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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朋友·同学
与唐旭之间，朋友关系向着升华后的同学回归，应该是始于一九九八年我的家搬来北京。如果说同学这种关系，是一九七九年那个秋天在冥冥之中形成的，那么，来北京读书后，从同学升华到朋友，这种情感就不再是冥冥中发生的事了。朋友之情，多为一种性情的自然选择，需要品格相近，性情相容。尤其面对像我这种常常会锋芒毕露的人，作为朋友的另一方，是需要有相当的宽厚性情的。
夫人和孩子都来了北京后，我们两家人在周末的时候，常会开车一起出去玩。北京周边的名胜我是不太熟的，但唐旭一家子都比较熟悉。因为几乎每个周末，只要不出差，唐旭都会开车带着夫人和小女儿游览北京周边的风景和名胜。
每次和唐旭及家人外出玩耍，总觉得唐旭抱有另一层亲情目的，那就是：以一种现代或符合于他儒雅个性的方式，尽一个父亲的“课子”责任。只要到一个名胜古迹，只要有一点历史渊源典故，唐旭总是能对女儿耐心讲解。
其实不难揣度，唐旭有如此耐心，其目的在于拓展小女儿的知识，每每看到这一幕，我就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家父也会按照他旧文人的伦理原则尽“课子之责”，不过，家父的“课子”，总是会发生在他醉意朦胧的时候，因为在平时，我的父母也和那个年代天下所有父母一样，整天忙于生计，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做这样的功课。父亲的方式很简单，把我们三弟兄叫来，端正地坐在木橙上，然后开讲亲情如何对待、品格如何要正、如何勤奋生存，父亲讲的时候是不准提问的，更不要说反驳了。那时候年纪小，其实是听不进去父亲说的那些的，没有那样的理解能力，一切都是长大了后才体会出来的。
不知是不是作为父亲的唐旭，在亲情面前真的表现出了常人可能没有的耐性，但至少从他在对待女儿成长这件事情上，以及所持有的现代“课子”方式，的确是符合了一个儒雅学者风范的。
知识分子多了去了，大儒大家，文化弄潮者，比比皆是，比如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吧。可是在儿女亲情上的表现，能像唐旭那样做得好，或者以唐旭那样的教育方式来表现自己厚重父爱的，我相信在知识分子堆里，也并不多见。
“唐旭，对小女儿，完全是精养嘛，怎么啦，要培养出一代女大儒吗？”有一次我跟唐旭开玩笑。
“女儿嘛，跟养儿子是不一样的。”
“其实，从生活角度想的话，女儿今后的幸福并不在于要不要做大儒，而是在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基础上，养成优雅、宽和的个性。”我这样说，当然这也不是信口而说的，其实也是经过了生活观察和思考的。
他未表示赞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也许是每个男人的父爱亲情表达方式不一样吧。比起其他大多数人而言，唐旭也许会更看重他作为一代学者，在教育子女的风范上应该符合他自身的修养。
记得在唐旭病后，也是在他女儿在申请国外学校期间，有一天，我和唐旭相约在金融街吃饭，我问他女儿出国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了，昨晚为一个关于申请学校的英文文本，女儿要我帮他认真看一下，我还发了脾气，吵了她”。
唐旭说这话时，我看了看他说话的表情，在那个强装平静的表情里，很容易就能看到那份不经意要流露的后悔和自责。
“后悔了吧？”我说。
因为我知道，唐旭从来都是以温和的父爱方式教育自己的女儿，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对着女儿说过一句重话。
“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地对待过自己女儿吧？是不是发完脾气就后悔得心痛了？”我进一步揭他的内心真实感受。
“我这些天的确精力有些差”。唐旭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
其实，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这个世界上的事，唯一无法讲清楚是非曲直的就是亲情了，以唐旭论，久病久治之后，身体不济，精力下降，何况病中的人，情绪本来就易于被烦躁所占据。所以，唐旭对女儿发这次脾气，不管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还是不多的几次之一，但从原因上考虑，都应该是最可原谅的。
可是，从女儿而言，为了要使出国留学申请顺利过关，依赖一下自己英文水平很好的父亲，让父亲帮着看后精心修改一下，在亲情上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 ※ ※
中规中矩，这是唐旭行事的风格。记得有一次我们两家人开车去怀柔，那时京承高速还没有通车，一路上全是限速六十公里的标志。
“你跟在后面，今天不要在我前面走，要得不？”
“要得！”我想了一下，用四川方言回答了他。我知道，好不容易唐旭才会说出这种要求我怎么做的的话，我还是尊重他一次。
唐旭的车在前面走，一路上他是绝对不会越过六十公里限速线的，甚至不管有没有监控摄像头，结果那一路憋得我那个难受。
后来我们一家人曾经单独去过一次怀柔，到了下半年，我该去检车场验车的时候，检车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车不能检，因为还有两个违章没有处理。等我匆匆忙忙赶到交通执法站，民警给我看了违章记录，结果全是在进京方向的京顺路上超速造成的。
