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夜雨淅淅，我独自坐在黑暗里，手边放着1瓶Abosu lote伏特加。酒杯中的冰块似乎也醉了，它们晃荡着、碰撞着，不时发出轻轻的噼叭声。烈酒迷住了黑夜的眼睛，黑夜的泪纺成了暗色的丝线，它们编织起的岁月之网，网住了记忆的重影。
        黑暗中，再次传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和莎拉·布莱曼（Sarah Brihtman）的歌声：“是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未曾与你一起体验……”
        甘姑父、力姑妈，你们不会责怪我吧？在大洋彼岸，在伏特加酒中，在1首为告别德国拳王而作的歌曲里，我向你们作最后的道别。
        1999年，康力姑妈因癌症去世。表哥说：“妈妈去世之后，爸爸精神崩溃了。他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默默流泪，学生们24小时地守候着他。半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是不吃不喝，沉默流泪。为了避免他睹物伤情，最后他必须离开北京……”大表姐也对我说过：“在成都，姑父见到我，大哭起来。那是姑妈去世后，他第一次哭出来。他泣不成声。他说：他的命是姑妈给的，他真想和她一起去了……”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这可是姑父宽慰的叹息？
        6月在北京，我和姑父告别。他拥抱我，亲吻我的额头。在我的记忆中，虽然他早年留学美国，过去却从未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感情。他的举动令我吃惊，也让我感到不祥。半月之后，就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
        姑父，你走过的“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从未与你一起体验”。
        那是黑龙江虎饶的一片无名之地，沉睡千年，人迹罕至，飞鸿似雪如云。1958年，几百个人来到这里，开始农耕。他们不是闯关东的汉子，而是被流放的“罪人”，姑父就是其中之一。从此，这里有了2个名字，官名为853农场，“罪人”们称它雁窝岛。
        当时，在那一片黑土地上，以数字编号的农场不止一处。我父亲和姑父同“罪”，他所在的农场编号为850。听父亲说：那时他们都住在地窝子里，天寒地冻还挖地修水渠。1次父亲发高烧，他挣扎着爬出地窝棚，吃雪解渴。到达农场的当天，父亲就看见1个人上吊自杀。那人挂在树上，已经僵硬了。
        我和父亲谈起《夹边沟记事》：“那些人饿死前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说到这里，我难过得流泪。
        父亲听着，没有泪，他轻轻地说：“我们那里也是那样的，死前的人都浮肿。那时候，大家都想法设法找东西吃。附近有农民钓泥鳅鱼，大家都去买。我饿得走不动，去晚了，都卖光了。我看地上还有2条死的，拿起来就吃。可是还是饿得走不动。我倒在路边，想到反正也没吃的，死就死吧。天快黑了，走过来1个老农民，他说：‘兄弟呀，我看你真遭罪。我那还有点东西，拿来给你吃。’他拿来半碗高粱碴子，已经馊了，那点东西救了我一命。”
        在那一片黑土地上，除了病死、事故死亡、冻死，最多的还是饿死的。当时能干活儿的人每天定量是7两粮食，病得干不动活儿的只有3两。每天清晨起床，那些起不来的、又无声无息的就已经是死人了。1960年秋天，我父亲去1个分场，看见1个空屋子里堆满死尸。
        有人饿死，也有人撑死。1960年初，一些人听说有可能回家。他们想：见到家人，起码气色要好一点儿。于是他们拿出最后一点钱和粮票，想方设法地换东西吃。有人吃得太猛、太急、太多，就这样撑死了。那些终于可以回家的也并非人人幸运。有人本来就病着，在火车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到了北京，他家里人来接，才知道亲人已死，尸体就在半路给火化了。那家人只得去火化的地方寻找骨灰。
        表哥说：“从1959年下半年起，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爸爸当时在伙房工作，看着人来偷吃。来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专家，饿成那样还管什么脸面。我爸也幸亏在伙房才没有饿死。”
        “我们那里，很多人饿死。好多饿死的都是大个子。越是强壮的人，越容易饿死，也许他们需要的比较多。我个子小，反倒挺过来了。”父亲告诉我。
        我父亲总算挺了过来。甘姑父也挺了过来，可是他却成了残疾人。
        小时候大人们说起姑父，总会提到他的那条腿。他们小声说：“那是被打成右派时弄残的。”
        1980年代，姑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生部主任。因为同学报考研究生，我受托去见他。那是我成年之后第1次见到他。他坐在1张木椅上，瘦瘦的，有点儿过于严肃，让晚辈感到拘束。我们说着话，他的话很少，我也不知再说些什么，挺尴尬地对坐着。他送我出门，拿起放在椅子旁的拐杖。此时，我才看见他的1条腿短了1节。为了就和那条残腿，他的身子总向左倾，如果不是那条腿，他至少有180公分高啊！
