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宁，学院1993级硕士校友，现任领沨资本创始合伙人。2000年至2013年期间，曾在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工作13年，曾担任高盛中国管理委员会成员及中国投资研究总监、高盛亚太区金融机构投资研究联席主管。1996年至2000年期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彭锡光：您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毕业。为什么选择报考五道口呢？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决定报考五道口呢？

马宁：我是198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系主要是培养到外贸公司、海关、商检局做内外贸业务员、商品检验公务员。当时，外贸公司很火，很多优秀的人都是学国际贸易，毕业后员工工资大概可以到一年10万左右。当时金融专业远没有现在这么火爆。但我对金融专业有一定的兴趣和了解。第一，我们的专业开了很多选修课是关于金融方面的。因为校领导、系领导是希望培养复合型人才，既需要懂商品检验，又要懂经济和管理，所以我们和人大国际金融专业一起上了几门金融课。第二，正好那段时间国内资本市场刚刚发展，大家都觉得金融是很有意思的方向。虽然外贸行业很好，出来找工作很容易找，而且薪水比金融行业还高，但我当时觉得好像金融业是更大的领域，也挺有意思的领域。所以正好我的同乡计划报考五道口，他拉着我去五道口去看。当时五道口一年计划招生70人，人大金融专业一年招不到10个研究生，基本上都被本系人占掉了。评估一下，报考五道口的难度与风险系数要小一点。所以我决定报考五道口。五道口的上下级关系也是特别好，五道口师兄师姐也给了很多的指点。

彭锡光：您还记得当年是谁给您指点？

马宁：当年是1991级班里有几位师兄，韩勇、刘俏、温宇峰，他们三个人一个宿舍，当时给了我指点。自己也觉得五道口是最牛的“黄埔军校”，所以认真准备就考上了。我记得人大校友那一年是考上了16个人。其实考上以后也比较纠结，确实那时候外贸公司非常好。当时北京有好几家央企、外贸公司给了我offer，当时也是有思想斗争。家人也劝我工作，当时十万元年薪很不错。但五道口的校友劝我要到五道口，经历、眼界不一样，做金融可能更有前途。后来决定不去外贸公司，去五道口读书了。

彭锡光：考上之后，上学之后的感觉和您想像中的一样吗？

马宁：那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非份之想。来到五道口，第一年主要是上课，在学校里挺快活，就是读书、打球。当时我们班打球能力很强，朱迎、黄陈等同学和我比较喜欢运动，我是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全打。我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也组织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做主持人。大家多才多艺自编自导自演节目，还排练了《哈姆雷特》。我、康强、李丽杰、魏红等几个同学演《哈姆雷特》，布景、道具都是自己做的，哈姆雷特的袍子就是红窗帘。记得当时晚会还邀请了吴晓灵老师和谢平老师参加。大家第一年的生活还是比较学院派，“阳春白雪”。第二年基本上没课，出去实习和写论文。收入上，一个月研究生发一百多元，同时大家还有很多实习机会，我1994年底就去了人民银行外资司实习。

彭锡光：您对五道口的课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马宁：当时五道口的办学最大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老师。从办学角度，五道口的办学理念是开放式的办学理念。老师中既有金融业务实践、监管经验很丰富的专家，还有各个学校比较顶级的教授。例如，秦宛顺老师、靳云汇老师等知名教授给我们讲经济金融理论、经济数学等课程，央行、商业银行的各位领导、专家给我们开设金融实务课程。比如周小川老师、周正庆老师、吴晓灵老师、谢平老师，他们的课都非常好，受益匪浅。走在金融改革前列的官员与监管者，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负责人带来中国金融实践最前沿的问题，保险精算老师是中国人寿的精算负责人利明光老师，他后来是中国人寿的副总经理。还有北大、清华的很多优秀老师。五道口学生也很牛，而且也很用功，有的人两天都不睡觉学习。每一届都有优秀的人。有一些人出国读博士、当教授了，有一些人留在国内，也很优秀。

