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人都在谈股市。有言论说,这次牛市是“改革牛”,因为有改革推动所以才出现牛市。但是这个说法引发了很多困惑,人们议论说,这轮改革并不是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最集中、推进速度最快的一轮,为什么这次改革就出现牛市,那以前的改革开放呢?又有言论说,牛市能够持续是因为不差钱。人们又问,过去的钱去哪了?现在的钱从哪来?还有言论说,牛市还会继续下去是因为今年中国GDP保住7%的增长是有把握的。但是,人们又问,以前GDP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十几的时候,股市并没有一直牛起来,为什么现在增长速度掉到7%反而能够确保牛市持续呢?
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论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国家牛市”这个概念很危险,并说“国家牛市的概念是个陷阱”,被广泛报道。我认为,“改革牛”和“国家牛”都是以改革和国家的名义为牛市背书,同样是很危险的。股市有涨有落是正常的,就应该让它自然地走,政府部门最好不要对行情发表意见。政府的责任就是维护市场秩序,履行监管职责。最近市场交易量一天就能达到2万多亿,这个体量要是塌下来,谁都接不住。所以,我个人认为,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自己解决好一点。
如果为了呵护牛市,把监管也放松了,那就更加危险。有些企业的收购兼并过程,产生了内幕交易,却没得到查处,令人失望。内幕交易是公开的抢劫,对广大股民十分不公。但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场合谈论股票时,常常有人公然说自己有内幕消息,而且获利甚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认为是罪过,反炫耀为神通。前几年,香港一家国际大投行在没有任何外部举报的情况下,将一个在内部会议上声称有内幕信息的员工送上了法庭。可见成熟的资本市场必须对内幕交易和一切违规行为零容忍,否则会出现全局性、社会性的溃败。
中国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不是股市。过去中国股市大起大落过很多次,中国老百姓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然这次股市有很高的杠杆,跟过去不完全一样。有人说,中国最危险的是经济,因为经济可能会断崖式下跌。我不这么认为,我对今年达到7%的增长是有信心的。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已经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民营经济会以其动物精神和植物神经自动地不停运转,不会一下子就发生崩塌。
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不改革,更大的危险是改革往回走。当然我对中国的改革还是充满信心的。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改革的“四个不变”,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还提出要大胆启用改革促进派。这都是让全国人民感到无比振奋的重要信息。
这“四个不变”的方向是正确的,传递出的改革信息也很明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企改革方向,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管人财物转为管资本。但现在国有企业到底怎么改?已经改了什么?还要改什么?方案似乎十分模糊。举目看全国,谁在改?改什么了?也很茫然。
“两民主义”威胁改革
我认为,导致不改革或者改革往回走的最大威胁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抬头,另一个是民粹主义抬头。
民族主义盛行以后,对改革开放是绝对的阻碍。有大学教授反映,学生学了四年经济知识,但一旦遇上民族主义阴谋论,就会颠覆全部认知,失去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判断力。民族主义很可怕,中国历史上好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动,甚至朝代更替,都跟民族主义有关。义和团运动攻打外国大使馆,连基本的国际法概念都没有。外交是很专业的事情,对于可能煽动老百姓上街的苗头应当及时制止。
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起来,其实在年岁大的那几代人中也很有市场。我有几个不同时期同学的微信群,经常看到一些完全匪夷所思的仇外的段子和议论。对此我往往很难保持沉默,因为有些同学退休后还在中学里加入“导师团”发挥余热,我们这一代人难道可以把自己受到的传统教育毫无选择地传递给下一代吗?
最近一位官员在其母校清华大学校庆时做的演讲,引起了民粹主义式的攻击。其实他只是对当前一些比较重大的政策,比如如何保持就业市场的弹性、如何处理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保护、农产品收储体制等做了些反思,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我支持他的许多看法,在这里不再重复。我仅就当前的医疗改革,谈谈民粹主义的危害。
中国医疗改革行进20多年来,新农合可以说是社会公认的、少有没有争议的、在国内外得到一致认可、农民普遍叫好的改革。按照个人、地方、中央共同掏钱的模式,新农合后来又拓展到城市,建立了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迄今为止,中国的三种医疗保障制度——最早建立的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中国人的99%,这是意义深远、举世瞩目的大事情。
但从2003年开始,中央财政投入这么多资金到医疗卫生领域,我们却很失望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医患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建国以来或有史以来最最恶劣的。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用民粹主义思维鼓吹老百姓看病不该付钱天经地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现在的医保制度,是一种共担机制,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医疗成本。之所以要求个人支付一部分,是为了防止个人滥用医疗资源。在英联邦等医保水平很高的国家,滥用医疗资源是很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多数已经难以为继。现在在医疗改革上,有一批人试图用民粹主义思维影响中央医疗改革的决策,甚至认为倒退到前苏联大包大揽的公费医疗是最好的制度。看病不收钱被认为是最大的德政。但是,政府的钱是哪来的呢?政府财政来自税收,政府包揽的越多,必然税收越高,老百姓要交更多钱。所以,每个人都面临一个现实选择,你是愿意把全部钱交给政府去吃大锅饭呢?还是留一些放在自己口袋里,自己决策更合理呢?
当然,医保的特点是共济。不是每个人都会生病,所以要通过社会保障,给最困难、生大病的人覆盖一部分医疗成本,让多数人帮少数人。但是,并不是个人就什么钱都不应该花,医保中有个人支付的部分,可以抑制滥用医疗资源的行为,节省公共的财富。同时,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是覆盖基本医疗支出,否则中国的国力根本承受不了。美国现在医疗费用占GDP的17%到18%,试想如果中国人向美国的医疗水平看齐,是什么概念呢?
这几年医疗改革徘徊不前,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医院需要派武警去维护秩序,医生要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钢盔去看门诊,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2003年发生的SARS让政府更加注重公共卫生,这是对的。但此后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也发生了一些偏离。
我认为,中国要解决老百姓看病问题,第一,发展公立医院之外,必须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办医,同时让各类医院都能够平等地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第二,在改革中,必须改善医生的收入待遇,提高医生的职业尊严,大大调动起医生的积极性。没有医生的普遍支持配合和真心拥护,医疗改革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医改指导思想很成问题,又要让老百姓不花钱看病,又想不让吃草还要马快跑要求医生作出牺牲,医生诊疗技术的服务价格被严重低估。
民粹主义的医疗改革主张容易蛊惑社会,是因为相比患者来说,医生永远是少数。现在医生群体普遍情绪低落,很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都转行不做医生,有的流出率竟然达到50%以上。中国医学界的老前辈,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或者书香门第的后代去读医科。我最近看到一则某省高考的新闻,说协和医科大在该省拟招10人,报考了4人,过线的只有1人,还跟清华大学在当地的录取分数相差100多分。其他医学院的报考人数只有招生名额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医学院招生惨到如此程度。我们想一想,如果问题不解决,一流的人都不愿意去学医了,未来只有二流三流的人才当医生。当下的年轻人应该想想,老了之后谁来给你们看病?■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6月15日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的演讲摘要,财新记者孙文婧整理,经作者本人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