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级硕士校友汪云沾：五道口记忆-清华五道口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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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级硕士校友汪云沾：五道口记忆

发布时间：2021-01-18浏览量：作者：1988级硕士校友汪云沾

汪云沾，1988级硕士校友，1967年3月出生，籍贯湖北，先后在建设银行、华夏证券、深圳证监局工作，历任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处、信息调研处、基金处处长。2016年至今任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考上五道口

上大学是人生最美妙的一段经历，大学生活轻松、快乐，功课压力不大，大学里有大楼、大师、来自全国的同学、无数的图书、新的知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大学三年级的下学期，面临着考研究生还是参加工作的选择。我很喜欢大学生活，喜欢读书的状态，所以想考研究生，继续读书的旅程。但考哪里的研究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两个简单的想法：一是想换个新的环境，不想在一个呆了四年的地方再呆三年。二是想去北京，圆自己的北京梦。这个梦源自儿时，小学一年级第一课《我爱北京天安门》上完后，就向往去北京看那雄伟而又神圣的天安门。中学有篇课文《为了抢救六十七个阶级兄弟》，文中有这么句描写：“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北京对我的吸引力又增加了一个地方——王府井大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宿舍收发室看到一封从人民银行总研究生部寄来的信，信是寄给哪位同学的记不清楚了，但那印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红色字体的信封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意识到我找到了我要上研究生的学校。

传说五道口是很难考的，我不敢怠慢，必须做针对性的准备。我冒昧地直接写信给我们南开金融系高年级考上五道口的同学，向其请教考五道口研究生该如何准备。师兄很快给了我回信。后来，我又去了趟五道口当面向师兄们请教，几位师兄一起热情而毫无保留地给了我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由于数学、外语、政治是全国统考，考五道口主要难在两门自主出题的专业科目：专业基础和专业综合。师兄们告诉我，这两门科目考试非常注重金融实务和最新的金融理论，这些都是大学教科书上没有的，让我多看金融研究所出版刊物《金融研究》，因为我想考国际金融专业，还要关注中国银行出版的刊物《国际金融》以及最新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情况。我一一照做，这些准备不仅在道口研究生考试时非常有效，而且在面试时也派上了用场。当年到天津面试的是五道口两位大美女李弘和万红，面试地点在天津人行，面试我和王宏两位同学。我的面试有这么一道题：试述过去一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及其成因。由于我平时很关注这些，原因分析得对不对不知道，但至少我能够非常熟练地描述过去一年中美汇率的走势。我如愿考上五道口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那是1988年。

校园印象

五道口地处海淀区东升乡，当年那片地方确实像乡下。学校对面是一大片小红砖砌的平瓦房，横竖都排列得很整齐，里面有一条条的小巷子，靠马路的一排房子开了各种餐馆、小吃店，我们有时去那里买油条、油饼等小吃。五道口门前是横贯该地区的一条主马路，马路并不宽，路两边是高高的白杨树，树外面是两条大土沟，偶尔有学生醉卧其中，“我本将心向明月，明月偏要照沟渠，我等只好睡沟渠。”

五道口独门独院，尽管当时已经是中国最顶级的金融学府，但并不起眼。学校主体建筑是两层工字型的连体房屋，前楼一层是教职工办公室，二楼及后楼是学生宿舍。据说这里原是东升乡卫生院，从其结构布局来看，前楼应该是门诊室，后楼是病房。前楼每个房间比后楼的要大一些，前楼每间住三个人，后楼住两个人。工字楼中间的空地建了几间教室，工字楼的东头是食堂兼图书馆、计算机室。图书馆前面的空地冬天总是堆上一大堆过冬大白菜，西边的空地长年堆有一堆煤。那堆煤紧挨着图书馆的西墙和一扇长年不开的门。谁也没注意到煤如此摆放是有火灾隐患的，我们在校期间正好遇上一次。

那是一个漆黑而又寒冷的冬夜，时间大概在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聚集在一个同学宿舍，有的在打麻将，有的在聊天。突然听到站在窗户口的刘文华同学喊，那里是不是着火了？我们几个闲聊的同学跑过去一看，果然是着火了，着火的位置就在那个煤堆处。我们冲出宿舍沿走廊边跑边喊：“着火啦，着火啦。”同学们闻声而动，有的拿着水桶、有的拿着脸盆、有的拿着走道上的灭火器，奔向着火地，还有同学打了119火警电话。由于发现得早，火势不大，同学们在消防车赶到之前很快就把火给扑灭了。图书馆那扇长年不开的门烧坏了，门后一个古籍书架烧掉了一个角，有几本古籍书受损。事后学校还给我们参与灭火的同学发了奖金，同学们发了笔“意外之财”。

五道口的吸引力

五道口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这块金字招牌，其次是学校的住宿条件和工资待遇。那个年代读研究生是有工资拿的，五道口的研究生除了正常的工资外，学校额外有一份补贴，学生每月的收入比大学要高出一大截。五道口学生宿舍是两到三个人一间，大学一般是四个人一间。