另一件事让我体会唐旭亲情的事，是一次几个熟人一起吃饭时唐旭说的一番话。
吃饭中间，不知什么原因，说到增大肺活量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问题上，唐旭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起来。
“增大肺活量，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就是不停说话，甚至大声说话。”
“唐旭，这个虽然简便易行，但对你唐旭可能就不是一件易事了吧？” 我知道，唐旭绝不是我这种具有“气来大吵，喜来大笑”张狂个性的男人。
“唠叨，就是一种不停讲话的方式，讲话是要费力气的，所谓‘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就讲的是说话也要用力气吗？我现在就开始习惯听家里人唠叨。”
“呵呵，唐旭，这只能说明你爱老婆，为老婆得到锻炼做贡献，对你自己的肺活量增大没有什么作用。”另外的朋友笑着说。
“她唠叨，你不能只听吧，这不就是锻炼了老婆，也锻炼了自己吗？”
“呵呵，这么个问题被你讲成了哲学了”，我们都笑了。
想不到，唐旭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自己对亲情的一份热忱和为这份亲情而改变。我想唐旭也未必真的就能做到，尤其是对唐旭这样的性格而言，但起码他的这种亲情思维，还是很让人感动的。
※ ※ ※
唐旭从研究生部调到金融研究局任局长差不多半年后的一天，他请我在百盛商城七楼的“渝乡人家”吃饭，那是他调到金融研究局后，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发现他一下子变得好苍老，脸色显得灰暗无光。
“唐旭，不对哟，脸色很难看，怎么啦？”我问他。
“没有办法，现在研究局，实际就是行长的第二办公室，而且承担的全是要殚精竭虑才能完成的工作。国务院很多关于金融改革的东西都要从这里出，而很多东西，由于职责需要，还必须我亲自来做。”
“你别所有的事都自己一个人扛”。我借用了一句歌词。
“不是你想不想扛的问题啊！”
“唐旭，我太了解你啦，不过你可要知道，张飞在，可以把鸟打得好一点，张飞不在，大不了就是鸟打得差一点，还是身体要紧，五十左右，是男人身体最易出事的年龄。”
二零零八年初，我们再次聚在一起，他告诉我说，调反洗钱局了。
“是不是有点失落啊？”，我笑着调侃他道。
“有什么好失落的？” 看得出来，唐旭神情还是多少有些不自然。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血肉之躯，情感的第一反映不会出于理智，一定是出于本能，非智者会一直把这个本能发挥下去，而只有智者，才会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调适本能，使之归于理性。
毕竟金融研究局在人民银行属于核心司局，在国外，机构的优劣评价标准，不是按照权力含量来定，而是按照智力含量来定的，研究部门在任何机构中，都是一等一的部门。在调入反洗钱局之前，唐旭无论是在研究生部，还是在金融研究局，因其学术上的成就，加之所处部门，都常常应邀出国讲学。从道理上讲，金融研究局局长这个位置，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是很适合他的。反洗钱局，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承担国际配合义务的要求提高后新产生的一个司局，比起金融研究局，自然要边缘得多。
人可以超越原始欲望和虚荣，但那是要经历一个思想过程的，即使是大智者，这个过程也是不可避免的。
“唐旭，其实以我们的年龄，和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有些潜置在我们灵魂深处甚至是不易被别人和我们自己发现的东西，一定会构成对我们的局限性。你已经很成功了，还是开始多关注一下自己身体吧，现今的生活现实告诉你我：身体的好坏，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会是充塞着亲情痛喜的事。”
“这个我知道……”。
“我们作为单个人可以不怕死，但不可以不怕亲情因你而痛。为了这个，你也得要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因为始终敏感于他调金融研究局半年后那次见面的情景，所以，也不顾他的感受，不断地对他强调身体这个主题。
※ ※ ※
其实，我和唐旭之间，在一起吃饭聊天也并不总是愉快的，我们之间也要发生观点的激烈争论。
还是在唐旭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常在中午的时候去百盛商城七楼的“渝乡人家”吃饭，几乎每次吃饭，唐旭都坚决要去结账，有一次点完菜，我就先说：这一次由我去埋单，可是唐旭还是坚持他去结，在争执中，我开玩笑说：
“唐旭，是不是收了很多商务卡啊，这可是一种只有我们国家政府才视而不见，当然也是披着合法商业外衣，其实对提高经济效率没有任何下正面效应的腐“Putridity”（腐败）哟？”
“我这种局，别人不会来送我卡的。”唐旭说。
“这个百盛商城，价格奇高，为什么？不就是人家知道来这里消费的人，都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提到过的那种：‘拿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的消费者吗？”
“权力机关和部门可能会有人送。”
