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均华是1984 级硕士校友，现任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担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长期担任金融机构高管职务，对国内金融市场有深入的研究。

许均华

彭锡光：您本科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农村金融专业，当年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了解到五道口，报考五道口的呢？

许均华：我1980年考上湖南财经学院金融系农村金融专业，1984 年考入五道口。湖南财经学院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属院校之一。实话讲，我是快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就是最后一个学年才想到考研究生的。现在的情况则大不一样。许多大学生从大一开始就着手准备考研究生。那个时候，研究生对于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我国1977 年恢复高考，我是1980 年参加高考的。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孩子，当时能考上湖南财经学院就已经很惊讶了，填报的居然还是金融系农村金融专业。现在好多人好奇地问我：当时你怎么会想到填报金融系？怎么会填报农村金融专业？想来真没有什么缘由。那时的我，连钱都很少见，更谈不上对金融有什么认识，只能说我跟金融的缘分是命里注定的。实在要说我命里金融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或许与我大哥有关。我读初高中的时候，大哥是生产大队信用站的会计，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存款、贷款这些概念。我考大学的那年，湖南财经学院刚设立农村金融专业，这是全国所有大专院校中唯一设立农村金融专业的，也是首次招生。我隐约记得在选填专业时，看到专业名称前有“农村”二字，想都没想就填报上了。大三的时候，看到上一级（1979 级）师兄谭岳衡考上了五道口，我也跟着他报考了五道口，还真考上了。我接到复试通知书的那天是个雨天，刚好是我二十岁生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谭岳衡师兄1986 年从五道口毕业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经所的博士研究生，我1987 年五道口毕业的时候也跟着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经所的博士生。1984 级全班30 人，其中4 人来自湖南财经学院。后来湖南财经学院每年都有不少同学考到五道口。

彭锡光：五道口的课程设置在当时的国内是领先的，既有来自各知名院校的知名专家教授经济金融理论课程，又有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与司局长讲金融改革实践，还有国外专家介绍金融的国际实践。这对您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许均华：我从五道口毕业已经30多年了。回过头客观来看，应该说在五道口的学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大学学的是基础课，到研究生阶段便接触了真正的专业课。硕士研究生阶段与博士研究生阶段又不太一样，博士研究生阶段是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对于我后来的职业生涯来说，五道口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当时我们感觉五道口的课程设置在大学的基础上更上了一个层次，使我们完成了金融知识基本框架的搭建，让我们可以用金融专业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可以用金融专业的理论来分析问题，可以用金融专业的语言来阐述和表达对现实问题的看法。当时五道口没有专职老师，所有的授课老师都是外聘的，这样可以博采众长。基础课老师主要是从北大、人大请的，西方经济学、国际金融方面的老师请的是外教，实务课请的是银行的行长、司局长或术有专攻之士，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好，学的知识既全面又实用。五道口课程的设计和老师的构成，较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实务密切结合。

另外，在五道口学习期间，我们经常出去实习和调研。读大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农业银行最基层的营业所实习，从柜台、会计开始。前两个星期是坐柜台，做会计，让我理解了银行的钱是怎么来的。之后，我们再去信贷部门调查贷款对象，让我们理解了银行的钱到哪里去了。在五道口的时候，我们在江苏、上海等地做关于乡镇企业发展的调研。要去各地做调研，我们先到总行开个介绍信，各地方的金融机构会为我们的调研提供便利。所以，五道口的学生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去任何一个单位后，不需要太长的适应过程，毕业参加工作就可以很快进入角色。同一年毕业的学生分到同一个单位，往往是五道口的毕业生能够最快进入角色。在工作中能快速进入角色，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从农业银行总行到参与组建南方证券，到中诚信托，到全国现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到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到中关村发展集团，再到中国海外控股集团，无论在哪个单位我都能做好工作，做出点业绩，这与五道口系统性思维培养是分不开的。因此，无论五道口怎么变，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强调系统全面思维的办学思路不能变。

