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招军，1964年12月生，1990级硕士校友，经济学博士，五道口硕士生导师，现任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曾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司处长，原中国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培训中心等部门处长、副巡视员，原中国银监会河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问：您1990年来到五道口读书，2004年开始在五道口担任硕士生导师。您认为五道口的办学有什么特色与优势？
李招军：五道口的成立是跟我们中国整体经济体系改革的时间点和时代背景相契合的，这也奠定了小院虽小，起点很高的教学特点。1981年虽然是五道口的第一届，但实际上五道口不是1981年才开始创办的，是在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开始筹备的。我想当时我们五道口的创始人是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来设计五道口的办学思路。从时代所需、国家所需、金融改革所需出发，五道口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建设，都在这个小院子里达到了国内仅有的高标准和前所未有的宽阔视野。
小院的高起点影响和完善了五道口学子的人生价值观。那个时候大家都站在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高度去学习，想大事、做大事，思考大问题、解决大问题，有着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现在大家看到的五道口小院优美、漂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虽然入学时五道口已经在金融圈里非常有名气了，但那时候的五道口还是工字楼，这是我们那几届很多人的回忆。环境虽然艰苦，上课都是木板房，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外聘请来的著名高校知名教授学者、金融实务界的领导们，他们就站在这木板房里的三尺讲台上，为我们倾囊相授。
我是1990年入校的。很有幸的是有好几门课是刘鸿儒老师讲授的。那时候刘老师在体改委，他当时每周都来五道口，给我们带来的是国家层面的改革思路和最亟待解决的市场前沿问题。办学思路的高起点，决定了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是注重实操的。五道口的治学不只是纯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把这些问题带到课堂里面来，再落实到课堂外面去的教育理念。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84年5月31日-6月7日，在合肥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研究生部81级和82级的师兄师姐向大会提交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的报告，提出以建立金融市场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的观点。这在当时中国金融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想法非常前沿。校友们随后也创造了中国金融改革中的多个“第一”：参与创办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司局长基本上都会来五道口讲课，早期的学生也都接触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问题，如证券市场、基金市场、私募等。五道口一批批学子在毕业后加入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推动着中国整个金融框架构建的进程。在1990年我入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师兄、师姐活跃在金融改革第一线了，他们在做着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会和我们做分享。这个过程中，我们接触外界金融实务的眼界非常宽阔，同时又脚踏实地。也正是因为五道口的起点高，在立意高远的氛围里，老师们、学生们都有一种很崇高的方向感，都希望投身于国家金融改革的浪潮中，有着胸怀天下、报效祖国的澎湃热情。
李招军：印象比较深的是，五道口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和业余生活，比如在那么小的院子里，还特意为我们建了网球场。虽然只是一个篮球场里拉一根绳，但通过小小的运动场，上下近五届的同学们就熟悉起来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90年代初，没有多少人认识网球，五道口就有了网球场，即使是体育锻炼，五道口也是走在了很多学校前面。当时跟蔡浩仪老师一起打网球，刘鸿儒老师有时候也参与进来和我们一起打，在那个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很多同学也是在这里熟悉起来的，比如我们有几人经常一起打球，1989级的张新、柳志伟等。因为运动，让我们大家联系更加紧密，友谊更加深厚。