“人民银行就是权力机关，呵呵，在我们国家，只要是权力机关，是绝不可免的，这已经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生态。”我听他上面的话说得比较勉强，于是接着就又补充了一句。
“那你说是什么生态？”他反问在道。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形态比较起来，你总不会相信真的是中国官员们的政治道德水平天生就比西方国家的官员低，才滋生那么大面积‘Putridity’的吧？”我没有直接再说商务卡的问题。
“当然不是。”
“我最近在研究汉密尔顿等人写的《联邦党人文集》，还有托克维尔的《On the American Democracy》（《论美国民主》），这才知道，第一代美国政治家们，竟然可以以平民政治方式，为国家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公开与全国人民来讨论和争论。尤其是看了托克维尔的《On the American Democracy》，更是体会到美国第一代政治家们为了防止人民权力被侵占，防止政府过度作为形成‘Putridity’，进行了非常务实的政府制度设计和理论讨论。”
“上大学那阵，我看《林肯传》的时候，其实，产就体会到了你说的这一点了。”
“托克维尔当年去美国考察政治制度，正好是林肯在位，回来写成了他的著名政治学著作。据说，他回法国之前就预言美国会有一场内战，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太理性，面对种族和经济问题，美国政治制度要以完全符合理性的方式得到各阶层人民认同，那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托克维尔说：美国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我没有问唐旭二十多年前看的《林肯传》是什么版本的，或者说作者是谁，但我是最近才认真把德国传记学家艾密尔·鲁特维克的《林肯传》看完的，这个传记学家与其他传记学家不一样，写的东西要有具有读书耐性，“读快书”的人没有办法看他的书，我也是看完了他写的《俾斯麦》、《拿破仑》后才体会到这一点的。
我相信唐旭二十年前看的《林肯传》一定不是艾密尔·鲁特维克写的，因为我相信，在那个年代，艾密尔·鲁特维克所有传记，都一定是可以列在“被焚”的禁书之内的。不过转念一想，唐旭还在大学的时候，便开始接触到与政治学有关的著作，心里还真的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
“美国的制度一开始就是按照一种‘小人伦理原则’设计的，其人文核心理解是：即使做了官员，人的自私心理和欲望仍然是影响行为的基本因素，于是制度设计上，坚决不给予官员任何过多的权力。可是，我们的制度是按照‘君子伦理原则’设计的，我们的人文核心理解恰好相反，以最美好的愿望，主观断定：所有从政者都是非礼勿视的谦谦君子，没有私欲，当然是不会贪钱贪色的，所以，就放心地把大无边界的经济和行政权力，赋予了这些官员。”
“这可能已经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文化传统问题，因为这种传统，所以只能形成这样的政治生态。”唐旭对我上面的话没有做任何评说，反而说起中国文化特性。
“唐旭，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像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口吻。像你这样的大智者，是不能成为任何一种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的哟。因为再先进的制度也是相对历史阶段而言的，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否则国家、民族不是就没法进步了吗？”
“老侯，没有你这么尖锐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问题，解决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时间才是使一切合理因素得以最终成立的基础。我们有十三亿人口，整个民族和国家还处在温饱和生存为首要问题的时期。”
“呵呵，这就是我们国家只能在A条约国里，而无法进入B条约国的社会理论基础。”
“问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人口问题及人口问题后果，可不是老百姓的责任，也不应该由老百姓来承担的，是政治人物们的责任。”我接着说，多少有些激动。
“为什么？”
“当年，我们非要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核心就是：人口增长了，反动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会通过人为瘟疫、人为战争，活埋等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我前段时间可是认真看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原著，看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被愚弄了，至少被我们上一代文人愚弄了。为了要反马尔萨斯，才生那么多人口，以证明我们不通过战争、活埋，也同样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快问题。”
“走极端，中国有中国的现实问题。”