彭锡光：那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发展，课程中好像就开设资本市场专题？

马宁：印象中有。我记得是刘鸿儒老师牵头，证监会高层张志平师兄等过来教我们“资本市场”。还有一些外教老师来讲海外资本市场。五道口的课程把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的实务问题带到课堂，改革需要什么，我们的课程马上就跟上去了。五道口人才培养取得今天这个成就和这种办学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五道口的优势就是有很多导师和老师都是工作在最前沿的，要么是一行三会的领导，每天都考虑怎么去改革；要么就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的老总，每天考虑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发展。此外，还有很多实习的机会，我第一年暑假暑假就去了广发证券实习。其他高校的金融课程可能更学术化。五道口是非常接地气，走在行业的前列，比较务实和有操作性，我们接触的东西都是最新的东西，也形成了优势。

彭锡光：能谈谈您为什么选择《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研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呢？

马宁：当年我实习在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司外资银行处。干了很多事，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办法，是陈元副行长交待下来，领导交给我来做调研、写报告。我要证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不会把市场份额拿走，但他们可能会找一些利润比较高的业务，所以用了博弈论“game theory”，以供领导做出决策。领导当时担心的是外资银行进来以后，中国商业银行比较弱，市场份额被外资银行拿去了。

那段时间正好是中国金融监管学习海外的集中期，即引进海外的先进方法和理念来监管银行，比如巴塞尔协议，怎么做现场检查、怎么做非现场检查，当时陈行长主管外资银行监管，他希望外资银行的监管首先对接国际化，要走在中资银行监管的前面，作为一个榜样。当时我在外资银行处也参与了很多监管方法的制定。在人行总行实行也给了很多学习机会，比如有很多IMF、世界银行的研讨会，你可以开拓视野。那时我也接触到很多外国的东西， 1995年我在《国际金融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学习花旗银行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重组的经验，在中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解决银行坏账问题。在研究生的时候在《国际金融研究》发表文章挺不容易的。实习对我们开拓视野还是很有好处。借助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写了研究生论文《开放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研究》。

彭锡光：五道口学习的内容、学习的经历、实习的机会，其实对您未来整个成长、视野都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马宁：对。五道口校友都很感谢五道口，我也很感谢,确实改变了我们一生，确实是基础打得好，同时视野广阔。五道口1995年底有一个机会选派四位学生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去加拿大皇家银行实习三个月，我也是五道口选派生中的第一批代表。

彭锡光：您对五道口开放式办学的是如何理解的？

马宁：五道口是一个开放的办学理念，那时候的方式可定与现在不一样。

第一，老师跟其他学校有很明显的风格，一半以上的老师和大部分导师来自业界，学生与实践界、理论界、监管当局领导接触很多。其实导师的多样化与高端化是五道口很重要的资源。

第二，学生特别钻研。都走在改革的前列，喜欢吸收东西。这些导师提供实习机会，也是最前沿的。因为导师就想我的学生要研究一个课题，一定是比较切实、最关心的课题，也是能确保课题也是在比较前沿。

彭锡光：确实五道口是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您对五道口精神 “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是怎么理解的？谈谈您的体会。

马宁：总结得非常好。第一，“敢为先”肯定的是五道口人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我记得1984年、1985年五道口的学生参加合肥举办的改革研讨会，提出要发展资本市场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得突破口。我们那时期学生也都是研究改革、学习海外先进经验等等。

第二，“能吃苦”，大家学习和各方面都很能吃苦、用功，很多同学通宵达旦地学习。

第三，“讲团结”，相对来讲，五道口的上下级情谊、兄弟姐妹的情谊蛮强的。因为学校小，上下级有两年左右在一起。学校就这一栋二层楼，原是一个卫生院，我们开玩笑说女生住卫生院的前面即诊所，男生住后面即病房。共同生活的时间挺长的，一块儿玩、一块儿打球，上下级也是互相都认识。工作以后，同事，包括出来创业的，也都认识。我们93级对91、92、94和95级比较熟悉，大家都知根知底，同时因为五道口而信任和自豪。自豪感也是很重要，一说到五道口校友，大家都非常认同。

彭锡光：您觉得五道口人有什么样的特点？

马宁：第一，特别敬业、专业。但是专业、敬业也有不好的地方，也可能比较窄。比如校友们一聚会、一聊天就谈到投资，非常窄，可能别的大学校毕业的研究生，可以谈论很多事情。但我们对经济金融投资、监管特别熟，所以大家都有共同语言，专业、专注。

第二，五道口人都比较努力。在各行各业岗位都很不错，都是业务骨干。

第三，相互认同。认同五道口的文化，认同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