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1984级校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张礼卿

　　张礼卿，我院1984级校友，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导）、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等人才工程。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等。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美国皮特森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机构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曾赴20余多个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进行公开演讲。

　　2013年4月10日，张礼卿在院长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就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我国当前经济热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记者：您是1984年进入五道口学习的，发生过什么难以忘怀的事情？五道口的教育理念对您今后在教育行业和学术界取得的成绩有什么影响？

　　张礼卿：我在五道口念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有两件。

　　第一件事情是时任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的凡尔霖来五道口演讲。那时我们经常有机会聆听行业内名人学者的演讲。当时范尔霖专程来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历史和现状，现场座无虚席，同学们与西方金融市场的“掌门人”面对面、零距离接触，感到很兴奋，同时也深受启发。凡尔霖在华期间还受到邓小平的接见。20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凡尔霖在五道口的演讲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这位西方金融市场“掌门人”与中国青年金融学子的首次接触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85年秋天，当时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南海，向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汇报关于外债问题的研究成果。陈行长对当时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了如指掌，仔细听取了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的汇报，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希望。陈行长幽默风趣，在谈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时候，她说，财政的钱、信贷的钱都是国家的钱，就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关系。说到这里的时候，陈行长还做起了手势。这次经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并且一直鼓舞着我积极参加相关的政策研究实践。

　　印象深刻的老师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虞关涛。虞老师在金融理论、数学和外语方面非常强。平日里虞老师不苟言笑，比较严肃，每每谈起学术问题则滔滔不绝。导师的一些观点对我的论文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五道口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就读书和做研究而言，五道口有着很好的氛围和条件。我在五道口念书期间对外债比较关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举借外债的问题感兴趣。那个时候信息匮乏，找资料比较辛苦。但是五道口资料丰富，中外书籍都有，徜徉于图书馆里寻找资料时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之情，至今难以忘怀。

　　记者：2013年3月29日，适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一周年，在当前金融教育的新形势下，五道口金融学院致力于为国家培养理论水平与务实能力兼备的高级金融人才，请您谈一谈您对新学院的看法。

　　张礼卿：五道口金融学院，即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12年3月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2012年3月29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挂牌。

　　新成立的学院发展势头非常好。最近我在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办公室开会时参观了道口小院，印象非常深刻。从硬件上来说，五道口金融学院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商学院的水平，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作为五道口的校友之一，我衷心祝愿并坚信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发展前景会非常好。

　　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发展，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首先，五道口金融学院有非常好的传统和无形资产。五道口有三十年的历史积淀，如此巨大的无形资产，对未来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支撑。同时，五道口的众多校友对新学院的发展建设也是鼎力支持，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其次，清华大学对新学院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清华大学在学科点的布局、教育项目的安排（包括EMBA项目的安排）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原先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时期的困难和瓶颈制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成立，是五道口和清华大学强强联合的结果。

　　最后，五道口金融学院拥有强大的领导班子。以吴晓灵院长为首的领导团队非常得力，做事很有气魄，工作效率很高，我相信这也是五道口金融学院未来能够大踏步前进、乘风破浪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作为校友，我对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发展非常看好，衷心祝愿母校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记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增长动力和宏观政策的焦点是什么？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礼卿：金融危机使我国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为了应对危机，我国也进行了各种积极的调整。这些措施绝大部分是积极的、有效的，应当充分肯定，其中包括四万亿的刺激计划。我国能够在危机的冲击下较快地走出低谷，积极的财政政策功不可没。危机之后我们也在加快结构性调整。转变生产方式、扩大内需、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已经提了很多年，至少有十多年了。但直到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这些目标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和落实。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高度关注宏观经济稳定这个短期目标的同时，结构调整这个中长期目标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并且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说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结构调整，继续扩大内需。如果没有内需的成功扩大，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还会重新变得严重起来。实际上，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出口部门造成了压力，而这种压力正好促使我们加快面向内需的结构调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内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少学者提出，中国应该以扩大消费来支撑内需提升。但也有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提出，未来一个时期内需的扩大仍然需要依靠扩大投资。理由如下：第一，扩大消费并不现实，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这些公共品的供给还是不足，老百姓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的动机。面对强烈的储蓄倾向，一国是很难有效扩大消费的。第二，还有一些人认为，对于人均收入5000至6000美元的国家而言，也不应鼓励消费，因为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提升资本积累水平。中国目前基础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产业结构提升也需要的巨大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的升级、经济结构的转变等，这些都需要巨大的投资。总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我个人赞成第二种观点。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投资规模的扩大是否会降低投资效率。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的。投资扩大后是否能够保证投资效率？这个跟体制有关。为了更好地提升投资效率，应该鼓励民间投资，给民营企业更多的投资机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金融改革？诸如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您有何见解？

　　张礼卿：十八大已经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确实到了一个需要出新思路、加快步伐的时候。从改革的步伐上看，首先是利率市场化；第二是市场准入放宽；第三是资本市场改革；第四是对外开放扩大，包括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还有加大汇率制度的弹性等。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也有可能导致银行间的竞争加剧，甚至引发恶性竞争，从而扩大银行的经营风险。市场准入的放宽旨在通过引进更多的外国金融机构、准许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服务业，来促进金融部门的竞争。但是，和利率市场化一样，放宽市场准入也有可能扩大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所以，在利率市场化和市场准入放宽的同时，应该相应加强金融监管。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目前的直接融资比例太低，不符合面向市场的现代经济和金融发展要求。未来的发展重点之一，是加快债券市场发展，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流动性。资本账户需要渐进开放，这有助于扩大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有助于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但如果开放不当，也有很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资本过度流入和短时间的大规模流出。为此，需要加强改革配套。应该使利率市场化、市场准入扩大、汇率制度弹性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各项改革结合起来有序推进。在顺序上，国内金融自由化应该先于对外金融自由化，汇率的改革应在一定程度上先于资本账户的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减少我国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对外扩张。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助于通过货币竞争去构建一个更加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需要政府刻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人民币汇率保持持续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达到较高水平，以及资本账户基本实现可兑换。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创造上述条件，而不是刻意去推进。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的得到显著提升。（文/实习记者李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