“哈哈，你也是属于那种所谓绝对论者，强调：‘中国只适合走A道路或B道路’，而不是说：‘中国应该和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确定这样一个发展思维：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真正反映人文进步，中国就走什么道路’。其实，如果政治平民化一点，或者起码像《联邦党人文集》所展示的开明度那样，让公民们可以参与讨论，也许就会好了。”
“那就乱套了，老侯，这是需要国民基础的。”
“我好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代议制政府》里看到过与你上面这个观点近似的理论讨论，不过，我可不直观地看待穆勒的理论，在我看来，穆勒政治理论的根本点并不在于讨论究竟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是要给政治制度的先进性下一个核心定义，那就是：只有对于提高国民道德水平和人文水平具有促进作用的国家政治制度才是好制度。我们现在是：从官场到教育界、文艺界到科学界，从律师到法官，从生产到消费，从用度到食品，等等，腐朽、欺诈，已经无处不在。”
我说完上面这段话后，顿感我们之间的气氛就要凝结成固体了，好在我们不约而同的止住了我们之间的话题。
那顿饭没有吃出什么味来，两个人争论了一阵，在颇有些不自然的气氛中，各自走了。当然，最后唐旭也没有再争着结账了。
离开饭馆后，我仔细想了一下，也可能只有唐旭的涵养，才足以接受我这份尖刻。
※ ※ ※
二零零二年，我参加了中央博士服务团，去了云南，走之前，我和唐旭见一次面。
“老侯，又不安分了吧”。唐旭一见面就笑着说。
“所以，你是唐旭，我是侯合心。我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安分，当然也注定我这一辈子一事无成。”
“怎么啦？不是都提成助理总经理了吗？人家还是待你不错嘛。”
“唐旭，我这种行为决定，跟环境没有关系，一切都是自己个性造成的。”我这样说，也算是一半违心、一半真实。
“唐旭，你说说……”，我接着又说“如果把我们这个社会所有领域做一个价值换算，或者说换算成一个综合的生活单位，你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的主流在哪里？”
“那还用说吗，政府。”唐旭未加思索就回答了我的问题。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么看的，银行，这种垄断下生存得非常好的变异企业组织，不过是一种‘技术官僚’结构。银行这种机构一切价值都集中在高收入上，而高收入的原因又集中于垄断，而所谓高收入实在非我志向所在。”
“中国的社会生活平民化的历史，才刚刚开始，不能要求太高。”
“所以，它变得慢，我得变快。我去的单位是云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去做什么主任助理。”
“政府研究室？”，唐旭可能是觉得我前面的话，与这个政府位置之间的证明关系有点滑稽。
“怎么啦？那也是政府，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权重最大的领域。说不定有个什么机会，看看自己是不是也能像于成龙那样，布衣恤民，做点什么与比高收入更有价值的事情。”
“老侯，真没有想到你骨子里还有浪漫主义的东西。”
“研究生毕业后看了很多政治学著作，甚至美国马基雅维里研究大家，利奥·施特劳斯的著作都看了，我对政府机构的人际生态是了解的，所以，唐旭，不要说我是浪漫主义，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是可以与幼稚划等号的，这个我知道。”
“不过，你要想好了，去了如果还要回来，你损失的机会，就很难再像前几次那样可以再找回来的哟。毕竟快五十岁的年龄了。”
我知道唐旭是不会对我说：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尽管他完全有理由对我这样说。
二零零二年十月，随中央博士服务团去了云南。在云南工作一年，到二零零三年八月，省委组织部征求意见，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工作。并告诉我，省政府研究室领导已出具了推荐函，组织部考虑我的专业，可在思茅、版纳或玉溪选择一下，去那里任副市长或副州长，分管经济金融工作。
灵光一现，突然想起离开北京的时候，和唐旭见面时说到的“说不定有一个像于成龙那样布衣恤民”的机会。于是当即表态同意，甚至都没有想自己的这个表态究竟是自己内心的一种纯洁的政治期望，还是多少有几分与现在官场里那些买官者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投机成分。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七九级同学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在成都举行，我从昆明飞过去，唐旭也去了，但因公事繁忙，他只去了一天就提前走了，在与唐旭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老侯，得尝所愿了。”他开玩笑似地说。
可是就在第三天，也就是二十三日，云南省委组织部二处的一位副处长给我打电话，说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打电话来，表示不同意我在云南留用，处长还颇有不满的说：
