位，发挥它的作用。这在当时无疑于是一种“强烈的思考”。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笔耕不缀，除了与夫人王志玲同志合译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理论基础》以外，他先后撰写了《漫谈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金融调控论》、《股份制在中国的实践》、《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等著作，亲自主编了《金融市场》、《金融基础知识》等书籍达二三十本。这些书籍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紧密相连。
据介绍，1991年出版的《金融调控论》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坚冰，除了货币供求理论部分外，还包括通货膨胀及货币政策，并详细论述了金融直接调控、间接调控等内容。这本书后来几乎成了每个研究中国金融调控问题的学生所必备的参考书，在各种论文中被广泛引用。1993年出版的《金融基础知识》(与唐旭等合编)，虽然字数不多，但概括得非常精炼，获1995年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2000年出版的《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更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演变过程和改革的进程。2003年，出版的《探索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是在他给“五道口”学生开办“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专题讲座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该书概括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在资本市场理论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指出理论创新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灵魂，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不断突破理论禁区和计划经济传统观念的过程。广发基金公司董事长马庆泉博士将其总结为“新中国证券市场就知行关系而言，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理性认识在实践中得到提炼和明晰，并开始用于实践、指导实践的阶段的代表作。
2007年，他又编写了一本60多万字的著作：《探索与思考——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的历程、重大问题的理论观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思路。
他的学生候亚丽说：“先生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当年金融改革实践的总结和对下一阶段的探索与思考，极具历史价值。”
而夏斌更是看到了“他不仅仅是把西方理论引进来，而且是结合中国的特点。现在按照国际准则，真正进入实质性的改革，还在走这个道路。”
还有人很羡慕刘鸿儒，说他是一个能影响政府决策的幸福的经济学家。他在“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专题讲座的内容，以及多次发表的观点大多被主管部门采纳。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事管理、教学之余，还能提笔撰写出上千万字的著作和讲义、论文和教材等理论研究文章，大家都心生佩服，不知他是如何协调统筹安排时间？
“三者确实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尤其在时间上和精力上会出现分配不过来的现象。”刘鸿儒说，但是，三者做得好也可以相互融合。将管理实践中碰到的多种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分析形成自己的观点，或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讨论分析，或撰成文章或著作出版发表，思考又逐渐地从感性到理性，由点到面，由零散到系统。因此，将管理、教学和科研合三为一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
“生活中很少看到他有闲下来的时候，至少是他的大脑。”他的学生易彬说，平常，只要是稍微有点空闲，他就会找出一些事情来做，若有一些稿子没看完，他就随身带着，坐车、乘飞机有空就拿出来抓紧时间看。
“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研究，有利于推迟老年痴呆症。”刘鸿儒笑道。
洒脱人生
今年，刘鸿儒和老伴王志玲同志刚庆祝了金婚纪念。
他们相识于东北，情定莫斯科，相携相伴风雨同舟50载，相互之间默契十足。当他们共同回忆那些他们一起经历的美好的激动人心的往事时，还不忘互相幽上一默，尔后，相视而笑。