        在雁窝岛，甘姑父半夜挑着担子，走几十里地，给连夜工作的拖拉机手送饭。他走着走着，感到关节疼。他不以为意，忍着疼继续走。没想到，连续几天，他的关节一直疼，而且越来越厉害。先是疼得无法走路，然后无法站立，最后无论怎样都感到疼痛。他开始发高烧，躺下之后就爬不起来了。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脓性髋关节炎；他也不知道如果打1～2针青霉素，这病就可以治愈，至少不会恶化到那样的程度。可是当时853农场根本无药。
        农场通知力姑妈：“人已经不行了。你要来就赶快，但不能保证他还活着。”
        力姑妈当机立断，将孩子托付出去，孤身一人乘火车赶往北大荒。当晚，伴着时近时远的狼嚎声，她只身走在荒野上，一边走一边想：“离家时还好好的1个人，怎么突然就不行了？”
        几十里路之后，她终于看到了一点灯火。
        力姑妈见到丈夫，发现他还活着。同住的人说：没人能靠近他。一阵微风，一点儿震动，都会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会让他疼得低声呻吟。这几天他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无声无息，犹如一具石像。可是当人走近，这石像的嘴角就会抽搐。疼啊！
        “我必须带他离开这里，我必须救他！那大概是妈妈当时唯一的想法和尽力去做的事情。”表哥说：“我看见爸爸从火车窗口抬出来。抬的时候，大人们一直说‘轻一点儿，慢一点儿’。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动让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说话，哪怕远远地叫声爸爸，可是他已经完全不省人事。”
        将丈夫带回北京之后，力姑妈四处奔波，辗转找到协和医院的周大夫。这位大夫是梁启超的女婿，也是留学归来的，应该是当时最好的骨科医生。周大夫为姑父切除了坏死的关节。因为当时没有人工关节，大夫只能用钢钉将腿固定连接起来。姑父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却短了一截。
        那年，姑父35岁，从此他再也离不开拐杖，而且要穿一种特制的鞋。他的残腿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弯曲，下蹲十分困难。在中国，蹲式厕所占绝大多数，个中之艰难，旁人难以想像。虽然姑父残疾了，但是如果没有姑母的话，他早已成为北大荒的一摊白骨。
        1942年，17岁的姑父同时考上了武汉、重庆、燕京等5所大学。后来他去了燕京大学。当时的四川相对闭塞，特别是在英语教育方面。姑父不仅很快就适应了燕京的英文教学，并在郑林庄、赵守愚、唐炳亮、陈志等人的授课中，学习西方经济学。他也选学了陈寅恪和吴宓的课。
        在燕京大学，甘姑父遇到了力姑妈。当时他们的恋爱震惊了整个校园。
        力姑妈家世显赫。她的父辈共有兄弟4人：大伯康心孚（人称中国第1位社会学家）、二伯康心如、父亲康心之、叔父康心远。力姑妈的2位伯父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同盟会。康心如曾与张季鸾一起办报。1913～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康二爷心如“每从上海至京，必去请益”。
        1920年代，康心如开办美丰银行，后来这家银行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营大银行，而且“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除了康心孚早逝，康氏兄弟还投资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在中国金融企业史上，康氏家族写下过浓重的一笔。
        康氏4兄弟各有4～8个子女。因我的亲姑母嫁与力姑妈的长兄，于是我就随表姐称呼这一家人。因为这个家是大排行，姑姨叔舅连同配偶就有几十人。我年幼时，总搞不清他们的关系。表姐就教我在称呼之前加上姓名，“康三爷爷”、“岱沙姑妈”、“力姑妈”等等。
        康心之育有三女——康彰、康岱沙和康力。与康家联姻的人当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女婿中也有些名人，康心之的长女婿张平群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纽约的总领事，次女婿陈叔亮曾任中共驻柬埔寨大使。而甘姑父并非世家子弟，一听“培根”这个名字就知道是来自乡下，那是生了一堆女儿之后，好不容易得来的“根儿”。在许多人眼里，他与力姑妈之间真是门不当户不对。
        然而，门第从未成为姑父母爱情的障碍，政权更迭和严酷的生存环境也从未让他们的婚姻变色。