“不知你们的总行是怎么回事，事前我们征求了他们意见的，你们人力资源部一处高处长明确表态同意的，现在可好，我们明天就要上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又打电话来说不同意了。”
我也觉得很突然，于是于二十三日晚飞回昆明，第二天见了研究室的领导，他要我马上飞回北京，到单位看看是什么情况。
二十四日飞回北京去，立即到了行里，几次要见分管人力资源的副行长，秘书都说没有时间。两天后，在这位副行长办公室，终于聆听了这位副行长要我回来的理由了。
“你是我们银行的人，工资在我这里拿，去一年，那是中央的号召，是规定。规定期满了，总不能还拿着银行的钱，干别人的事吧，我们是企业。”
终于体会到什么是 “企业的形，官僚的神”了。升职位的时候，完全是政府那一套程序，当需要以经济语言来说明一件事的时候，企业组织特性就会成为说理的依据。
“×行长，不是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吗？西部大开发可是中央的号召，何况我们银行虽然是企业，那也是国家的企业。”我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慨。
这个副行长脸色很难看了一阵。
“云南省委组织部说我们的人力资源部事前是同意的。”我补充了一句。
“没有谁给我汇报这件事，你是银行的中层干部，人力资源部没有权力表这个态。”
“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我再次提高嗓门说。
“就这样吧，行领导已经开会讨论过了，你抓紧办理交接回行。”
“我辞职，可以吧”。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如此粗暴简单的待遇，一下子觉得心情很糟，说了这么一句。
“最好不要这样”，副行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估计刚才关于“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话，让他很不舒服。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云南省委组织部和研究室领导，并同时提出了另一个选择途径：正式调动，省委组织部二处副处长没有当场表态。
后来我才从熟悉组织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如果不是走“博士服务团”留任这条路，调动的程序可就复杂去了，甚至是不可能的，最后还告诉了我一句：云南省自己还有多少人在等着提拔呢！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底，办理完交接后，回到了北京。回行后，唐旭所预计的情况真的就发生了，位置还在，但是，岗位内的工作在别人手里。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去带队到西藏进行业绩考核，但当我的名字报上去的时候，被那位副行长给拦下来了，理由很冠冕堂皇：离开银行工作时间太长，不便带队。
我敢说这个副行长一辈子看过的金融书集，可能没有我半年看的多，就像我看的机械方面的书一辈子不会比他半个月看的多一样，他的金融工作经历不足我十分之一，居然以“业务生疏”为由，把我的正常工作挡下来。
当然，也不应该想不通，毕竟，这是一个真理的可靠性要依据权力的位势结构来决定的体制。回到北京后，曾经有朋友指着我鼻子，说我做事情太差，并且说：“该送得送、该拜访得拜访，都像你这样，还有谁愿意做官？”。想了一下，也许朋友说得对，我应该在事前至少主动回北京向分管人事或分管我所在部的副行长汇报一下我要留用当地的想法。
这个管人事的副行长是当年朱鎔基总理领导下改革部委时，从其它部委精简下来的一位副部长。按照我们国家不成文的“官员终身制”，只要官员不要明显犯事，自然是要给个位置的，于是，以副部级的身份到银行来任副行长。
虽然专业相去较远，但这位领导却是以廉洁、率真著称。据说，有一年香港那边按照规范的股份制企业的薪酬体制，为国内出任香港机构董事的领导们都准备了一份不菲的报酬，是我们这位以廉洁著称的副行长率先拒绝接受这份薪酬的。说真的，有关我的这件事，我还真愿意他是因为我没有尊重他而反对我留在云南的，绝不愿意是因为“该送不送”的原因。心胸狭窄的为官者，一定比贪念民脂民膏的为官者要好上一千倍。试想一想，在我们国家，官员几乎都是终身制的，他自己是无需为后顾而忧的，仅仅是为荫蔽儿孙后代，就要贪污纳税人成千上亿的钱财，实在是可耻之致的事，而心胸狭窄，不过是个人秉性上的事，即使发生在官员，也应该在可容许之列。
没有工作可干，尸位其中也不是办法，于是在我的独立办公室“蜗居”起来，开展大规模读书的活动。
二零零四年初，银行请来美国波士顿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开展股改前的职位重新应聘。认真研读了一下波士顿公司写出来的人力资源改革方案，表达的是一套美国企业文化的理念，也采用了标准的现代商业组织相关考核方法，等等。但是，不用说，在实际操作时，一切都一定只是追求时髦的标签而已。我们是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人力资源运行规则，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在本质上去触动这种运行规则，如果真的改变了，那就只能说：它不再是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了。波士顿派来的也是非常熟悉中国环境的中国当地的工作人员。除了外语可能很棒外，不要说皮肤、血统，就是他们的眼神、态度，甚至他们所无意中流露出来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语言习惯，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熟悉中国国情比熟悉美国企业文化更胜一筹。一切为了那几百万美元的咨询费，这才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我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去参加了一场职位应聘考试。很滑稽的是，自己坐在一群年龄不及自己一半，知识量只有自己的某个小数点的人中间，接受着他们的考试，事后，一想起这事，就觉得是自己将自己狠狠地恶心了一把。
