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老师（1919年11月-2003年2月23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深金融学家、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外国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教授、国务院参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根据1982级校友王大伟提供的相关资料，1919年11月，周林老师出生于四川泸县（现四川省泸州市）；1938年，周林老师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并于1942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周林老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于1944年获得商学硕士学位；1947年他满怀报国理想和对知识的渴望远渡重洋，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候补博士后回国。

　　1948年周林老师回国后任湖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教授；1949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工作，历任科长、主任等职；1956年至195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干校任教研室主任；1978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外国金融研究室，先后任副主任、主任；1982年被评为研究员，同年兼武汉大学等院校教授；1985年被认定为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1992年享受政府津贴；1995年5月退休；2003年2月23日逝世，享年84岁。他的一生与金融结伴，为我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和金融人才的培养辛勤耕耘了50多年。

　　他，出生于殷实之家，却毫无纨绔之气，年轻时候的他喜读书、爱游学，四十年代末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立志自驾奔驰环游美国；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却毫无封建落后思想，他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和学生运动。他思想超前，在解放初期就致力于国际金融和贸易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伊始就预言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在他的教育生涯中，他对学生倾囊相授，苦心孤诣将毕生所学授予学生，他在晚年时期还担任国务院参事一职，始终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事业发光发热。

　　这，就是周林老师，我国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教授，他通晓英文，懂俄文、德文，在国际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具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为中国的金融研究事业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周林老师长期致力于经济理论、国际贸易、金融理论的研究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多次参加国际经济会议，赴前苏联、西德、波兰和东德的银行谈判、交流经验、考察银行货币和外汇情况，为开拓新中国银行业与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赢得国际上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之初，为重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和设立代表机构，周林老师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协助我国有关机构的工作。1982年从事金融教育工作以来，周林老师在国际金融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国际资本流动、跨国银行发展、国际金融制度以及国外不良资产处置等研究领域指导了10位硕士和16位博士，为我国经济金融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对我国的金融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纵观周林老师的一生，求学、研究、教育，每段时光都精细雕琢着这位大师级学者的风范，让我们循着这些若隐若现的痕迹，探寻周林老师的人生轨迹，近距离感受这位师者典范的气息。

　　且行且学苦钻研

　　1919年冬季的一天，四川泸县（现为四川省泸州市）的一户人家迎来了家中长子的诞生，这便是周林。周林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大姐周楠，下有三个妹妹和五个弟弟。父亲周璧光原是军人出身，退伍后曾从事养蜂生产和果树培植，家中的日常开支主要依靠几百亩田地的地租维系。新中国成立后，大姐周楠在总工会国际部工作，弟弟妹妹则大多处于学生阶段。

　　父亲周璧光对幼年周林疼爱有加，周父因工作常年东奔西走，无论他走到哪儿，都会带着小周林一同前往。周林在幼年时期随父亲在江西、四川、上海、北京等地读小学，这段时期他所受到教育犹如蜻蜓点水般时断时续，加之当时家境殷实，未曾尝过生活疾苦的他亦不知刻苦用功。1936年初中毕业后，周林想报考重点高中，不曾想屡屡落第，后来辗转进入重庆私立求精中学念书。

　　儒家有云：知耻而后勇。进入高中后，一方面由于羞耻心的激荡，另一方面则是受几位努力用功的同学的带动，周林逐渐发奋苦读，一年后学业大有进步，便转入当时颇有名气的重庆联中。同年暑假，大姐周楠由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放假归来，彼时周楠的思想已相当进步，常与年少的周林谈论各种问题，并推荐诸多进步书籍给他，这种启蒙教育为青年的周林打开了一扇认识新世界的窗户，为他积累了不少关于这个新世界的知识。

 　　进入重庆联中一年后，抗战爆发。周林老师自述，在重庆联中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却收获颇丰。那时候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周林除埋头读书外，还时常与班里好友一同下乡宣传，家境殷实的他这才切身体会到乡间民众的生活之苦。此外，当时重庆的生活书店已经开业，周林从那里寻到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书报，广泛的阅读使他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革命理论有了最初的了解。

