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怀朋，五道口第一届硕士生，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1984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研究局局长、金融市场司司长。除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外，1996年至1998年，曾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担任副行长，1999年至2003年，在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经济部任副部长。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借调到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任高级顾问。1997年获得研究员任职资格，2005年开始担任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

　　2013年8月27日，穆怀朋校友在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自己当年在五道口的求学经历，并把多年来在人民银行研究机构和香港金管局的工作经验，结合政策性研究机构的定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独到的解答。

　　我院1981级校友、博士生导师穆怀朋

　　记者：您是五道口第一届硕士生，请您谈一谈您当年考入“五道口”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以及您后来在“五道口”学习生活的难忘经历？

　　穆怀朋：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这促使我回顾了很多难忘的记忆。我出生在50年代，成长在60年代，可以说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人。因为我生活北京，所以目睹了在北京发生的很多历史性的事件。上中学的时候，在长安街上欢迎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1970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的国庆大典，是最难忘的事情。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大学，就读北京经济学院（首都外经贸大学的前身）的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记得一次郊游时，同学们到农业大学转了转，我看到了“研究生教室”的牌子，第一次知道大学之上还有研究生学历。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招收研究生，有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两个专业，我当时觉得国际金融专业是一个非常前沿和实用的专业，所以报考了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30年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做出的决定了我一生的正确决定。

　　在五道口学习了三年，有很多珍贵的记忆，有三个记忆是特别值得讲的：一是有幸聆听经济学大师的授课。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研究生部就设立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课程。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老师、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丁鹄、周林、虞关涛、甘培根等老师，北京大学的厉以宁、胡代光老师，人民大学的黄达老师，亲自给我们上课。他们大都留过学，西方经济学造诣比较深，这些大师的讲课，把全新的知识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时那种心灵感受现在还有。

　　二是夜晚在简陋的教室中自学的情景，始终不会忘记。记得当年工字楼之间有一个板房，条件简陋，白天在那里听教师上课，晚上在那里自习，很有艰苦奋斗的味道。后来在另一个自习室里学习，经常会碰到万建华、赖观荣同学，虽然不是同一个年级，但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问题。共同学习中培养的情谊，让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关注着他们两位的职业发展。

　　第三，就是同学们对金融改革的激情，也很难忘。在五道口读书的时候，恰逢中国处在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过几年的努力，老师们所推动的建立中央银行的理想实现了，1984年，工商信贷业务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什么，突破口在哪里？成为金融界讨论的新问题。记得吴晓灵等同学，带着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突破口问题，最后认为，发展金融市场是当时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并到当年的金融学会年会上发了言，引起了轰动。20年后，我有机会担任了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的司长，参与了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的实践过程，始终有一种把梦想变为现实的情感。

　　记者：作为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您指导过八位博士（四位在读），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您最大的心得感受是什么？

　　穆怀朋：在指导学生过程中我有三个体会：一是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非常对。一些知识自己懂和能讲出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辅导学生的过程，是自己和学生相互促进的关系。担任博士生导师，迫使自己要不断学习，特别是在非常繁忙的行政工作压力下还要不放松学术问题的研究。不过，我也通过指导学生做论文，让学生对自己原来想研究而没时间研究的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比如余亮同学研究的“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王海东同学关于“债券市场系统的风险和传导机制的研究”等。

　　第二是要“诲人不倦”。做到“学而不厌”比较容易，但要做到“诲人不倦”似乎不太容易。博士生的学习时间是四年，最长可以读到六年，在长期的师生关系中，如何对学生进行工作和学业的辅导，包括因人而异的论文选题和写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的确是一个考验。

　　第三还是那句老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看到学生很优秀，我自己也十分欣慰。

　　记者：您毕业以后就在人民银行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金融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请您谈一谈您对政策性研究机构职能和定位的认识，以及如何更好的提高监管部门的研究能力？

