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星，经济学博士，我院理事会理事、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先后在陕西财经学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工作；2005年6月，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2007年12月，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党委委员。长期从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工作，作为中国代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代表银行业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主持过中国银行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评估、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新监管标准研究规划、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业非现场监管系统建设和风险预警等重大课题研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财政部企业内部控制准则委员会委员，是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图为王兆星

　　2013年5月24日，王兆星就培养全球化视野学生、建设世界一流金融学院，以及利率市场化、银行业开放和分业监管等问题接受了《五道口校友通讯》的专访。

　　记者：自1996年开始，您在五道口担任硕士生导师，2010年起，您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迄今已有17年的时间了，共培养了9位硕士，3位博士。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兆星（以下简称“王”）：仔细回顾我在五道口担任导师的历程，我感触良多。总的来说，有三方面的感受：

　　第一，优秀的老师，不应当把教导学生作为负担，乐业是其基本品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指导老师，大多数不是全职教师，都有自己繁重的本职工作。因此，我们首先要克服的思想障碍就是，不应将指导学生作为工作之外的额外负担。工作当中，除了需要专业的能力，还需要敬业精神，但敬业的前提必须是乐业，对事业有热爱才能敬业，再加上专业能力才能胜任工作。应把指导学生作为工作和事业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哪怕是专业知识，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更全面和权威，其思维也受到视野、工作的局限。因此，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实际上是相互促进、督促、学习的过程。

　　第二，教师的使命在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在媒体高度发达、传播工具繁多、时滞缩短的时代，信息和知识纷繁复杂，获取知识不再困难，在这方面老师不一定有优势。老师更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在于拓展学生的思维，开拓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可以了解当前最前沿的研究课题，跟踪行业最新发展，以及引导学生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重大事件进行思考。

　　第三，教师的严格要求方能使学生成才。在担任指导教师的过程中，我对学生要求很严格。首先，从学生报考和考试开始，就应心存“公开、公平、公正”的意识。学生只能凭借自身的本事、知识和研究能力才能够获得录取资格，不能通过关系来取得录取资格。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也不能敷衍了事，除了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还应当具备相应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取得研究成果后才能拿到学位。我指导的学生，都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取得用人单位的信任。在学生找工作期间，我从未帮助过他们，我认为他们应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探索，这将帮助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取得立足之地和茁壮成长，我想这段经历对他们而言是很宝贵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除了指导学生认识社会之外，更应在学习和研究方法上提供帮助。指导学生从什么角度去观察社会现象，以什么方式去思考问题，从而取得独特的见解和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导师的职责。

　　记者：2013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请您谈谈，当前我国应该如何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王：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点也是难点问题。我们要认识到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利率市场化应当是稳妥、审慎、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考虑到配套改革的推进。

　　从理论逻辑来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建立市场机制，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这很大程度上要求市场依靠要素价格和市场供求来调节资源配置。而在主要的要素当中，资本是除土地以及劳动力之外的另一重要要素，资本是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中的核心部分。目前，我国资本的价格还未完全由市场决定，比如，利率未完全市场化。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进行了一大半，同业利率、债券利率已经完全放开，贷款利率已有较大浮动空间，但是，最基础以及最关键的存款利率放开程度较小。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存款利率可以上浮10%。可以肯定，利率市场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率市场化，可以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让资金供求决定自己的价格。因此，利率市场化必须要推进。

　　从现实逻辑来讲，利率的管制，特别是存款利率的管制带来了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活动的扭曲和畸形发展。大量的理财产品、地下金融活动、社会高利贷、影子银行活动的出现多是为了规避利率的管制。这些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被动型市场化的一个体现，这种市场化带来了资金价格的扭曲，资金价格的双轨制在很多方面扭曲了社会生活，甚至滋生了腐败。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扭曲带来了大量的体外金融活动，对金融活动形成一定补充，同时造成了很多混乱，这和利率的管制有很大关联。另外，在我国，银行的利差收入仍然占到其总收入的90%左右，非利息收入占比过低。国际大型银行中，非利息收入贡献率40%以上，国内外银行差距很大。正是由于对存款利率的管制，促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过度依赖于管制下的存贷款利差对利润的贡献，这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快金融资产负债的创新是不利的。这些现实迫使我们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但是，利率市场化毕竟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完全市场化后有可能导致竞争混乱，有可能导致缺乏社会认可，以及大银行的市场占有和服务体系的中小商业银行高息揽储。高息揽储给中小商业银行带来资金的高额成本，其为弥补成本就必须进行高风险的贷款和投资，否则就发生亏损，这将给其生存和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利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其中，美国从大危机开始实行Q条例，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放开利率。利率市场化若出现控制失当，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混乱、新的扭曲，甚至新的威胁。实际上，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条件未完全具备。

