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斌杰,2014级硕士校友,熵简科技创始人、CEO
2017年,25岁的费斌杰创办了自己的资管科技公司,取名熵简科技。“熵”,无论在热力学还是信息论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描述了系统的混沌程度。著名的熵增定律揭示了在没有外力的帮助下,自然万物都趋向从有序变得无序的过程。
创业之前,费斌杰曾在嘉实基金担任股票分析师,负责TMT板块。工作中,他逐渐发现了资管行业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投资研究、风控合规,还是业绩归因,大量繁复的数据处理工作都是由业务人员手动完成的,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大大降低了公司的产能,这同样导致了数据处理中的错误层出不穷。于是,爱写代码的费斌杰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帮助不同行业的分析师写一些小工具,帮助他们完成投研工作中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满足他们零散的数字化需求。在对行业需求进行细致摸排、对海外竞品进行深入调研后,运用数字化手段为资管行业进行“熵减”,成为了费斌杰心中的一个小小的目标,这也是熵简科技名字的来历。
“中国的资管数字化正在弯道超车”
谈到最初在资管科技领域创业的初衷,费斌杰坦言,自己的创业想法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行业了解到了根源的需求,发现了中国资管行业数字化的巨大产业机遇。
这个产业机遇体现在资管机构数字化的发展阶段上。费斌杰展示了麦肯锡2018年在中国的资管调查(如图1所示),显示中国已有60%的资管机构开始推动数字化升级。升级主要聚焦在销售端、投研端和运营端这三个领域。这表明大部分资管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度过了意识形成和构思阶段,开始步入决策和实施阶段。费斌杰说,“在早期数字化意识形成阶段,需要下大力气,承担教育市场的成本,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但目前资管机构已经进入数字化实施阶段,有非常真实的应用场景需求,我们就可以实现场景落地,获得客户反馈,再一步一步进行产品迭代,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是中国资管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于熵简来说也是巨大的发展机遇。”
图1 2018年中国资管机构数字化建设意愿调研结果
“纵观海内外,我们能看到资管数字化能力已经成为头部资管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费斌杰回顾了高盛集团数字化发展的历程。
高盛(Goldman Sachs)在1993年开发了SecDB(Securities Database)数据库平台,并在此基础上自建了Slang语言,构建起了金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SecDB最初定位为公司内部的风控管理平台,应用于外汇及商品。经过数十年打磨,SecDB现已覆盖高盛内几乎所有资产类别,功能涵盖组合管理、量化分析、风险管理、交易等场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高盛凭借SecDB提前预判并规避了巨大风险。德意志银行曾试图支付数十亿美元使用SecDB,但被高盛拒绝。在2016年,高盛成立了DSG(Digital Strategies Group)部门,负责推动公司内部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与落地。2018年,高盛将SecDB能力封装进入Marquee体系,进行对外能力输出,打造高盛科技生态圈。
“除了高盛,我们可以看到贝莱德(BlackRock)有Aladdin平台,J.P.摩根(J.P.Morgan)有Athena平台……可以说AUM在前100的机构都有自己的数字化杀手锏,”费斌杰说,“所以可以看出数字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国内的资管机构也都对此达成了共识,不断加大对数字化升级的投入。”
面对海外资管机构早十几年的数字化发展历程,费斌杰也坦言我国的资管科技进展还有不小的差距,“从这张海外资管科技全景图(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海外资管机构把资产管理细分成了十个流程,从投研管理、资产配置、组合建模,到交易执行、投后管理,再到风险分析、业绩归因,每个环节都有专业的服务商在做,并且做得很深。同时,在过去的几年,它们还提出了‘投研一体化’的服务理念,本质上是把不同领域系统之间的数据做打通集成,实现投前、投后数据的一体化。”费斌杰特别强调了“投研一体化”的重要性,“投前我们会通过市场信息作出分析判断,作出投资决策;而在投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投资决策进行复盘,了解当时的决策是否明智,判断这个投资决策生成的策略的超额收益如何,这样反过来优化决策,才能形成一套一体化的流程。这种投前、投中、投后系统的打通,也就是近几年越来越深入人心的‘资管行业中台’理念,在这张图中,就是‘convergence’的部分。” 在费斌杰看来,目前中国的资管服务并没有做到像海外一样细分,但是已经在把产品做深的同时,致力于打造数据中台,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资管数字化本质上是在弯道超车。
图2 资管科技产品矩阵
熵简,用数据智能为投研做熵减
熵简科技及其投研一体化的整体架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型的。费斌杰介绍,“我们把资管科技主要分为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两个部分。业务中台主要包括‘找钱、管钱、算账’三个板块:‘找钱’就是募资,即客户管理,无论是面向B端的机构服务管理,还是面向C端的财富管理,都属于这个范畴;‘管钱’就是把收益率做高、做稳定,这里包括投研管理,即通过各种数据分析来生成更明智的投资决策,以及交易管理,即把指令下发到交易系统中;‘算账’就是投后管理,做业绩归因、风控合规,以及监管报送。我们目前主要发力于投研管理这一板块,而投研的核心在于对海量市场信息的处理,所以我们在数据中台上又做了大量的努力。”
图3 熵简科技产品矩阵