　　穆怀朋：我毕业之后先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工作过12年，后来离开了研究所，2003年后担任研究局长和所长，约有一年时间。根据我的经历，我认为要搞好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有四点特别重要：一是需要站在金融研究领域的制高点或者前沿。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部门，只有对金融领域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前瞻性的顶层设计，才能引领金融的发展。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要有战略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嗅觉，而决不能落在市场的后面。二是研究局要为中央银行的政策服务。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毕竟不是纯学术机构，还要为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服务，需要密切联系总行的各司局，有时，甚至要承担一些职责界限不是非常明确的业务职能。三是中央银行的研究机构要能引导公众合理预期，促进金融界的学术交流。很多重要的学会，特别是金融学会的秘书处都设在研究所，在推动最高权威的学术活动方面，研究局还是比较有号召力的。四是要凝聚一批人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前任的所长都是站在学术界前沿的人物，他们为推动中央银行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当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深感这种压力和责任。

　　记者：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非常快，请您结合在香港的工作经历谈一谈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

　　穆怀朋：前两年，我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担任高级顾问，参与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于我理解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很有帮助。我有这样几点认识。第一是“在其位要谋其政”。有句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觉得也可以反过来讲，在其位，要谋其政。一国的货币可以实现全面的可兑换，但是，要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化货币，是大国开放经济体的事，小国开放经济不行，大国封闭经济体也不行。目前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开放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总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都很靠前，这个排名使中国的货币有资格国际化。这几年，抓住机遇，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是中央银行做出的很重要的战略决策，如果前两年没有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这个窗口期很快就会错过去。现在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远超我们的预期，从统计数字来看，人民币贸易结算量、对外直接投资量、对内直接投资量等指标的增长还是很鼓舞人心的。

　　第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很重要。很多国际货币职能都是在离岸市场上实现的。以美元为例，伦敦是美元离岸市场的交易中心，非居民的贷款、债券发行和交易，外汇市场交易，60%-80%是在离岸市场完成的，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显现出这个规律。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个明显功能，是可以减缓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的压力。内地与香港之间人民币的流入流出是可控的，而在香港人民币是完全可以兑换的。在香港离岸市场上兑换人民币，发行和交易债券、发放人民币贷款、人民币外汇买卖，都是遵照香港的管理规则。我在香港工作时，香港的人民币债券80%是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的。如果在香港有相当规模的国债市场，人民币成为各国的储备资产，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

　　第三是扩大人民币的对外投资，通过资本项目输出人民币。比如，通过为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购买中国的石油勘探生产设备，这些国家可以在向中国出口石油时用人民币结算，再还我们的人民币贷款，从而实现人民币回流。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资本项目输出的人民币，又通过经常项目流回。

　　第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前两年，一个比较大的争议是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实现可兑换，人民币怎么能提前国际化。其实，资本项目有7个大类40个小类，有的项目与人民币跨境使用关系密切，有的并不密切。关系密切的可以先放开，关系不是那么密切的可以稍后处理。比如境外持有人民币增加后强烈要求投资国内债券市场，我们就及时允许了。但外国资本进入国内股票市场，国内的企业可以到国外借款，与现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没有太大关系，可以以后再开放。另外，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很多功能，如作为结算货币、支付手段、储藏手段都是同时发生的，是一个从小到大，互相促进的过程。

　　记者：请您结合您在五道口的求学经历以及您三十年来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给在读的师弟师妹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穆怀朋：也许有三点建议可供参考：一是要学会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要打好基础，研究生期间是可以集中精力读书的时间，要读几本好书。虽然金融理论不断发展，但最基本的理论是长期有用的，比如货币政策理论、国际收支理论，汇率理论。有了好的基础，今后遇到新的问题，学习新的理论也就不十分困难。二是要学会“做事”，这里的“做事”，是指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有所创新，成就一番事业。金融业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代人都会面临比较大的改革发展的机会。我们这代人，主要建立现代化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新一代可能就是要实现中国金融的国际化和信息化，同学们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三是学会做人，做到“贫而乐道，富而知礼”。五道口出来的毕业生已经超过了2000人，有的同学在公务员队伍里面坚守，为推动金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在金融机构里奋斗，创造了耀眼的财富，但是，研究生部同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少有享乐奢靡的，很多同学向学校捐赠基金，回馈社会。这是五道口精神的一部分，希望同学们继续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