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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级硕士校友杨元辉:我在基层的工作体会

发布时间:2016-12-06浏览量:

      2014年从道口毕业以后,我刚好有个机会留在了清华大学,先在学校的实验室与设备处工作了一年,然后被安排到湖北省咸宁市的城投公司挂职一年,现已结束回到学校。在毕业以前,我一直有去基层工作的想法,但对基层的认识未免过于理想化、片面化,实实在在的接触一年以后,才敢说对基层有了部分了解,这种了解同时也增进了自己对基层工作的感情。回想一年的经历总感到每一天都很难忘,回来以后想写篇总结又觉得有点形式化,索性在这里分享几点自己的直观感受,虽不成体系,但希望大家能有兴趣。

      咸宁是湖北南部的一个较小的地级市,人口不多,经济不甚发达,以传统农业为主要产业,2015年全市的GDP刚达到1000亿元。同时,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安静、宜居的城市,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4.6%,全年空气质量近300天为优良,而且温泉远近闻名,故有“武汉后花园”之称。来咸宁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城市的存在,但刚来不久就已经喜欢上了这座小城。按照习总书记的说法,这是一所能让人“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小城。

      我工作的城投公司从体量上看是当地最大的国有企业,按照市里主要领导的说法,是咸宁经济的龙头。在我工作的一年里,这家公司进行了重组,合并了市里几家小平台公司,从城投公司变成了城市发展集团,但公司的主要职能仍然是作为平台公司为政府项目融资,另外还承担土地收储、工程建设和资产运营等业务。我在公司里担任总经理助理,主要是协助领导做一些资本市场融资工作。

纸上得来终觉浅

      这是一年来自己最深刻的体会。来基层以前我自认为从 “金融黄埔”毕业,相比地方干部差不多是融资方面的“专家”了,但一年下来,发现自己或许只能被称作“砖家”。在道口的学习经历让自己比较系统的掌握了一些理论上的金融知识,能够解释很多宏观的经济现象,甚至可以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但是,基层的金融是微观的、局部的或者带有特殊性的、甚至是“不正常的”,很多“接地气”的做法无法单纯从理论角度和金融角度加以解释,而必须考虑当地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才能理解其合理性。当然,合理不等于合规,出于合理的目的而进行的违规操作在地方融资工作中并不鲜见。在城投这一年的经历也让自己更深刻的体会到地方金融的乱象和地方债务的巨大隐患。面对亟待输血的政府基建项目,那种做法才能顺利实现融资为地方发展提供支持?如何兼顾“合规性”和“合理性”?这就是现行体制下地方融资面临两难课题。

“办事没有巧,就是擂着搞”

      这是当地人常说的一句咸宁俗语,意思是想促成一件事没有多少技巧,只要不断催促督办就能成功。现实情形当然不会这样绝对,但该句所意指的坚持不懈的做事风格在基层确实很受用。去年公司领导安排我牵头负责一个债券融资项目,该项目两年前就已经启动但进展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无法拿到项目申报所需的十余个政府部门的支持性文件。接手以后我带着几个同事马不停蹄,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说明情况、争取支持。有时候为了能有机会跟某领导汇报几句工作在他办公室门外等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受了办事人员的故意刁难仍要满脸堆笑;为了拿到这一纸文件,有的单位甚至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我们的不断“上访”的压力下,大多数部门提供了所需资料,项目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基层,“书生气”是处理问题的一个致命伤。不管我们自认为言谈举止在学校有多正常,只要脱离了当地的处事习惯或话语体系,总会给人以“清高”的感觉,从而心生厌烦。这种状态不仅会让自己在工作上处处碰壁,在生活交际上也会沦为孤家寡人。因此,“办事没有巧,就是擂着搞”这句话使我深受教育:在坚持原则底线的条件下,让姿态低一点,让脸皮厚一点,工作勤奋一点,也许做事情成功的概率就会高一点。

咸宁汀泗桥古镇

尊重基层首创精神

      说到基层首创精神,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城投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事权大大超过财权,公共服务的边界也不断扩张,但预算法又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一时间处境非常尴尬。无奈之下,地方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城投类企业,并创造性借助“土地国有(集体所有)”这一政策优势把城投公司转型为政府的融资平台,从而揭开了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序幕,这一模式迅速激活了地方经济,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也功不可没。

一幢待拆迁的城市棚户区楼房


      在具体工作中,基层的创造性和智慧更是无处不在,比如征地拆迁。通常来说,征地单位会自行组织拆迁,但往往和被拆迁对象(如村民)发生矛盾,导致拆迁无法顺利完成,使得建设项目迟迟无法开工。而项目每耽搁一天工期,各种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政府和投资人对此焦虑不已。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拆迁主体和拆迁对象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了他们先天的敌对状态,从而无法进行理性的沟通谈判。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拆迁补偿不到位,有的是村民漫天要价,但在拆迁工作不断规范的今天,政府无理的强拆并不多见。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中间人来调和矛盾,于是很多地方开始将拆迁工作打包给村委会。村干部往往是村里比较有威信、也相对了解政策的人,他们一般非常善于做村民工作,由他们出面搞拆迁会极大的节省工作量,而且能啃下硬骨头。如此一来,不仅拆迁效率提高、拆迁费用降低,而且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变小了。当然,这里面可能会滋生腐败问题。

      类似这样的事情看似简单,但在真实工作中能做出这种决定也并非易事,有时需要承担很大的决策风险,或打一些政策上的擦边球。基层一线就是如此,跟老百姓打交道时各种情况既纷繁复杂又真刀真枪,但不是所有情形都要相应的政策规范。有时候迫于形势,基层干部既不能等上级开会研究后再处理也无法视而不见回避矛盾,只能在没有政策依据的情况下踩着法律的边界去摸索应对之策,否则就是“为官不为”。在这一年里经历过一些类似的事情后,我越发佩服一些“实干型”的基层同志。

      写到最后忽然意识到,说自己去地方工作以前接触基层太少或许有点牵强,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来自基层、在基层生活成长,然后才到北京来求学、工作。之所以不了解基层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太关心基层的人、基层的事和基层的矛盾,即便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认为有些基层问题是政治家或官员应该操心的,与自己无关。诚然,基层不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消极丑恶的一面,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中国,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作为“道口人”是一件让人很荣耀的事,但也说明我们更有责任关心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更应该多一些家国情怀,这一点师兄师姐们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希望我们也能继续为之努力,为道口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