学生之间的交流还有很多，我们会组织很多课外活动，比如有英语角和舞会。尽管那个时候大家英语说得不好，但是仍然积极参与。舞会基本上是星期五或星期六的晚上，小院中间比较大的一个木板房，现在大约是礼堂那个位置，把桌子往四周一拉，录音机一开，舞会就开始了。
其实，对于这些活动本身的意义，当时来看可能理解得没有那么深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情谊都在这些活动中日益深厚，并且对后来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所帮助。
问：您在五道口毕业前后参与编写了《金融信托全书》和《商业银行知识大全》，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缺乏信托专业书籍的空白，至今影响深远。能否和我们分享下您是如何开始参与编写这两本著作的？
李招军：我们那个年代读书的同学，实际上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学校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比如提供兼职和实习机会。虽然我是工作以后上的研究生，有工资，还加上五道口的补助，一个月有90多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我家里弟妹还小，需要我资助学费、分担责任，条件还是艰苦的。所以我就在有补助之外，也得益于在五道口的学习，开始参与了编书。
我参与编写的书，一本是《金融信托全书》，共250万字，另一本是《商业银行知识大全》，共150万字。在编写后者时，我已经要去人民银行金管司工作了。这两本书都是和五道口师兄弟们一起编的。当时从组稿、审稿到编辑出版全部都是我自己来对接。我和钱小安校友负责整体内容的把关、框架和条目的设计，知识点大部分都是道口的同学整理的，我们把词条弄好，内容规划好。在当时，信托公司要做什么业务，都会参阅《金融信托全书》这本书中的有关内容。
问：您在毕业后基本上一直都在从事信托相关工作，能否和我们回忆下信托行业发展中哪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五道口率先开设的信托专业课程对您从事信托相关工作有什么帮助？
李招军：我工作至今，很多决策的理论支持仍然是在五道口的课堂中所学到的。我本科学的是管理学专业，对于金融的接触都是从五道口开始的，第一次接触信托也是在五道口。可以说五道口当时讲授的信托理论，对我从事信托相关工作帮助深远。1979年10月，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标志着信托制度开始在中国逐步恢复，而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信托业的起点。但是我入学前后，20世纪90年代初，大家都不了解真正的信托，认为信托投资公司就还是一家银行。受益人、委托人、受托人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包括我们上课时也是很难理解。当时西方国家有信托，我在学校里除了上课还找到一本小册子是讲日本信托制度的。1990年的国内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信托，都在讨论金融市场和股票。
如果站到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的金融史，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史，是和中国信托的发展脉络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从中国信托发展史就可反观中国金融史的发展历程。比如“资管新规”要规范的也是一种理财行为，而理财行为最核心的法律架构就是信托。再说关于监管，在五道口上课时就讲到过，还剖析过国外的监管。对比国内，当时还没有分类监管等概念，我参加工作后，也就是1992年、1993年时候才有监管的，以前人民银行的这个管理部门叫金融管理司，1993年才有监管的概念，而我们当时在五道口就已经学习这些内容了。印象很深的是从1992年朱镕基兼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开始，提出了风险管理与金融监管，慢慢就有工商注册的规章制度，再后来才有监管的相关内容。我的导师金建栋那时候在人民银行也带着我和其他几个人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探讨建立监管体系和其他相关制度。参与其中的很多都是五道口的校友。当时出了一个类似报告的手稿，没有发表，尽管后来也没有落实，但是我们提出了分类监管，也就是后来的分业监管概念。直到现在，五道口对我来说，因为起点高，内容非常接近知识本源，所以老师和同学们所带来的引领性特别强。
1995年前后在金管司分家以后，我先到了非银司信托处工作，后来在机构管理处工作。非银司管理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中的重点是信托公司，研究、制定法律法规是主要工作。信托法是一部出台非常艰难的法律。自1993年开始，当时我刚到人民银行工作，信托法已经就处于起草阶段了，而到2001年才正式颁布实施，起草过程持续了8年之久。信托法是人大法工委直接主导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总行非银司是主要参与者。