        1948年，甘姑父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出国留学考试，到美国攻读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1949年10月，姑父完成硕士论文答辩。那时的留学生也不富裕，毕业时，姑父欠学校17美金。当时中国政权易手，他因惦念妻女踏上了开往香港的客轮，据说那是最后1艘免费运送留学生的船。离开美国时，姑父手里只有几十块钱。为了留在路上用，他无力偿还那17美金的欠款，他也因欠款而无法拿到学位证书。
        甘姑父是1个家庭责任感很重的男人。当时他从海外归来，主要担心的是政权更迭中家人的命运，并非像一些人当时或事后美化的那样——要报效新中国。回来之后，他看到妻女均安，也看到老家正在土改。他一直在看中国的变化，并未明确地考虑过“去”或“留”的问题。后来丈人因故北上，他决定带妻女跟随。1950年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1950～1957年，是甘姑父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那段时间，他学有所用。毕业于燕京新闻系的力姑妈在《北京日报》做记者。表哥于1953年出生，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满。
        表哥说：“反右之前，爸爸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工作，当时还是工会组长。他负责组织职工的业余生活，写版报，举办舞会。爸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言论，而是他把一些人发表的文章贴到墙报上。后来那些文章的作者成了右派，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还被子虚乌有地说成是‘甘归集团’（甘培根和归淇章右派小集团）”。
        我说：“那叫无声右派。”
        “你怎么知道？”表哥问我。
        “因为我父亲也是无声右派。他只是转述了费孝通的言论。”
        “当时，当局说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地富反坏不一样。爸爸虽然感到委屈，但还是真心地相信党，认为自己有错，应该好好接受改造；等改造好了，摘了右派的帽子，他还可以为国家好好工作。所以爸爸在东北时，非常努力地工作，争取尽早摘掉右派的帽子。他是第一批摘帽子的。可是后来爸爸发现：即使摘了帽子，他也不在人民内部，而和‘地富反坏’同等对待。”表哥的这番话，父亲也对我说过的。姑父为争取早日“摘帽”而努力改造的故事，也是多数右派的故事。
        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后，力姑妈也受到了牵连。她被调到中学做语文老师。当时，许多右派的妻子被迫或自愿与丈夫离婚，力姑妈非但不弃不离，还将奄奄一息的丈夫带回北京就医。
        回到北京，首先就是住处问题。当时表哥1家住在2楼，担架抬不上去。力姑妈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也被发配到东北。他有1小间平房，甘姑父就被送到了那里。据我所知，仅康心之这一家，子婿6人中的一半是“右派”，连时年67岁的康心如老先生也未能逃过这一劫。
        手术之后，甘姑父需要营养。当时正是所谓3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力姑妈的姐姐岱莎姑妈是老干部，可以定牛奶。表哥每天走1个小时，去为父亲取牛奶。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后，工资减少了许多，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姑妈，家中诸事也多靠姑妈打点。当时力姑妈的其他兄弟姐妹也尽力周济和帮助。
        1978年，甘姑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研究生部。从那以后，他经常出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并出国访问。每次外出，他的行装都由力姑妈打点。行李中总有1个小盒子，里面装着香烟。力姑妈反对他抽烟，但是外出开会有时又不能不抽。根据他外出的天数，力姑妈为他准备香烟。
        “这里面一共有20支烟，每天2支。这里面一共有……每天……”力姑妈的叮嘱仿佛还在耳边。
        听我父亲说：年轻时的甘姑父十分活跃。他和力姑妈谈恋爱时，经常骑车去野外郊游。因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篮球也打网球。他还喜欢跳舞，在5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交谊舞会上，他的舞姿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甘姑父的外貌上，我能想像他当年的翩翩风采。可在接触中，却怎么也不能将沉默寡言的他和“活跃”连在一起。
        记得前几年回北京，我去看望甘姑父。我对他说：我想把康家的事情写一写。
        他点着我鼻子：“你真是1个小傻瓜，人家都让我们忘记，你还要写一写。”说完就不再开口。
        当时岱莎姑妈也在场，我就问她，她说：“那年你爷爷把我从监狱里保出来，我就去了延安。参加革命就算背叛家庭了。解放后，又长年驻外，实在不知道家里的事。培根，你比我清楚，你就给欣欣说说吧。”
