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海斌，1994级硕士校友，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

问：我们了解到您本科在北大信息管理系就读，后来是什么契机让您了解到了五道口，开始在这里学习金融专业的？

朱海斌：我本科在北大读信息管理，专业的特色是以通识教育为主，培养做研究的基本能力。所以在本科阶段，大家都在找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也辅修了经管系（现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地理系的一些课程，发现自己对经济金融领域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因此确定了自己研究生想要学习的方向。当时，我正犹豫着应该选择在哪里继续深造，碰巧有一位人大的朋友在考五道口，我也因此了解到五道口，感觉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94级比较幸运，五道口当时首次与世界银行签订协议，以支持学校的教学和课程设置，还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几位教授开设了金融学方面相对系统的英文课程。当时香港城市大学还提交了研究生部的教学改革计划，提出运用西方经济学、公共政策的先进理论安排课程，将培养方向划分为应用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着眼培养应用型人才，以满足未来数年中国政策分析家和管理者的需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那之后，五道口在课程设置和整体发展方面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那时候五道口还没有自己的专职师资队伍，主要课程都是从外面聘请老师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学术造诣很高的顶尖学者。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融体系改革专场讲座，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的专家和领导为我们讲解人民银行的改革、设计，体现出了我们五道口教学与金融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特色。

问：在五道口的学习经历对您之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朱海斌：五道口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当时去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源于我当时的班主任王丹老师给我推荐的一个奖学金项目。这是1996年新设立的奖学金计划，是IMF和日本联合设立的一笔奖学金，专门支持亚洲的学生去美国读经济学的博士，当年在中国只有一个名额，我很幸运得到了这次机会。去杜克读博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美国的学术界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分隔。我刚到杜克时，和其他博士生聊起当时中国股市的波动，他们对我来做学术研究还想着市场问题感到十分诧异。我觉得这是五道口人独有的一份责任感。很多大师兄、大师姐都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融改革的顶层设计或实际工作，很多为我们讲课的专家、老师也都是深入金融改革一线的实践者。我们在每天的耳濡目染中深受影响，在金融改革方面自然比其他院校毕业的学生有着更强的激情。我博士论文选题是研究银行业挤兑危机的成因及金融监管的对策和效果，比较侧重金融政策方面，毕业后在国际清算银行工作了十年，后来加入摩根大通从事中国宏观研究，这都得益于五道口对我的影响。

问：多年来，您一直投身于大中华区的经济研究，您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朱海斌：无论是从内部环境还是外部环境来讲，挑战与机遇都非常明显。先说挑战方面，首先，人口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在2011年适龄劳动人口达到顶峰，去年首次出现全国人口总量下降。过去十年，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模式方面已经作出了调整，而这一调整未来将明显加快，因为人口红利已转变为人口赤字，这是第一个挑战。

其次，从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我国正努力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过去二十年，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因人口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的变化而进入结构性下滑。因此，传统资本投资在基建、房地产等领域的空间将明显缩小，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这也是当前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即经济结构转型。

第三，从外部环境来看，近几年国际局势日益复杂、地缘政治角力问题显著，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全球供应链面临重组和转移。因此，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面临转型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我国经济仍然有很多机遇。首先，虽然我们的人口总量有所下降，但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依然庞大。我们的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后，内需零售消费市场与美国相当，这个大市场可以为创新提供很多机会。其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理工科背景毕业生群体，工程师红利加上我们非常完善的制造业，会为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条件。如何将这些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将是下一步的重点。

从行业机会来看，我们一直看好消费领域，尤其是向中高端消费转型方面，如医疗、健康、数字化经济等。在制造业的某些关键领域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例如现在火热的新能源汽车和AI领域，目前各国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也跻身前列。如果未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我国是有望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完善激励机制、挖掘创新潜力、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行业升级。

问：在全球化2.0时代，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重要议题，请您谈谈您的理解。

朱海斌：我们是在2010年左右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早期主要是通过跨境贸易结算。2017年以后，更多地转向跨境人民币投资渠道，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心急。就像过去三十年我们的金融改革也采取的是相对渐进的方式。金融改革过程中，首要任务是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先一窝蜂开放，突然发现监管和风险控制都没有跟上，最后出乱子再往回收，这样成本和教训都会很大。

我们短期不能心急，但从趋势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使用和该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相称的。目前，中国在全球GDP中占17%~18%，制造业占30%，出口占14%~15%；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仅占2%~3%，全球储备货币中也仅占2%~3%。这中间存在巨大的空间，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将持续上升的最大原因。

这个差距在国际货币历史上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常态。美元成为世界主导货币是在二战后，但美国在19世纪末就超过英国成为全球GDP第一。这中间有五六十年的时间，美元一直在积蓄力量，最后美国抓住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货币。但当时英国的GDP已经远远不如美国。所以即使2035年中国GDP翻番、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也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就会水到渠成，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问：您在内地、香港、海外都有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您觉得三地金融市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特色？

朱海斌：从全球的角度看，有三类金融中心模式：第一类是服务本地式的金融中心，这类金融中心往往面对的是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为本地提供金融服务，我国内地就更倾向于建设服务本地的金融中心，着重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第二类是服务国际市场的金融中心，类似中国香港、迪拜、新加坡，这些地方属于离岸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国际市场。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金融中心，像美国纽约，既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也有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

中国香港背靠大陆、面向全球，还不同于迪拜、新加坡完全服务国际市场的模式，在联通内地和全球方面更有优势。我认为香港应该坚持开放式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虽然有人把香港与上海作比较，但我认为两者有各自的特色，应保持不同的发展方向，市场也有足够的空间供它们各自发展。

问：对于今后想要到香港工作的师弟师妹，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朱海斌：对学习金融的同学们来说，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在这里已经工作15年了，非常欢迎更多的师弟、师妹来这里发展。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都，香港具有非常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使得香港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城市，所以来这里工作的同学们会适应得很快，也会成长得很快。虽然大家可能也会面临语言、文化、做事流程和规则不同等方面的挑战，但我认为这对五道口的同学们来说都可以迎刃而解。

此外，道口一直以来都与业界联系非常紧密，很多同学在毕业前就有不少深度实习的机会。到香港发展，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方面道口的同学是很有竞争力的。这种学术与实践的结合一直是五道口的优势，希望未来能够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