这中间，我也参与了中国信托业整顿的过程。1982年4月，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整顿信托投资机构和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规定：除国务院批准和国务院授权单位批准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外，各地区、部门都不得办理信托投资业务；已经办理的，限期清理。还要求信托投资业务全部由银行来办，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一律停办。自此开始了信托业的整顿。这么多年来，信托业被整顿了很多轮，有人说整顿了5轮，也有人说整顿了6轮。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有两个大的历史节点：在2000年之前，那时候的整顿只是机构的分分合合，撤一个机构，设一个机构，当时由1000多家信托公司先是变成了398家，后来398家变成168家，2000年直降到60家左右。2000年以后对信托公司而言是新的变化了。我有幸参与了这个过程。
2001年在信托法颁布以后，我们把信托公司的办法重新改了，基本上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后来有一些微调，比如把信托投资公司变成了信托公司，把原来的投资功能做了一个限制，在2001年、2002年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已经基本上奠定了信托公司能干什么和怎么干。
2001年以后，我个人觉得我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在2001年之前，中国没有实质性的信托产品。在2001年至2002年在颁布修改了新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之后，又颁布了资金信托管理办法。这是我查阅了很多东西才整理出来的，里面定义了什么叫信托产品，什么叫信托计划，应该说这么多年我自己较大的成绩是：我给中国的金融市场增设了一种新的融资工具。国外也有类似Trust Plan这个叫法，但是更多的叫信托帐户。而我是基于中国的情况，信托要有一种载体，因为账户只能在银行，为什么不能叫信托账户？一说到账户，就不是信托公司的了，而变成了银行的了，所以，初创这个产品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这个类似于资金信托，但是信托计划实际上不仅仅是资金需求，我们有一个资金信托管理办法。当时很多五道口的校友都有参与。我觉得信托计划，给现在信托公司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基准，一种业务机制的参考，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给中国市场实体经济一种新的资金融通工具。
信托计划既可以贷款，也可以投资，这是把信托那套原理通过一个载体构建承托下来，所以信托计划实际上就是一种融资的整体规划，我当时向人民银行办公厅分管处室解释时所说的：“它是一个一揽子的融资解决方案。”既有给你钱的人在里面，也有用你钱的人在里面，还也有管理人在里面，这样就是前面说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几个关系融到了一个载体之中，一份契约之中，同时也是一个法律关系。回到最初，我在五道口接触的信托应该是比较本源的信托，所以我对信托的理解更加到位，才能有后来在信托领域取得的一些成绩。
当时全国范围内，只有五道口率先开设了信托专业。我在人民银行非银司担任处长时，负责所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当时我和其他大学有过交流，我提到，应该在本科阶段就应该开设信托专业，因为未来中国的信托业肯定有大的发展前景。因为五道口的学生少，信托专业的学生更少。五道口的信托专业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是最接近信托的本源，所以我后来工作中，很多问题还是顺着这个逻辑解决的。
所以说，五道口的前沿和高度不是脱离现实的，不是脱离市场现状的。我非常感谢五道口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市场化思维。我跟市场走的很近，不仅仅是我的生活和工作，我认为不论在哪里，要是不跟市场打交道，就跟不住这个时代。所以工作也好，搞研究写书也好，基本上不会跟市场脱轨。我们必须开放接受，拥抱市场，才能感知到市场的需求。市场代表的是一种潮流，是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会非常充分地进入市场、研究市场，这种做法也是五道口帮助我树立起来的。
问：您毕业后一直在信托行业工作，能否对中国信托行业未来发展谈谈您个人的看法？
李招军：我个人对信托行业一直都是很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于信托是符合市场需要的。现在信托行业已经有一定的市场规模，我相信未来信托行业的市场还会更大，品类也会更多。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还没做，只要一做就是一个新的亮点。现在具体有多少人有信托的需求呢？这个总量很大。每一个开辟出来都是一个新的利益来源，比如公益信托，包括像国外的各类公益基金会，还有自益信托。如果我们通过合理地安排，把信托计划专门用于中小企业的服务，风险对价不一样，可以非常好地对接社会的需要，是能够解决市场对金融机构与银行体系的中间服务需求的。中小企业更多的需要股本信托，银行很难服务到，而信托计划通过调整是可以直达实体经济的。