进校后发现，五道口更吸引我的是其独特的办校方式和理念。

第一个特点是国际化。五道口当年有很多外教给我们上课，还经常有世界银行、各国央行的官员专家到学校开讲座。我听过最大牌的讲座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那次是在友谊宾馆举办的讲座，我印象最深的观点是老人家说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那个年代中国并不富裕，请外教的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外教长年住友谊宾馆，专车接送。我们到过一位外教在友谊宾馆的家，是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厨房家具应有尽有，确确实实是一个家。我记得还有位外教自己开车到学校上课，车是学校给配的，在当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说请一个外教一年的费用是十万元人民币，当时我们的年工资一千多块钱，一位外教的费用是我们年工资收入的近百倍。

第二个特点是兼收并蓄。五道口的老师队伍来源非常多元化。国内老师除了银行系统的外，有来自北大的、人大的、中央党校的。有名望非常高的老教授如厉以宁、黄达，也有充满活力，与学生打成一片的年轻老师如蔡浩仪、唐旭等，大多数思想非常都开放，也有思想相对保守的。

第三个特点是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五道口是刘鸿儒老师创办的，刘老师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操盘者，五道口成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理论前沿。刘老师亲自开讲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理论与实务，让五道口学生始终占据在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早期的学生未出校门就已经参与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设计与实践当中去。同时，五道口又非常务实，接地气。各专业银行的领导轮流给我们上课，讲述各自领域的实际工作，给我们上过课有戴相龙、周正庆、黄玉俊、李锡奎等行领导。那个时候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形成，但学校给我们传授了大量的资本市场方面的知识，我个人影响最深的一位外籍老师讲课时在黑板上用板书讲股票行情：股票名称、股票代码、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这些当今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小股民都知道的名词，当年对我来说非常新奇。

这样的熏陶，使五道口的学生下得海、出得洋、登得庙堂，在金融界和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温暖大家庭

五道口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上至学校创办人刘鸿儒老师，下至普通工人，都非常温暖。无论是在校期间还是走入社会，我个人得到五道口老师同学们关心和帮助的实例很多，这里讲两个代表性的故事。

学校有一位工人，非常抱歉我把他的名字给忘记了，是一位木工，住在校门旁边的平房里。有一天他找到我，说要资助我吃饭。我感到很吃惊，作为一个农村娃，五道口给我的工资足够我过上很幸福的学生生活，我感激之余婉拒。他说他看到我吃得很差，希望我接受他的一点心意，改善一下我的伙食，态度真诚而坚决，我受之有愧地接受了。之后我到他宿舍，看到他宿舍非常简陋，这么一位生活并不富裕的普通工人还要资助我吃饭，对他油然而生敬意。此后我经常到他宿舍与他聊聊天，他老家是河北的，整个在校学习期间我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毕业时，我把我在五道口上学时从天津买回来的飞鸽牌自行车送给师傅作个纪念。自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每每想起，常常被这位师傅当年的高尚行为所感动。

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是一件大事。我很想到深圳工作，我们毕业后去哪家银行工作在入校时就定好了，我是定向到建行的，要到深圳工作只能到深圳建行。毕业前我联系到深圳建行实习，实习期间我表达了想毕业后到深圳建行工作的意愿，深圳建行人事处表示这需要行领导同意。回学校后我决定找刘鸿儒老师，平时我与刘老师并不熟，刘老师应该也记不住有我这么一个学生。所以找刘老师我是很忐忑的，一天我鼓足勇气来到刘老师家，直接向刘老师说出我的诉求：我想到深圳建行工作，请刘老师帮我给深圳建行行长写一封推荐信。刘老师当即答应，他找来信笺纸，用软笔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就这样来到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

沧海桑田

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五道口也即将迎来四十周年校庆，我离开母校来到深圳也有三十个年头了。回首过去，我为自己曾经在五道口和深圳这两片神奇的土地上挥洒过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而自豪，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如今的深圳已从昔日的小渔村变成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市。五道口同样今非昔比，当年的老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对面小平房变成高楼大厦，原先并不宽的马路变成宽阔的大街。

2018年我们88级入校30周年返校，返校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友谊宾馆开车前往学校，结果开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记忆中的五道口门前那条有着高高白杨树和大土沟的特色马路，不知不觉中车开了很远，最后掉头返回，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学校。如今的五道口片区不再是当年的东升乡乡下，已经变成繁华闹市，甚至成为宇宙中心了。母校也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作为老五道口学生，一方面为五道口不复独立存在而感到丝丝遗憾，另一方面为五道口与清华大学的强强联合而高兴。衷心祝愿五道口在新的平台上展翅高飞、续写传奇。（由于时间太久，有些记忆不是十分准确，如有错误，请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

本文刊发于《五道口校友通讯》2021年1月刊（总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