水晶像框里镶嵌有50年前新婚之初在莫斯科大学前的留影，红酒杯里映照着50年后古稀之年深眸对望中欢笑的目光，他们在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和睦，现如今，相濡以沫共白头，儿孙绕膝乐悠悠，夫复何求？
刘鸿儒打趣地说，在家里，老伴是领导，是董事长。其实，他不仅在家不耍派头，在外面也是亲切，随和。大家都说“他不像一个当官的”。
外界评价他是那种为官时亦治学、治学时亦能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学者型官员，是一个豁达、洒脱的人——“没有多少人不因自己仕途上的波折或人事争拗而耿耿于怀，但有着几十年官场生涯的刘鸿儒却是个例外”。
他先后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体改委副主任、证监会主席、全国政协八届和九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但10多年来始终只是在这种比较具体的业务领导岗位上徘徊。曾有人为此打抱不平，“业务、能力、知识也够上水平了，怎么却没有提拔上去？”也曾有记者直言不讳地问他，是否有些个人发展上的遗憾？他很坦然地笑答：“人适合干什么就该干什么，我本来就是干业务的，并不期望去做超出自己能力负荷的事情，所以有什么遗憾呢？”“像我这样的人，能做到人民银行的常务副行长和证监会主席，就算机遇不错了！”
刘鸿儒对自己作的评价十分朴实：“我是个业务型干部。”人民银行有一位老领导曾在会上说，“我们的干部有两种，一种是懂业务不懂政治，一种是懂政治不懂业务，两种兼备的有，但不太多”。刘鸿儒初听说这番话时理解不深，直到后来在实践中体会才慢慢地懂了，“自己确实不大懂政治，心思都放在了工作、教书和写文章上”。
为什么在知识方面，但凡有差距的地方他都积极去弥补，但在人际关系上，明知有弱点，却听任自然不愿花时间去作弥补？
“不是所有人都能当演员，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刘翔，”刘鸿儒怡然自乐道，“是什么料就成什么材。我只是一个业务干部，自己定好位了，所以，我就知足了，所以我就常乐了，所以我就潇洒了。”
退休后再无“案牍之劳形”，刘鸿儒虽然没有“调素琴、阅金经”，但是，他退而不休——教书、研讨、演讲、写作、打高尔夫球。“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他的学生们“都一下子冒出来”，看望、拜访、邀约不断。这份满足和快乐也许就是他今天不提自己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影响和功绩，而依然乐意称自己为“教书匠”的原因吧。
除了在“五道口”教学外，他还担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多家高校的兼职教授和访问学者。甚至，他还在中华慈善总会担任了副会长兼募捐委员会主席，呼吁社会对智障儿童给予帮助和关心。平素里遇上高兴的事儿，他也会一时兴起自掏腰包请学生吃饭。时常，他还与三五好友，在阳光下的绿草地上，接受高尔夫球文化的挑战，走路打完18洞，健身、交谈两不误。
虽然他62岁才开始学打高尔夫球，却出人意料3次捧走“贺龙杯”的冠军奖杯。刘鸿儒说：“我一贯的信念就是不干则已，干就干好。打球也是如此。”他家里有一面墙上，一格一格的柜子里，数十个奖杯一长溜儿地整齐码放着，都是他“打出来的成绩”。
他酷爱读书，但没有书呆子气。他也遭遇过一些坎坷的经历，但从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上，而是笑对生活，顺其自然。即便是体力劳动，他都做得比别人出色。他从苏联学成归国后曾先后两次“下乡”。1960年，他在上海南汇县当公社社长，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刘鸿儒饿着肚子和农民一起干活，讨论如何拆掉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退赔给农民无偿调用的门板、铁锅等物品，给农民分自留地等；“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先后两次被派到“五七”干校，种地，扶犁、撒种、除草这些农活他麻溜儿利索得跟老乡的水平不相上下。后来，他又被派去晒场扛麻袋。装满谷子的麻袋重达百余斤，他一把抓住袋子两头送到肩上，扛起来就走。因为在下乡干部中表现不错，他先后被提拔为炊事班副班长、班长，厨房里诸如包饺子、蒸饭做菜那些活儿，甚至于杀猪，他样样都干得十分出色。
很多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大都无法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活儿，可刘鸿儒却驾轻就熟觉得不过是“小菜一碟”。人家对此纳闷不已，“你是吃过‘洋面包’回来的，怎么能吃得了这些苦？”
“后来的这些‘苦’，跟我小时候所经历的苦难相比，都算不上什么。所以，再苦的日子，我也不觉得害怕了。”提起以往的劳动锻炼刘鸿儒谈笑自若。
都说成就刘鸿儒这个学者型高官最为辉煌的人生篇章是那长达40年的宦海生涯，但他静水流深不愿谈及一些人事细节，倒是有关于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又慷慨又大方几欲倾囊而出。