　　1938年暑假，当时的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周林考入了东北大学（因抗战原因校址迁至四川省三台县）经济系。在校期间他坚持阅读进步书籍、结识进步青年，每有空闲便与志同道合的好友言谈思想。志趣相同的朋友相互结社，一边进行自我教育，一边走进乡间帮助农民组织开会以获悉时事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年轻的周林逐渐对革命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2年夏，大学毕业的周林拒绝了亲友们关于进入仕途谋求官位钱财的劝告，转而报考了西南联合大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南开攻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周林结识了滕维藻、胡代光、钱荣堃、陶继侃等一批好友，这段时期的他醉心钻研，对窗外之事几乎不闻不问，仿佛与现实社会脱节一般。在周林老师尚未出版的自传中，他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是“刻板而平静”的。

　　从南开毕业后，周林本想从事教学工作，无奈各校均因他并非留学生而婉拒了他。后来他辗转进入当时的中央设计局从事研究工作，其主要工作职责是翻译与编纂，之后又多方设法进入重庆私立求精商学院兼授国际贸易与工商管理课程。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央设计局的工作不被国民党当局所重视，因此他的工作比较清闲，这使他常有时间阅读理论书籍、准备留学考试。苦心人天不负，1946年周林考取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自费留学名额。

　　1947年九月初， 周林远渡重洋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攻读国际经济学，潜心研究高级抽象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留美期间除大部分时间用在繁忙的功课上之外，他还参加了许多学生团体活动，并成为当地中国学生会副主席，负责组织中国留学生的文娱活动、组织学生们订阅大公报、向当时的教育部及中国使馆索取外汇生活费等。1948年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周林充分认识到当时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愤慨于当时华人在美国社会受歧视的境遇，便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的机会，毅然与友人一同回国。

　　唯书唯实勤耕耘

　　回国之后，周林进入湖南大学任教，主授货币银行、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三门课程。当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罢学、罢教运动气势如潮，周林在湖大的实际教书时间只有四个月。这一时期他著有三篇文章，分别是《计划经济的理论》、《论新银行券》（刊登于湖南日报）和《新中国的经济道路》（刊登于上海出版的经济评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篇著作是周林老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他已经在为新中国的经济金融构思蓝图，周老师的深谋远虑着实令人惊叹。

　　长沙解放后，周林通过友人介绍，动身北上，抵达北京后不久，在总工会国际部工作的大姐周楠向他谈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急需外汇工作人员，虽然饱读国际经济理论但却毫无银行工作经验的周林便于1949年11月1日进入了人民银行工作。周林老师在他未曾发表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四个月的（工作） 经验，我不但没感到对工作的疲倦与痛苦，相反地，这其中自有一种乐趣，那就是觉得自己已逐渐有了一些进步……”。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周林一直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经济金融的建设与发展。期间周林在银行业务部门、教育部门和研究部门之间都工作过，但是一直未曾离开金融系统。根据人民银行1981年的专业干部业务技术职称呈报表的信息，周林在这段时间的履历如下：1949年至1952年，在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任科长；1951年至1952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兼任副教授；1952年至1955年，调任中国银行国外业务局，先后任科长、主任等职，1959年至1962年，在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教研室任主任；1959年至1962年，在人民银行参事室做研究员；1969年至1974年，在河南人民银行总行五七干校学习锻炼；1974年至1978年，回到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任研究员；1978年周林老师到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1982年被评为人民银行首批研究员，并在当时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任指导老师。1989年之后，周林老师一直在国务院参事室担任国务院参事一职。1991年周林患病后仍以满腔热忱积极投入博士生指导工作。