　　第一，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不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预算硬约束的市场主体。有些企业对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强，会使用更高的杠杆来扩大规模和博取利润。

　　第二，我国的金融机构，财务方面也未实现预算硬约束，而在公司治理的有效性、风险的识别定价控制能力方面，也未达到完全市场化的要求。在隐性担保的情况下，银行的利率敏感性不强，导致其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倾向于高风险投资。所以，利率市场化过快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和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

　　第三，从监管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来讲，我国监管当局和政策制定者，也尚未完全运用利率市场化所要求的监管和调控方式。当前，相关部门多使用存贷比、存贷款规模和其他比例要求的工具，在利率市场化过后，这些手段和方式都应当市场化，更多采用间接调控手段来调控资金水平，引导资金的走向。

　　第四，金融机构缺乏应对高风险的救助、重组、处置、退出的市场化机制。既然价格由竞争决定，就可能有经营失败，这就必须要顺利的退出市场，或者很快恢复和纠正。我们缺乏这样一套法律支持、技术支持以及存款保险构成的安全网。这些正是我们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当要推进的改革措施。

　　综上所述，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必须审慎稳妥的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记者：2001年，您代表银行业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银行业带来发展机遇。有观点认为，在银行业对外开放方面，中外资银行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资银行进入国际市场仍有制约。对此，您如何评价？

　　王：这个问题实际就是如何把握开放过程中的平衡问题，即如何协调“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很快、范围很广，已经给外资银行充分的国民待遇，与此同时，中资行走出去却遭到了很多不平等待遇。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全面地分析和判断。

　　第一，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其经济金融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其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水平都有所差异。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基本指导思想是鼓励引进外资，以吸引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当然，我们也存在对民族银行业造成冲击的担忧。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在采取积极对外开放态度的同时，又采取了保护措施，设置了保护期。当时我们的估计和判断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五年或十年后，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的市场份额可能达15%左右，这是我们的底线和开放的上限，这也是放开银行业市场的潜在底线。现实的情况是，十二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的占比不但未达到15%，反而有所下降。现在，该水平维持在1.8%左右。中资银行的整体发展速度快于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对风险的敏感度高，外资银行对风险的把控较为严格，都是外资银行未能实现份额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管制，以及过渡期的安排和对外资行贷款规模、存贷比例的限制，以及在中国市场进行融资的限制等也对其份额的扩大造成影响。

　　横向比较来看，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外资银行占本国银行业市场份额都在10%以上，东欧国家占比更高，如波兰、匈牙利等都在50%以上。因此，不能说我们对外资银行的开放相对其他国家是过高的。

　　第二，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每个国家都做出了不同水平的承诺。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针对银行业的限制措施，在当时的谈判中就已经作为谈判条件写入了协议。要进入外国的市场，对开放程度的谈判应当重新进行。

　　第三，因为意识形态、体制方面的因素，外国监管当局、政府、银行业对中国银行业方面不认可、不接受，甚至存在怀疑。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还不是充分市场化和充分竞争的行业，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干预，甚至指导、保护。同时，中国银行业本身的健康程度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受到怀疑。资不抵债和技术破产问题的解决成果是否可坚持？是否可持续？可靠度有多大？他们对这些问题一直心存疑问。另外，外国当局对中国监管水平和监管能力也存在怀疑，由于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体制的建立时间较短，监管国际化和监管水平提高也都需要过程。中资银行在国际化过程中，监管水平是否能国际化也是挑战之一。

　　第四，中资企业也未完全国际化。中资银行走出去是为中资跨国企业服务的，中资企业难以走出去，中资银行在海外业务的扩展就有困难。

　　总之，银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我们要对现实有清晰的、清醒的、辩证的判断。为此，要加快中资银行国际化的进程，需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监管手段以及水平的充分国际化等配套设施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另外，我们还应当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实现充分的市场化，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与国际监管当局的合作、对等的谈判来进一步推动中国银行加快国际化进程。