当官时，他没有坏心，也不整人。在人缘关系上他不会搞歪门邪道，也不会曲意奉承，他虽然不欣赏八面玲珑、世故圆滑的性格，但也不赞成太过于“一根筋”到底。“比如说在待人接物上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是个优点，但同时如果不把握好度，不讲分寸，不讲场合，不分对象，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反过来会变成缺点。”
刘鸿儒擅于发掘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经常鼓励学生和下属。他尊重人，理解人，不处处以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约束和衡量别人，对部下也从不横挑眼睛竖挑鼻子地颐指气使，即使是某些失误和过错也能平和以待。
什么叫过错？刘鸿儒说人民银行有一位老局长对这个词的解释令他印象很深：“过错过错，过则错，不过则不错。”贪杯伤身，饱食无益。人一生当中，最难掌握的就是这个度。搞改革，工作、生活，与人相处都有一个火候，如何能保证恰到好处地掌握分寸绝非易事。
可以精益求精，却无法尽善尽美。刘鸿儒说有时他也难免会自己给自己“背包袱”——往往是不知不觉地进入飘飘然的状态，处事待人都不清醒，当“碰了钉子”或被朋友“叫醒”以后，改了一阵又犯，犯了再改；有时又因失败、挫折产生自卑情绪。
刘鸿儒也曾遇到过许多委屈和挫折，他年青时心态稚嫩，好面子，求上进，稍微出了点洋相便承受不起，后悔懊恼好几天都情绪低落。但他后来深切地体会到，这是好事，任何一个委屈和挫折都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机遇，人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经历了挫折才能进步，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
许多学生都曾聆听过刘鸿儒语重心长的教诲。但刘鸿儒说，这无非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大道理，没什么特殊的，而且，经验教训即使别人唠叨得再多也不如自己亲自体验一回来得深刻。
待人真诚，对于别人的困难，能帮则帮，这是他许多年来一直信守的原则。有时别人遇到他，笑谈中提及多年前曾蒙他仗义相助之事，他却想不起来了。“帮助别人忘掉是对的。”刘鸿儒说。他奉献而不求索取，为之乐此不疲，也乐在其中。
问及为何能保持这种心态，刘鸿儒乐呵呵地回答记者说：“首先，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保持心情开朗、摆正心态，这是关键的因素，人没有私心不可能，但私心不能太重，遇到事情要学会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去理解考虑问题，也许心结就化解了；其次，要多方位地思考问题，进行横向、纵向对比，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事物。”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得这么超脱，也是长年累月在反复摔打磨练中一点一滴慢慢体会出来的。”就像酒越酿越醇，刘鸿儒说，到老了悟出道，心胸也豁达了。
离休10多年，他在中国金融界依然威信不减，这与很多为官者下台后，人走茶凉、销声匿迹的景况截然相反。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刘鸿儒是中国金融界出现的可能为数不多的这么几个人之一。”现任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秘书长、“五道口”82级学生蔡重直对记者说，这个原因，无关于他曾是央行的“二把手”，也无关于他担任过中国证监会主席的职务。
第一，做到部级干部的人很多，但在金融界的领导者中，非平庸之辈而像他这样成为领袖式人物的屈指可数。
第二，几十年来，像他这样不论教书、还是做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对研究学问抱有浓厚的兴趣，一直在不停地研究问题，并亲自撰写文章、出版著作的人不多。
第三，不管是在位和还是不在位，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为同学上课，包括推广金融理财教育，像他这样热衷教育事业的人也不多。
第四，他潇洒、身体健康。有一次，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与国际的CFP组织在中国开了三次大型讨论会，刘鸿儒就在一个星期内往返三地乘坐飞机，分别到三个城市发表三次不同主题演讲，还开了四次会，讲了两个上午的课，而且晚上和老朋友吃饭，每顿饭还能喝上几两白酒，像他这样好体质的人也不多。
有几个人能同时做到这几个方面？蔡重直对恩师的精辟总结，入木三分。
南宋诗人尤袤曾说：“一本好书，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一生勇于接受挑战，敢于创新的刘鸿儒就犹如这样一本厚重的书——坎坷的经历，洒脱的人生，坚韧的意志，执著的追求……他的人生豪迈，锐意进取，其精神和信念以及价值追求，在潜移默化、循循善诱中引导着后来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开拓创新，锲而不舍。
（转自《华人金融家》/华商韬略编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