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燕建，2002级硕士校友，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004年从五道口毕业后，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2008年回国任教。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公司金融、交易策略、实证资产定价。朱燕建在浙大主讲硕士课程《时间序列分析》和本科课程《中级计量经济学》和《数量金融学》。目前已在SSCI期刊发表论文三篇，其中一篇在Journal of Banking &Finance发表，在《金融研究》发表论文一篇，出版专著一本，获得包括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课题若干。

    朱燕建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2004年从五道口毕业后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2008年回国任教。现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副教授。多年的名校求学履历让朱燕建沉浸在金融研究的学术氛围中，也奠定了他扎实的专业基础。在浙江大学工作短短几年时间，朱燕建已被评为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渐渐树立起的学术自信也进一步激发了朱燕建强烈的求知欲望。近日，我与朱燕建就金融研究和人才培养进行了细致交流。朱燕建稳重坚韧的学者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作为金融研究的少壮派，朱燕建对现代金融的学术研究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让人颇为受益。

“教师是我最热爱的职业选择”

问：按常规来说，金融是相当热门的专业，尤其是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就业选择还是很宽泛的，您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从事金融教育工作呢？三寸讲台给您带来的收获和感悟有哪些？

朱：从大学开始，我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向同学讲解经济金融知识点的时候，能够解释的比较有条理，而且也非常乐于讲解给同学听，喜欢那种成就感，现在想想，可能这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某种特质，这种特质也引导着我一步一步走向金融教育工作岗位。

我在新加坡读博士期间就开始给本科生讲授财务管理课程，到现在也有了近10年的教学经历，其中的收获有这么几点：

一是传递真诚与传递知识同样重要：作为老师面对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年轻学子，他们渴望从老师这里获得新的知识，同时也渴望能够与老师做朋友，在各个方面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引导，所以以一颗真诚的心与学生相处尤为重要，让学生在大学四年后带走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一丝温暖和回忆。

二是教与学是合为一体的，而不是独立的：教学的过程是与学生交流的过程，我要把我的知识通过讲授的方式传输给学生，也需要通过与学生的眼神和语言的交流来获取学生的想法、学生的感知和学生的困惑，从而来改进教学的方式和教学的内容。

三是讲授知识与讲授方法同样重要：信息时代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信息量是巨大的，虽然我尽量把自己所知道的所有知识传输给学生，但是这些知识也只是冰山一角。我习惯于把知识的架构、自己讲授的知识在此架构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去获取新的知识一同教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去获取更多的知识。

“求真、务实是我在道口的最大收获”

问：在五道口求学期间，关于同学与老师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们对您从事教学工作有哪些影响？

朱：五道口的求学经历培养了我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风格，以及真诚对人的处世风格。还记得北京大学的靳云汇老师给我们讲授计量经济学时的情景，她对知识点的精通、认真的板书、有条理的讲解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让我知道一个认真的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还记得武捷思老师给我们讲解粤海重组的案例，他让我知道了金融的包罗万象，让我知道了金融理论之外也有丰富多彩的金融实践。还记得求学期间的同学间的点点滴滴，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既有教室里的共同学习，也有聚餐时的畅所欲言，五道口同学和校友间的真诚和互助一直在影响着我。

“完善的金融学基础理论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前提”

问：在科技与金融日益结合的背景下，金融学不断与其他交叉学科比如计算机、心理学、行为学等相融合，这对金融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社会需要的金融人才不仅需要拥有，还需要切实的应用技能以及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全球视角和国际竞争的复合型金融人才，这也是国内高校共同面对的难题。您认为当前金融专业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在哪些方面？

朱：我觉得主要问题出在“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金融学不管如何与其他学科交叉，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应该是金融人才培养的主业。