　　周林热爱研究，1953年之前，他主要研究对苏东等国的外贸业务，1953年之后主要研究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业务，改革开放初期周林便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促进东西方经济合作，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由东西方国家的一些民间组织和进步人士发起，于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新中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议上极大地拓展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渠道。周林跟随人民银行相关代表（南汉宸、曾凌等领导同志）前往莫斯科参加这次会议，为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拓展我国对外贸易做出了积极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是根据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签订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于1945年12月27日在华盛顿成立的。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然而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1980年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一直为重新恢复在IMF的席位和设立代表机构做努力，这段时期周林先后在人民银行国外局、国际业务处等部门工作，具备扎实的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和深厚的英文功底，为提升新中国在国际经贸的地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林酷爱读书，据其学生1994级博士校友范珣（现为国开证券监事会主席）回忆，在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每次去老师家拜访时周林老师基本都在看书、读报或者研读国务院参事报。周林在国际金融理论研究方面学术造诣精深，毕其一生，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中国清代货币史资料》、《清代外债史资料》、《国际资本移动的理论》、《国际收支理论评述》、《四川金融市场调查》、《银行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外国银行制度及业务》，以及《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中国的价格改革》、《中国的金融创新》、《当代的货币政策》、《关于美国的债务问题与美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提款权和当前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论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等等。在任国务院参事期间，周林所做的《关于资金外逃和外流的调查报告》和《关于处置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报告》等研究成果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1992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主要国家的银行制度》中，周林撰写了“中国银行制度”一章，首次将中国的银行体系介绍给世界，并成为九十年代我国高等学府开展比较银行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和编写比较银行制度教科书的奠基性资料。

　　亦师亦父育桃李

　　周林老师是一个性情温润如玉的老爷子。1981级校友魏本华（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中国驻IMF执行董事）可以算是周林老师的大弟子，他回忆起老师时提到，周老师对待学生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来都是给予积极的、正面的鼓励，而少有负面的批评。1997级博士校友王子明（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系副教授）回忆起第一次去拜访周老师的场景，他这样描述：“第一感觉就是老先生非常慈祥，他曾经患过脑血栓，但是思维却没有一点迟缓，坐在那里就像是一位特别慈祥的老爷爷。”1991级博士校友刘亚（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金融学教授）回忆恩师时也如此形容：“周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就像一尊老佛爷一样，满脸慈祥，说话不温不火。”1995级博士校友钱小安（现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研究中心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则认为，作为周林老师的学生，他能隐约感受到周林老师年轻时的性格应该是意气风发、桀骜自信的，经过了大半生时光的雕琢和岁月的洗礼才塑造出晚年周老师恭谦平和、温文尔雅的大师风范。周林老师爱喝绍兴黄酒，这种琥珀色的酒馥郁芳香，往往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加香气四溢，就像周老师的为人，醇厚、柔和而又底蕴深厚，越是上了岁数反而越甘甜。

　　周林老师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现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任教期间，极受学生敬重。在八十年代初研究生部刚刚创立的时候，金融学科分为国内金融和国际金融两个方向，在国际金融方向，主要有甘培根、周林、丁鹄、虞关涛、林志琦等老师。魏本华解释道，当时的学生们对老师都十分尊敬，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老师们大多都有在解放前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令人高山仰止，而且，老师们放弃了原本在国外可以享受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这种爱国之心极其可贵；其二，老师们都具有高度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八十年代初期，研究生部教学条件极其简陋，老师上课没有现成的教材，都是自己动手写教学提纲，上课之前要花费大量心血备课。魏本华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每次下课后老师的衣服上都会沾满粉笔灰，简陋的黑板在一堂课上需要来回擦好几遍。周林老师格外受人敬重的原因还有一点，他在诸位教师中年纪偏大，当时北京交通极不方便，冬严寒、夏酷暑，老师们经常是每天挤公交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其中辛苦恐怕也只有老师自己体会得到了。

