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文生,1986级硕士校友,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
古典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后者体现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willingness to pay）, 新古典把经济学看成类似自然科学，过去40年数学模型的应用达到极致，以至于人们往往忘记了给定财富分配这样一个重要前提。
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大幅扩张，促使人们反思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重温凯恩斯主义，也重温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在市场和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视角。
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谈经济学概念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文精神，而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是一切活动都通过货币化来体现价值。这次冠状病毒疫情对个人、企业、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也引起了人们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和讨论。这篇短文从一个小的角度谈点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如何看待口罩价格上涨。
疫情发生后口罩成为稀缺品，价格大幅上涨，甚至有价无市，为找到口罩人们各显神通，媒体报道有机构因为不当截获口罩而受到处罚。这自然带来一些讨论，口罩价格上涨是否合理、口罩应该如何分配等问题，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疫情导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这是问题的根源，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是那么清晰了。争议在于通过口罩价格上涨来调节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场手段干预是合理的，怎么干预。
自由市场价格：效率与公平
支持价格上涨的观点相信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价格引导需求和供给，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口罩价格上涨一方面使得消费者节省口罩的使用，抑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提升口罩生产企业增加产量的动力，扩大供给，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供求平衡。口罩价格上涨对生产企业有利，由此带来的口罩供给增加满足了人们应对疫情的需要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
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不应该指责那些提升口罩价格的企业和商店。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对社会也是有益，代表资源的有效配置。
相信不少读者会觉得，对照现实，这个逻辑似乎有点不对劲。实际上，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在一些州（比如德克萨斯州），法律禁止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商家提升基本生活用品价格的行为。那么从经济学怎么解释涨价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控制价格是合理的？
一个可能是供给弹性在短期很低，比如即使价格涨了，因为春节假期、隔离措施导致员工不能返工等原因，口罩的产量短期内上不来，同时，疫情使得消费者对口罩的需求是刚性的，价格上涨对需求的抑制不明显。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高）价格使得消费者所受的损失（消费者剩余下降）超过生产者的获益（生产者剩余的增加），整个社会的效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供求平衡形成的价格低的价格反而带来整个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但供给弹性低的假设只适合短期，随着时间的增加，供给对价格上升的反应会体现出来，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口罩的生产在提速。不管怎样，从消费者/生产者剩余的角度来看口罩的合理价格还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之下，背后的逻辑是个人愿意支付的价格（willingness to pay）反映了其需求口罩的急迫性（口罩带来的效用），口罩的货币价格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全社会的效用的最大化。
另一个质疑自由市场价格合理性的视角是公平问题，这也可能是人们最能直观感受的。当口罩的价格涨到几十元人民币一个或者更高，低收入群体难以负担的时候，这是不是社会伦理能接受的。高价格可能最有效地实现供求平衡，但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否应该以货币价格或者说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来决定？在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自由市场价格引导的资源配置是给定财富分布下的配置，其对当前的财富分布是不是合理的没有价值判断。
进一步思考，口罩在防疫的用途上带有负外部性。假设口罩阻止病毒传播的作用大，如果口罩价格大幅上升导致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负担不起，这将影响所有人。这种情况下，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高价格导致的不公平（一部分人不带口罩）降低整个社会的防疫效率。
非货币化分配方式：时间与紧迫性
如果我们认同在重大灾害的情形下，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不是最佳或者不能被社会接受，其他的方式是什么？
一个可能是先到先得，在一些地方人们在商店排队购买口罩，每个人购买的数量有限制，隐含的是价格也低于自由交易形成的价格。这实际上是以时间替代货币来分配资源，谁有时间尽早排队，谁有时间等，谁获得口罩的可能性就大些。这样的方式没有“出价高者得”的弊端，但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排在后面没有买到口罩的人的“急怕性”可能比排在前面的高。
另一个方式就是按照急迫性来配置资源。这方面慈善机构和公益机构往往发挥有益的作用，当然前提是其本身的治理机制没有问题，更多的是政府或者说公共部门的角色。对于急迫性的定义，有些情形比较清晰，这次疫情下对口罩等医护用品的需求，医护人员的急迫性超过普通民众，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所以对于政府征用医护用品优先供给一线医护人员，应该没有人有异议。
但对于一般民众之间，如何区分急迫性就不是那么清晰了。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居委会/村委会通过公告栏、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告知居民预约登记、凭证到指定药店或场所购买口罩。虽然存在有些外地人没有被覆盖的可能，但总体来讲体现了当地政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以上三种分配方式，货币（市场价格）、时间（排队等候）、急迫性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现实中可能需要三者都发挥作用，协同发力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口罩等医护用品的供求缺口。单纯依靠自由市场价格引导供求可能带来不公平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让有限的医护资源用到最急迫的地方，但完全不让市场发挥作用，难以引导生产快速扩张以满足增加的需求。
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
表面上看，当前的口罩供给缺口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现象，但实际上医疗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具有普遍意义，一个例子是大城市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难的问题。这次疫情引起的一个反思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效率，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存在补短板的需要。一个根本问题是市场和公共投入与政策在医疗和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中的角色。
这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参与支援湖北武汉的医疗队都是来自公立医院，但从医院的数量来讲，全国范围内私立医院占据半壁江山，这似乎凸显在关乎民生的基础性保障比如医疗服务方面，公共投入的重要性。
当前，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复工和防疫的取舍与平衡。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越强越需要严格的隔离和管制措施，由此对经济的冲击就越大，同时，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经济的影响也越大。疫情的拐点是不是正在发生，或者很快到来，这需要防疫专家的专业判断，而是否复工，复工的范围和节奏也涉及经济层面的考量。在疫情的演变还不确定的情况下，两者的权衡和取舍确实是一个难题。
从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角度看，以民生为导向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在疫情转向之前，控制疫情仍然是第一要务，保经济应该从关乎民生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开始，从受疫情较小的地区逐步开始，重点扶持受疫情冲击的低收入群体。随着疫情出现拐点并开始消退，复工的范围扩大直至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在这过程中，宏观政策以结构为导向，重点支持受疫情冲击大的地区和行业。
反思主流经济学
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反思主流经济学，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的顺周期性，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一般认为这是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问题。经济学思维从（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主义的方向有所回归。在口罩价格的讨论中，一般也都是从政府与市场的维度来看问题。
其实我们还应该反思古典经济学本身的演变。新古典和传统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共同点是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差异是新古典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今天谈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时，人们往往引用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其中的“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还有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提出人具有同情心，在此基础上阐释正义、仁慈、克己等道德情操产生的根源，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
这两本书看似矛盾，其实不然。《道德情操论》出版时间比《国富论》早，后者包含了一些“看不见的手”不能促进社会福祉的例子。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影响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等后来者，这些经济学大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一个共同点是其经济分析都涉及价值判断，古典经济学往往也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新古典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后者体现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willingness to pay）, 新古典把经济学看成类似自然科学，过去40年数学模型的应用达到极致，以至于人们往往忘记了给定财富分配这样一个重要前提。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大幅扩张，促使人们反思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重温凯恩斯主义，也重温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在市场和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视角。
今天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疫情灾害面前，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护人员冒着生命的危险冲在第一线，我们比平时更需要同情心，更需要同心协力、相互支持，这样思考，是否让自由交易决定口罩的价格应该就不是一个让我们纠结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