现在很多高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片面追求复合和交叉，往往让学生迷失了方向；片面的追求实践经验，而忽视了重要的金融学基础理论；片面的追求计算机、心理学、物理学科的炫酷，而忽视这些学科对于解决金融学问题的真正作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师和学生都变得越来越浮躁。这些交叉学科是很重要的知识来源，但作为金融学的人才来讲，这些学科是为金融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手段而已，最终都要回归到金融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甚至脱离金融学的本质。

我自己主要讲授的课程是有关统计模型和数据分析，我当然会教学生如何去建模，如何编程序做数据分析，但我一直跟学生强调，这些知识只是我们分析金融现象的一个手段，我希望他们更多的去关注金融研究和金融行业都在发生着什么，鼓励他们参与到金融的发展中去，深入的了解金融，然后去利用数据分析来帮助解释金融。

“研究方法是不分国界、不分意识形态的”

问：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西化倾向的问题，一直深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高度数学化，多依赖数理模型及计量方法来证明，容易让青年学生以为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西方经济学，导致价值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内在要求相冲突。关于这个问题，您的观点是什么？

朱：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主流金融学与中国经济金融的创新发展是完全不矛盾的两个方面。西方经济金融学的发展确实比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系统得多、早得多，它为经济金融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理性的范式。我们要求学生去学习西方主流经济金融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是为了让学生对于经济金融的分析有理可依、有据可查，而不是非理性的假设与猜测。同时，我们要让学生知道中国经济的历史结构、时代演变以及最新发展，并且能够利用客观、科学、主流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经济，提出创新的观点和创新的方法解决中国经济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在此过程中，优秀的中国学者完全可能创造出更加科学和新颖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并且运用基于中国经济创造的方法去分析全球经济。研究方法是不分国界、不分意识形态的，只分有效和无效。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排斥是狭隘的，片面的。只要是有效的方法，我们都可以去讲授和学习，认真了解之后我们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中国经济相结合再去创新。

“焦虑只跟人生态度相关，跟研究无关”

问：您参与了多项省级教育部重大项目课题，在您的数篇论文中，也针对浙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金融创新思路用以指导浙江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学术研究是一个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过程，可能较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产出，您觉得什么是支撑您的精神力量？寻找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往往会经历“走弯路”的过程，因而容易陷入焦虑情绪，您认为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事物、研究学问呢？

朱：我觉得学术研究大致分为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我的研究属于后者。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用数据来发掘实际金融业的某个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可能是大家隐隐约约的感觉、或者是大家一直以来的错觉。这些感觉和错觉只是停留在假设和可能的层面，我用数据分析去佐证大家的假设，或者去纠正大家的错觉。整体来讲，我研究的贡献很小很小，但至少我可以自信的告诉大家我的结论有严格的数据支撑。

所以说，我的学术兴趣点主要来源于金融实践。五道口毕业的同学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实践都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性，这些敏感性也是我学术兴趣的重要出发点和素材。研究学者在寻找感兴趣的研究方向的时候都会去看很多的文献，除此之外，我会把这些文献与中国市场紧密连接起来。当遇到不理解的金融现象时，我会求助于五道口的正在金融行业打拼的同学，他们的很多见解都是文献里没有的，但又确实一针见血的所以说，寻找研究方向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与金融市场从业人员去交流，再针对有意思的观点或者现象去查阅大量文献，通过主流金融的分析框架和大样本数据来佐证或者纠正这些观点。

做研究本身不是一个焦虑的事情，而是当研究成为升职的条件时才会存在焦虑情绪，这种情况下，焦虑是人的共性，跟人生态度相关，而跟研究无关。如果不是为了评职称而去做研究，我觉得研究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研究可以让我去更加深入的关注金融事物和现象，回答更多的为什么，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去改进金融实践，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当然，我所能做的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研究的本质意义就是这样，我所不能起到的作用终归有其他的研究人员可以实现。总之，当我们不躲在自己的世界中，而是主动融入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的大潮中，使用研究的方法去参与金融实践的时候，研究也许就变得有意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