当然，信托行业也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首先就是现有的制度使信托计划服务社会需要、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变窄。例如信托计划如果投了那些中小企业，企业在上市过程中不允许信托作为股东存在，需要提前让信托退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些制度让信托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变窄了，某种程度上不是信托公司不想做，也不是没能力做，而是相关配套制度和相关部门建立了一扇玻璃门，修筑了一些看得见但进不去的障碍。
其次是登记和税收方面的障碍。“资管新规”关于税的问题也需要更清晰。制度上的变革，实际上都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有些制度实际上都已经有了。比如，信托登记制度可以做一个银保监系统内部认可的登记，上海信托登记中心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这个中心登记之后，其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社会普遍认可。比如房产的信托登记是不被认可的，目前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认同，这是因为税收设计没有做好。我在银监会工作时曾跟税务总局就信托的税制问题讨论过，我的一个观点是：“非交易性过户是不应该收税的。”信托都是非交易性，就是我把一个东西设立信托，这不是一个买卖关系。房子还在那，只是变成一个独立财产而已，并没有发生权属关系的变化。一旦发生了权属关系变化的时候，受益人是谁，就应该由谁交税，这才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办法推行登记信托财产，比如财产是房屋，但没有办法标注是信托财产。所以登记也有障碍，税收也有障碍。如果是服务实体经济，证券监管也会存在问题，再加上前面我提过的监管机构没有把信托公司真正地当成理财机构来对待，而是当作银行来对待。这几重因素使得信托现在发展还是有比较艰难的地方。
目前转型中的痛点和障碍，会随着大家对信托认识的逐步提升而逐渐减弱，因此我们仍然要对信托有信心。现在对信托有信心的人不止我一个。以前说金融产品的时候从来不会说信托计划，而现在中央文件或者银保监会的文件中，会把信托与基金、贷款、股票等放到一起说。虽然目前很艰难，但是我觉得，信托业未来仍然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定会超过此前27万亿元的最高规模。如果能很好地渡过这个艰难时期，作出一些积极调整和转变之后，不难预测，我国信托行业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市场，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春天。
问：能否请您对五道口师弟师妹们的学习和工作方面提一些期望和建议？
李招军：不敢说“期望和建议”，谈些个人的感想吧。在五道口这种环境中学习，首先要把课堂知识学好、学透。因为五道口的优势就是课程设置是紧跟时代所需的，是未来工作所需的，这也是在某一领域中能否成为专家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学院可以引导学生多读一些看起来可能跟专业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对思维锻炼、阅历积累等很有帮助的书，比如传统文化类书籍。要引导他们建立一个自己的读书计划。这是因为有两个因素对我们很重要：一个是读书，可以帮助大脑思维不比别人慢甚至超越别人；另一个就是运动，是让身体素质不能输给别人。简单地讲，也就是精神与物质：精神靠读书，物质即身体，要靠锻炼。最近我比较喜欢看历史类书籍，如果有兴趣，又有能力读下去，建议一定要通读《史记》。《史记》里面有太多太丰富的有价值的内容。我在疫情期间把《史记》全套共10本看了一遍。文言文的确非常难读，但硬着头皮读下来，收获很大。最近我又买来一套书，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等有关习近平总书记的访谈录，这一套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做人做事的内容，非常值得学习。我发现，习总书记的很多学问来源于《史记》。因此，读书也要找源头，再读后续的内容就更加有指导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要读历史。
这也是我提倡的，五道口的学生们应该探索每一个东西的源头，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来读，比如，喜欢历史的，我建议把《史记》读通，喜欢诗歌的，一定是要把《诗经》读通。
第三就是把身体锻炼好，培养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体育项目。这是因为，兴趣可以帮助大家交到朋友。有什么样的学识和兴趣，就会有什么样的朋友，这样就和朋友有共同的话题。比如，运动其实也是一种交流，其中感情交流多于知识交流。打球时拍个肩膀，握个手，拥抱一下，体贴体贴，体了才能贴，这样才能建立出真正的友情。
最后就是要珍惜自己在五道口的求学经历，要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怎样变优秀？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式。我觉得校友办做得很好，邀请了很多校友来分享专业和知识，同时访谈很多校友，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为校友和同学们建立一个精神家园和学习园地，延续五道口高起点、宽视野的办学特色，为五道口学子们塑造学习方向，成为他们未来在金融蓝海中不断求索的本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