　　周林老师是一个治学十分严谨细致的人，这是他的学生们的共同评价。1994级博士校友范珣回忆说，1991年周林老师生病后去往研究生部的次数便减少了，就在家里卧床指导学生，为学生指导论文时，经常是一个句子要反复斟酌，以期找出更好的表达方式，这种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使他的学生们受益匪浅。本科和硕士都是自动控制专业出身的王子明则说，为了能报考周林老师的博士生，他花八个月时间研读了四十三本金融学书籍，并提着这些书去周老师家拜访，周老师则是一本一本细致地看，检查书上的划线、阅读王子明在书页上做的笔记和附注。周老师还耐心细致地听王子明讲述每本书的内容要旨和篇章结构，并做出画龙点睛的点评，每每使他产生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王子明称赞周林老师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大师，“……他的文笔，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像在讲故事一样，从来不张牙舞爪。他的思路极其清晰，平淡无奇的用词却能被他运用地恰到好处，让人感到智慧的力量默默隐含在他的文笔当中。这是大师级的人物才能达到的水平。”

　　周林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主要是要求学生要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牢固的数学功底和深厚的外语基础，鼓励学生多看原版的外文书籍以避免受翻译不准确的误导。周老师注重理论知识，但是更加注重理论知识运用于中国实践、为中国经济金融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范珣回忆第一次与周林老师见面的情形，他打趣地说到：“我第一次见周老师时，他不肯要我这个学生，因为我是工科背景出身，只读过国内的几本经济学教材，并未读过国外原版书籍，周老师认为我经济学基础知识不扎实，而且他要求学生有扎实的数学和英语功底。周老师非常重视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当时我写博士论文时，我对自己的论文不很满意，觉得自己写得不够精深，但是周老师说他很喜欢这篇论文，因为他觉得它的思维方式好，对问题的思考角度有突破。老爷子允许学生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在学术问题上从不专断。他要求博士生在学习基础课时至少要两周去见他一次，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还担任国务院参事一职，我认为周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在基础知识上的个人见解十分独到。”王子明则说，在准备报考周老师博士生时，当他把四十三本金融学书籍基本掌握之后，周老师做出如下评语：“现在我感觉书本上的东西你已经可以了，但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你还不懂。”随即周老师就为王子明推荐了《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中国金融》、《经济研究》、《China Daily》等一系列报刊杂志，要他阅读，掌握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现状。周老师要求学生的论文必须做到雅俗共赏，所谓雅，就是说在理论方面要有自己独立的、创新的建树；所谓俗，就是说理论一定要能指导中国金融的实践，不能是空论。

　　学生们回忆起周老师及师母时，都感动于老师的关心和爱护。魏本华提起他写硕士生论文时，选题是“巴西的经济发展和外债问题”，当时文献资料很匮乏，不像现在这样信息充足，当时各个院校的资料一般都仅供内部使用。这一问题反映到周林老师那里，周老师便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魏本华在社科院借阅资料，细致耐心地指导魏本华的毕业论文。范珣则回忆说，老师和师母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关心学生在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时由于工作忙而未去老师家拜访，师母就会打电话询问是否遇到了烦心事。周林老师爱护学生，也十分受学生爱戴。魏本华回忆周老师生病后行动不便，虽然那时学生们的工资都不高，但几个学生一起凑份子为老师购买了一辆轮椅。范珣则是定期去老师家中拜访，成家立业之后则时常带着孩子去看望老先生。周林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把学生的成就当做自己最大的骄傲。看到自己的学生为金融学术界或实业界作出贡献，这便是师者的欣慰。

　　纵观周林老师一生，他从一个知耻而后勇的奋发少年成长为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再到中年时期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三十余年，到晚年时性情温厚、余晖照亮下一代青年学子的求索路。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思想超前的老头儿，让后生晚辈既敬畏又愿意亲近。智者已逝，师魂永驻。

　　（后记：周林先生一生为人低调谦和，关于他的文字资料记载很有限，在成文的过程中，1982级校友王大伟和周林先生的家人取得联系，并奔赴中国人民银行档案馆，将周林先生的相关资料拍照刻盘，为后续的采访工作提供了极大支持。1981级校友魏本华，1991级博士校友刘亚，1994级博士校友范珣，1995级博士校友钱小安，1997级博士校友王子明，在百忙之中接受了采访，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