        甘姑父还是沉默着。
        直到我离开之前，他才开口：“爹爹（指丈人康心之老先生）为人好客，仗义疏财。他与于右任、邵力子都有深交，和周恩来接触也比较多。你二表姐的名字‘康协’就是为纪念政协成立，邵力子先生给取的。解放前，在重庆领事巷10号的家里，经常有许多人来吃饭。于右任、邵力子、张季孪还有其他人都或长或短地住过领事巷或汪山的别墅。人称爹爹是‘孟尝君’，‘家有食客三千’。解放后，他没什么钱了，但依然慷慨。我姐姐有6个儿子，‘3年自然灾害’时都正吃长饭。爹爹每隔一段时间，就带着这几个孩子去吃饭。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些优惠，可以去政协礼堂或四川饭店吃饭。爹爹自己不吃，就看这几个小子吃。” 说完又是沉默。
        因为“右派”而牵连家人，又因为残疾而需要照顾，姑父一直觉得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愧对家人。姑父常说：“1957年的教训太大了，真是太大了！”
        我觉得这言外之意就是祸从口出，虽然他并无言论。
        我父亲曾讲过1个“右派”同伴，直到他死的时候，父亲都没听过他说1句话。这个人就是因为说了“错”话而当了“右派”，从此他发誓再也不说话。
        今年5月我去印度。1个夜晚，在喜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殿附近，人们指给我看山上的1盏灯，那是1位24岁的修行者，在那里已经修行了6年。修行期间，这个青年从不说话，自愿沉默在大自然的神灵之中，人们称他静圣。
        自35岁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唯有和妻子在一起，姑父才会说些话，他的话似乎也只说给妻子听。
        姑母去世后，虽有表姐照顾，但因残疾行动不便，姑父大多困坐家中。他最盼望岱莎姑妈等来访，可惜那一代的至亲也所剩无多，又因风烛残年，来往不便。在姑母故去的7年中，姑父在沉默中度日，无处话凄凉！他也从不走进亡妻的房间，正是日日断肠，惟有泪千行。
        去冬以来，姑父一直缠身病榻。他住在加护病房里，被切开气管。表哥从美国赶回，整夜陪伴着他。因幻影幻觉，姑父恐惧得无法入睡，当他清醒时，却又因担心一睡不起，依然通宵无眠。姑父在黑暗和记忆中煎熬着，徘徊在生死之间。
        出院之后，姑父说如果再次病倒，他宁死也不去医院。切开气管的感觉犹如正在溺死的人——无法呼吸，头脑却清醒地意识着死神的逼近。虽然姑父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性情却变了很多。他爱说话了，随意随性地过日子，似乎突然间，他放下一切沉重。也许那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
        母亲的老友，也是姑父的燕京校友何定阿姨告诉我：1次在北京西苑召开的燕大同学会上，姑父出乎意料地站起来，即席做了1个长篇发言。他主要讲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讲得非常激动，讲完后出门时，因为激动，竟然认不出老同学。
        为了记录此事，何定阿姨曾赋诗一首：
        人间四月好春时，翘首西苑望欲痴。蓉址成尘转作梦，燕园似画又入诗。花神唤我观新萼，竹影拂石忆逝师。九字真言今悟得，迎风诉雨故人知。
        姑父终于将积存心里几十年的话诉与风雨和故人。
        今年6月，我因事回京。
        给姑父打电话：“您先午睡，我等您睡醒再去看您。”
        因戴着氧气，我听不清楚姑父的回答。
        到了下午3点多，突然表姐来电话：“老爷子等着你呢，怎么还不过来？”
        “什么，他没午睡吗？”
        “没有，一直坐在客厅里等着呢！”
        我慌慌地跑去。
        姑父看起来胖了一些。我说：“您胖了，气色很好。”
        他说：“从医院出来后，能吃能喝。有时我自己买东西回来吃。他们不让我吃，说那些东西对老年人不好。我不管，照样吃。”
        言谈中，我从未见过姑父如此开朗。虽然戴着呼吸器，他谈兴很高：“白天，我让护工推着，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我们去了好多地方，那些地方，从1957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
        唉，从35～81岁，姑父一直是拖着1条腿，从来没有那么痛快地“走”过，更不用“走”遍了。
        看着姑父，我想到了“乾隆盛世”时的诗人黄仲则的一句诗：“马因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
        2006年7月7日清晨，他起来要水喝。待表姐把水端来时，他已去了，走得十分平静和安详。
        每次我回去看望姑父，总担心下次见不着了。他的去世也算是预料之中。噩耗传来，我既感到难过也感到欣慰——毕竟“是说再见的时候了”！
        姑父，你去的“那个地方，我从未见过，也未曾和你一起体验”，但是你已经和力姑妈相会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