　　记者：2013年5月16日，您给学院学生授课时讲到分业监管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请您深入谈谈您的看法。

　　王：第一，分业监管问题关系到银行业的下一步发展和银行业的安全。银行综合化经营，或者银行混业经营，完全跳出传统的银行业务，实现跨业经营，进入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务。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这是未来改革、发展、创新的必然趋势。尽管这次金融危机对于混业经营引发了很多争论，但是，在中国这可能是不可逆的，不可能重新走回头路。从银行业的改革、创新、发展、国际化以及完善服务等角度来讲，银行综合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将不断地发展和加速。银行设立信托、保险、投资基金等子公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金融集团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和综合化经营实现的具体方式以及路径。

　　第二，在混业经营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改善监管，以有效防范风险以及危机的发生，需要提上金融改革的议事日程。首先，应适应综合化经营的现实，尽快建立和完善法律架构、组织架构、业务架构。生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相互分立的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不完全适应当今金融市场的需要以及复杂现实的要求，应当加以完善，对金融集团、控股公司等应当设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定位和明确。其次，各个银行针对复杂的综合化经营的业务格局、风险格局，应建立相适应的有效的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架构，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要对复杂的业务和风险架构设置有效的风险隔离墙，建立本外币、境内外、母子公司并表管理的管理体系。

　　第三，建立针对综合化混业经营格局的有效监管架构。严格的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业务发展、风险防范格局的不适应性已开始逐步凸显。当前，我们应继续完善分业监管的架构，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监管政策协调配合的架构。即使不改变当前分业监管的组织架构，也必须在机制上建立起信息完全及时共享的监管政策手段，达到有机协调配合、充分覆盖金融业务跨业经营和风险跨业的格局。时机成熟后，不排除建立综合性的、全面覆盖各个领域风险、有效覆盖风险相互间传染和传播的、综合化统一的监管机制。针对金融市场的跨市场、跨行业、跨国界的风险传染以及系统性风险应建立有效的机制，这就是要有金融稳定委员会或宏观审慎管理协调委员会等类似机构。这既是针对混业经营的大型集团和控股公司，也是针对跨业经营和风险跨业传染，实行更为有效的检测评估。我们需尽快建立宏观金融审慎的架构机制以及运行体系，这是有效防范混业经营中风险传染和系统性危机的有效应对措施。

　　记者：在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向世界一流金融学院迈进的过程中，您作为我院理事、兼职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请您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提一些希望和建议。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金融人才，五道口的学生应着重培养哪些素质？

　　王：最近我去参观，感受是五道口变得比原来更像学院了。设施、条件、氛围都有很大变化，这是值得欣慰的。但是，硬件只是建设高水平一流学校的基础，软件的支持必不可少。

　　第一，必须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不应追求高官的数量，以及教师的知名度，而应该注重教师在前沿课题上的研究水平。应当配备跟上前沿发展、代表前沿科研水平的师资队伍。

　　第二，要有非常好的研究、教学氛围，师生要有充分自由的研究、交流、互动的学术氛围，要有很高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支撑。教学水平最有力的支撑是研究水平。我很赞成搞金融研究院，原因是，若老师无独到的研究成果，就无法具有高的教学水平，高研究水平是高教学水平的支撑。

　　第三，必须提高管理水平。应在入学、教学、研究、毕业等不同环节，对学生的素质、教学的质量进行严格地把握和控制。

　　通过这些要素支撑，应当使得学生具备如下的素质：

　　第一，有全球的视野，全球的思维。当前，中国已是高度开放的社会，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社会，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社会同轨。在此情况下，封闭地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是不够的。

　　第二，有前沿和前瞻的视野，紧紧跟踪最前沿、发展最新的成果和最新的知识创新，更重要的，是要有前瞻性思维，思考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和中国可能的变化以及变革。

　　第三，有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从更全局的来分析判断展望。不能就事论事，不能拘泥于自己的领域来讨论问题。应当从更高的战略角度考量。

　　说易行难。建设一流的世界金融学院，需要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最后，祝福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办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