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知唐旭生病的消息，我的心揪紧了。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那端的唐旭说：“没什么，病已经生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想办法治疗就是了”。他的语调之平静，出乎我的意料，反倒让我把许多准备好的安慰话收了起来。我多次去看他，在他北京的家里。他在上海住院手术期间，我也去了两次。每次，我们不谈病情，更多的是谈五道口，谈学校的那些人和事，谈学校的过去和将来。他始终乐呵呵的，在他的脸上，看不到病人的痛苦、惶恐和苦闷。

唐旭乐观。

尽管病了，唐旭依然坚守工作岗位，边治疗，边工作着。他不仅在履行着反洗钱局局长的职责，而且这期间，五道口有活动，只要请到他，他都会来。学位委员会的会议、89级同学入校二十年后的母校聚会、博士生的答辩会，他都欣然前来。看着他因治疗用药而变暗且长满了痘的脸，我们都心里难受，但掩饰着不流露，就为了让他继续快乐着。唐旭就这样坚持工作着，直到病魔让他倒下无法站起，无法行走。

唐旭坚强。

1月31日，2011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唐旭生命的最后一日。这天下午，我们去看他，处于弥留之际的唐旭，似乎知道我们来了，手臂也似乎要尽量举起和我们打招呼，昭示着他的内心对生的向往，对五道口的留恋。

2个小时后，传来了他去世的讯息。

1985年，我刚到研究生部工作时，唐旭还是学生。翌年，唐旭毕业留校，我们成了同事，直至2007年初，他调到总行反洗钱局任局长，我们一起共事了21年。

那时的唐旭，三十出头，有些清瘦，一口绵绵的四川话不愠不火，语速不徐不疾，让人一听就知是付好脾气。穿着一件普通的夹克，总是很整洁。唐旭穿衣服只求干净、得体，不求牌子，几乎没见过他对品牌的评论和追求。在一个食堂吃饭，也从不挑剔。他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喜好。他最难忘的，是在老家四川时，挑沙子、在长江边上当纤夫的苦难磨砺。

唐旭朴实。

那时的唐旭，家远在四川，尚未调进北京。住在独身宿舍的唐旭，工作之余的时光，都交给了读书，写作。很少在运动场见到他，更别说商场或其他娱乐场所。在那孤独的岁月里，书不仅充实他的理论基础，扩展了他的视野，让他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也慰藉了他的思乡之苦。夜幕下，办公室的灯光熄了，宿舍的灯光接着亮起。灯光下，只见唐旭埋首的身影。

唐旭刻苦。

在教务处工作，唐旭想的是教学内容怎样丰富，教学方式怎样灵活，学习生活如何管理。在科研处工作，唐旭想的是和金融实际，和总行的工作怎样紧密联系，来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又为总行工作服务。担负校领导后，他更操心学校的规范管理运作，学校的发展和未来，学生的培养和成长。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研究生部的小平房拆掉了，建起了高楼，学生从原来8个人挤一间房的窘状下，搬入了2人一间有卫生间、有热水洗浴的寝室，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谁都知道，这么大的基建工程，作为一把手的唐旭，要操多少心啊。

唐旭认真。

在研究生部工作，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学生。唐旭对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不摆架子，也不会摆架子，学生也乐意和他交流。对于招生，唐旭认为最重要的是公平。他说：“若没有研究生部招生的公平，我的今天不知会是什么样。”是的，不能让考生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对于在校生，唐旭乐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学校的管理。对于学生的困难，也千方百计想法解决。每个年三十的年夜饭，唐旭都到学校和假期未能回家的学生一起聚餐，让学生过年不孤独。对于校友，他也时时惦记着。

唐旭人性。

2月12日，雪后的北京，空气有些清冽，早春的气温还很低。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外，站满了黑鸦鸦的数不清的人群。人们胸戴白花，手持黄白菊花，等待着送唐旭一程。校友们来了，从海内外，从全国各地，不分届别，不论远近。

人民银行的所有行领导都来了，银监会、证监会的领导也来了，那些唐旭生前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工作联系很多的高法、高检、公安部、海关的人也来了，总行各司局各单位的同志也来了。

上午10时，哀乐响起，告别仪式开始的时候，天空中的云层多了、浓了，老天也悲戚着。

唐旭安卧在鲜花丛中，脸色平静安详，没有任何病患的痛苦。遗像上的唐旭灿灿笑着，看着自己的亲人、同事、朋友、校友。

愿唐旭在天堂也一直笑着。

李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