费斌杰将超额收益的本质归纳为信息的不对称和认知的不对称,而金融竞争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对称。“假设一个机构做投研,只看万得(Wind)的数据,它能否获得超额收益?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个万得的账号去看,因此就没有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所以投研机构还会购买大量万得之外的深度的投研数据服务。例如,专业机构研究汽车行业不会只看中汽协的数据,而会选择一个专业的汽车数据资讯网站MarkLines,它会提供每一个不同汽车品牌不同车型的销量情况;研究酒类行业,也不会只参考相关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而是会接入今日酒价的数据源,它会提供不同品牌酒类的批价数据。这样的数据服务都是资管投研所需要的。资管机构也都接入了一些,但是因为数据源太广、太深,并没有对此做有效的治理,所以用起来成本很高。因此针对这样的需求,我们自研了一套数据生产平台,把有参考价值的数据都纳入系统中,采集研究资讯、宏观经济数据、互联网公开等数据等,实现海量异构数据源的采集和监控。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帮助投资机构节省精力,提升信息获取的效率,从无效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功夫用在复盘、做投资决策、获取超额收益上面。”
长期规划与人才储备——资管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谈到资管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费斌杰特别强调了企业做数字化长期规划和人才储备的重要性。
首先,资管机构的管理层要深刻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并做好一个长期的数字化转型规划。例如,想要做中台化的建设或投研一体化平台,至少需要两到三年项目的顶层设计。“我们会建议客户先把数据基础做好,挑选能落地的几个应用场景先做出效果来,给业务部门一个正面反馈。再逐渐拓展业务场景,做‘land-and-expand’(以点带面)的商业模式。”
其次,费斌杰用“巴别塔现象”来比喻业务人员、数据人员和开发人员之间话语体系的不同,“举个例子,业务人员每天讨论的可能是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最近受疫情影响的股票有哪些;而数据人员平时想的是数据怎么做合理分层,数据标准如何落地,如果底层要做数据的实时直连,到底用Flink CDC还是Sqoop;为了把数据处理完的成果呈现在产品上,还需要开发部门,而开发人员又拥有另一套话语体系,他们会考虑链路追踪用Zipkin还是SkyWalking,注册中心用Nacos还是Eureka。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充当需求之间的转译者。这个人既要理解业务人员想要什么,能把他们的需求翻译给技术人员;又要自带技术能力,清楚这个需求怎么实现,能不能实现。”
费斌杰还重申了复合型人才储备的多样性,“我们刚才提到的复合型人才是‘业务+数据+开发’三方面的复合,而实际随着新技术的产生会诞生新的复合点,例如最近非常火的ChatGPT,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资管行业的深度训练使其成为资管行业特定的人工智能模型,要实现这个想法,就需要‘人工智能+投研’的复合型人才。”
安全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
数字化本身是从落后生产力到先进生产力的转变,而转变的前提是安全,在金融领域尤为如此。对于信息安全,费斌杰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在软件进行架构设计时,要把安全作为重要的模块考虑进去;第二,参加等保测评等国家资质考核,增强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第三,在产品发布之前,请专业的安全公司做全面的产品测评。
同时,费斌杰还提到了国家层面信创安全的重要性。国家近两年对信创的重视促使一批信创公司迅速崛起,这代表着国内已经具备了培育信创人才的土壤。但想要实现全链条的国产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费斌杰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鼓励万众创新,“我认为,通过管理和规划很难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想要有技术创新,就要通过顶层设计,撬动商业化公司的潜力。”对于商业化公司的发展,费斌杰也更加推崇国家“专精特新”的理念,认为“小而精”可以让一家企业在行业中有更大的竞争力,无数个“小而精”的公司各司其职,可以让社会更加良性地运转,而贪大贪全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创业维艰,但义无反顾
创业绝非易事,艰难和未知是每一位创业者的必修课。费斌杰记得创业初期每天就像坐过山车,新的挑战总是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把人打得措手不及。有过日复一日写代码的孤独,也有过凌晨三四点在五道口大街的徘徊,但回忆起这些,费斌杰还是露出了笑容,“虽然那时压力很大,但我并不觉得痛苦,因为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所以感觉很满足。”
费斌杰特别鼓励年轻人多去尝试,因为年轻人的激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种激情如果碰到了正确的方向,就会焕发巨大的能量。他回顾了自己选择创业时的心路历程,“我当时想到了查理·芒格的格栅理论,用尽可能多的、不同的思维模式验证自己的判断。首先,是否喜欢?创业是马拉松长跑,对自己做的事情是否足够喜欢、足够期待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整个人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会传递给团队、客户、投资人,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其次,能否干成?我当时也给这一项打了勾,虽然在现在看来有些‘盲目’自信了,但也正是这种‘盲目’让我选择了往前冲。最后,能否挣钱?如果一件事足够有趣但不能挣钱,那这件事只能作为爱好,我凭借当时对于行业的理解,相信这件事是有经济回报的。三个格栅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所以我义无反顾地下了重注,选择了创业。”
在过去的五年,费斌杰就像《纳瓦尔宝典》中所说的“如玩耍般的工作”,因为享受和热爱,所以别人眼中的苦在他看来不过就像在玩游戏,虽然也有升级打怪的烦恼,但更多的是心里的满足和愉悦。如果说创业初期的费斌杰身上带着一股执着和勇气,那五年的创业经历让他面对未知时多了一份笃定和自信,他将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波澜壮阔的资管大航海时代,为中国的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国际一流的数字化建设支持,让数字化能力成为其业务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