回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心情不好，也就没有和唐旭见面。当然也还有另一层“无以见江东父老”的惭愧心理，自己毕竟不是鲁迅说的那种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真的猛士”。大约过了差不多半年，情绪稍稍缓了过来后才跟唐旭联系。
二零零四年十月，到了必须对“去”还是“留”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于是通过熟人跟云南财经大学联系上，校方人事部门把《人才引进协议》范本传到了我手里。在协议签署之前，我跟唐旭说了我要离开我所工作的银行一事，唐旭说：“我们见面聊聊吧”。于是我们还是在百盛商城的“渝乡人家”一起吃中午饭。
“真的要离开银行了？”
“是啊”，我很无奈地回答到。
“是不是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
“我可不会按照旧文人怀才不遇的思维，把不能成就自己的原因都归结给世道。”
“那怎么归结的，说来听听。”，唐旭说。
“反思从贵州到重庆，从重庆行到北京多家银行的总行，无一处不是因为自己恃才傲物，秉性过于真实，而行为又不拘小节引起。既然我们所处的环境没有义务来区别所谓本质、才气与行为之间孰者为重，那当然只能归结成为自己的原因了。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切都说明我自身的个性存在着天然悖论，即使经历了后两次利用读书期间反省后，这些悖论的影响也没有能够丝毫改善，可能这就是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吧”。
我相信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名言：“性格决定命运”。而我这样的人，其性格是那个让我受尽屈辱的年代在潜移默化中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常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那个小时候的保尔·柯察金的原因。
“‘一个人与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他的一切理智就失去了应有的正常，显出各种病态。只有让他回归本性，才会有良好的结果，使一切显出正常。’记得这是维特根斯坦说的。”我接着说。
“你还把维特根斯坦地道经院式的语言哲学给看懂了，真不错。”唐旭插话说。
“没有全看懂，买了他的《哲学研究》，看了一部分就丢下了，实在太枯燥了，几乎就是在玩思维魔方。怪不得凯恩斯的夫人卢柯波娃曾经很害怕维特根斯坦对凯恩斯的家庭访问，觉得他很有点神经质。想想，能够玩思维魔方的人，行为上没有点神经质，那才怪呢？”
“不过为了看懂他的《哲学研究》，我先看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性著作。”我补充说到。
“老侯，你把这个作为你人生决定的思想基础，有点‘英格尔斯逆效应’的味道哟。”
“你讽刺我了吧，我的思想意识并不显著优于我所面对的种种制度和环境，要是真到了那种水平，那我首先就可以利用这种优越的思想意识完善自己了，那我也就不会境况如此不济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美国现代思想家英格尔斯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哲学思考。
“何不就在北京找个大学，去云南，离家太远了，你也年纪不小了，离家近点可以彼此照顾。” 唐旭很自然地结束了上述话题，我知道，他不会对我的任何决定直接说对还是错的。
“在北京的大学工作，会压力太大，以我现在这种年纪，虚名就不要了，轻松为上。”
唐旭没有再说什么。
于是就在2005年夏天，我把人事档案从总行提出来放到了一个人才交流中心，一个人去了云南。
※ ※ ※
回想起来，只有一次，唐旭破了我们之间约定俗成的相处规则，对我说了“应该怎样”。
二零零七年，我还在北京大学访学的时候，学校的组织部打电话给我，说学校党委书记让他们征询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在金融学院任职。
我也没有问对方是任什么职，是院长还是副院长？而是未加思索地就把自己不愿意任职的答复直接告诉了对方。
“为什么不任职呢？在一个大学学院里任个院长什么的，虽然经济上不会有太多好处，但毕竟是大学啊？” 当说到我直截了当也就回复学校组织部的时候，唐旭一改过去的委婉，表情很急促地说了上面这段话。
“唐旭，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去大学当老师，也就志不在此，而只在乎轻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