彭锡光：五道口非常鼓励创新与突破，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挑战老师，针对热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您也是当年五道口参与学术研究的积极分子，能否请您谈一谈当时的情况？

许均华：我们在五道口的时候，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也会有一些课题交给我们道口的学生来做，我记得我和我班的张小星承担了一个课题，题目叫《今后两年专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具体步骤与措施》，后来刊登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与此同时，我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我先是翻译一些国外农村金融方面的文章，之后也写一些论文，三年下来发表了十几篇。我和汤世生、宋先平、钱绪红一起还翻译出版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金融》一书。翻译文章和写文章，一是可以练笔，二是可以清理思维，三是可以提高外语水平，四是可以赚点稿费解决生活费问题，可说是一举几得吧。

无论是平时的论文还是硕士学位论文，我都开始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了，如金融发展的地区性不平衡问题、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农业后劲与农村资金形成问题以及银行的经营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问题。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农业后劲和农业投资问题研究》。我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农业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个别问题甚至恶化了。

因为在上学的时候就参与一些政策研究和前沿问题的思考，所以我们参加工作以后，如果要做一些研究上的新课题就会有新的思路，这就是我一直讲的五道口对我们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当时五道口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做学问做研究真是有一种使命感，当时处于金融改革的高潮期，每一个人都想去参与。我们做研究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先去做调查研究，再形成研究课题，课题基本上都是跟金融、制度改革息息相关的，是研究如何解决中国金融行业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做一个所谓的计量经济模型。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老师真教，学生真学，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

彭锡光：说到学术研究就不得不提及我们的导师，导师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您五道口的硕士生导师是时任农业银行副行长王兰老师。您和王兰老师之间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吗？

许均华：我在五道口的导师是王兰，是中国金融界的老前辈，金融专家。王老师当时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副行长，公务非常繁忙，但每个学期他都会专门安排时间与我会面。王老师跟我聊天交流，关心我的学习生活，也跟我交流学术研究。王老师亲自给我列书单，我写的文章他都会认真审阅，细致到连格式、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会修改。王老师对我在学术规范性和学风方面的严格要求让我受益终生。

我1987年从五道口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工业信贷部工作。上班不久，处里就安排我去轻工业部就轻工产品的市场问题进行调研，以便为农业银行支持的乡镇企业提供信息。我一个人拿着介绍信就往轻工业部相关司局跑。调研结束后，我很快就写出了调研报告。工业信贷部以部发文的形式将我的调查报告下发各分支机构。1987 年底，农村工业信贷规模增长过快，其中河北省是增长较快的省份之一。部领导派我去河北省分行做一次调查。我只身来到河北省分行，先了解了大致情况后，就和工业信贷处的同志一起到石家庄市、唐山市的相关企业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历时一个多星期。回北京后，我撰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以图表的方式简明扼要地分析了造成河北省分行工业信贷规模增长过快的原因，指出工业信贷增长过快基本上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并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信贷计划时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调查报告没有超过三千字。部主任在我的调查报告上也作了批示，希望部里的其他同志好好学习。河北省分行还把我的调查报告作为如何撰写调查报告的范文收录在一本书里。行领导批示将该调查报告报送人民银行总行。这两次调查都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充分肯定，这对于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来讲是多么宝贵的鼓励呀！我的信心来源于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来源于在五道口期间的调查经验，更来源于王老师的影响。

如今我自己也成为了业界导师，在五道口指导学生。我的行事风格与指导思想都深受王老师的影响：只有自己做事一丝不苟，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所以我每年都会跟学生见面多次，就金融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对他们写的论文，我也都会非常仔细地阅读并详细地提出修改意见，也会非常重视论文的格式、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我想这大概就是五道口严谨学风的传承。我从王老师身上学习到的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如何立言立德、为人处世的价值观。王老师树立了一个标杆，成为鞭策我们的模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