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忆起来，我后来学金融学、研究金融、做金融实务工作与管理，与我父亲、我的大学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在浙江宁波市余姚北部一个农村家庭长大，我已经过世的父亲1980年退休前是余姚县一个农村信用社的主任。因为这个缘故，从我懂事开始，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到父亲上班的信用社里面去走走，都会听到父亲或他的同事说存款、贷款、计账、汇款。虽然对其含义不十分清晰，但是，我从家人、亲戚朋友处或邻居口中知道我父亲是“吃银行（信用社）米饭”、是“捧银饭碗”的。懵懵懂懂中我对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当时（1970 年代-1980 年代初）中国的金融业是很不发达的，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后来恢复的农业银行。

1982 年7 月我参加高考，分数超过了当年浙江省高校招生的重点高校一档分数线，当时不太懂如何填写心仪的高校及其专业，对第一批录取高校有点“乱点鸳鸯谱”，依稀记得先填报武汉大学，再填报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之类，不幸落选。说来惊奇，邻居村民听说我高考分数还比较好，断言我一定上杭州大学。果然我被第二批录取高校中的浙江省当时唯一的省属重点大学杭州大学金融专业录取。1982 年9 月，我与另外59 个同学从浙江省的四面八方进入了杭州大学经济系金融专业首届本科班学习。

我们是杭州大学金融专业本科的首届，有点试验性质，因此享受了不少的特殊“待遇”：课程多、杂，老师多种多样，有本校经济系原来的老师、刚留校任教的老师，也有外校刚调来的老师，甚至从上海市外聘来的《会计学原理》老师，从杭州锅炉厂外聘来的《企业财务分析》老师，从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研究所外聘来的《银行信贷》老师，从浙江银行学校外聘来的《银行会计学》老师。我最尊敬的老师大学班主任胡老师曾经在人民银行总行的干部管理学院进修，因此他一再向我们隆重推荐，本科毕业后想继续深造就一定要报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因此，我在大学三年级开始立志并积极准备报考五道口的货币银行学专业。

回想起来，当时的复习、备考的条件非常艰苦。先不说《英语》的难度，《数学》和两门专业课程《货币银行学》、《综合考试》居然没有复习的参考书目。所以我们就拼命做各种版本的数学试题，除了看《货币银行学》等少得可怜的教材外，还大量地看《金融研究》、《中国金融》等刊物的文章。

杭州大学82 级金融本科毕业共58 人，我所在班级里29 人有5 个同学报考五道口并参加了198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在杭州清和中学的一个教室，我们参加了五道口的入学考试。除了我同班的5 个同学外，其他都是在浙江省工作的历届大学毕业生。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数学、英语及专业基础相对比较好，而且复习时间比较充裕。最终，我们考场只有我们班的5 个同学（余路明、郑杏娟、张月飞、孙建华、闻岳春）通过了五道口的初试，并参加了当年5月在杭州花港饭店举行的五道口浙江复试会，幸运的是，我们最终全部被五道口录取。

这里还有一个花絮，当时五道口给我们的母校杭州大学经济系写了一封感谢信，大意是感谢杭州大学经济系为五道口输送了5 名人才之类。据说这也是我的大学班主任胡老师晋升为副教授的一个重要依据呢。现在想来，在当年五道口近700 人的报考中，我能够成为五道口1986 级硕士生68 名同学中的一员，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大好机会我非常珍惜。进五道口后，我马上发现我与不少同学在英文水平的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利用在五道口两年半的时间里，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在提升英语的听说读写等能力方面花了不少的时间。另外，在专业基础、专业课程及经济金融形势分析等方面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钻研，与老师、同学共同探讨，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五道口的两年半，让我一生难忘。在这两年半中，给我们开课或做报告的刘鸿儒、黄达、厉以宁、赵海宽、盛慕杰、洪葭管、刘燕荪、甘培根、黄永鉴、唐旭、蔡浩仪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在1986 年10 月《金融专题讲座》课程的《中国的人民币储蓄事业》讲座中我认识了我的硕士论文导师刘燕荪先生。我听刘燕荪先生说他写了一本《中国储蓄史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7 出版），因为对金融历史一直很感兴趣，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冒昧地向先生请教，能否送我一本拜读。当时只是随便问了一下，没有想到过了没有多久五道口1984 级的师兄张小星在某一个晚上拿着刘燕荪先生亲笔签名的《中国储蓄史话》送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对先生也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1988 年上半年，五道口给我们两年制的研究生班同学确定了硕士论文选题的指导老师，我的选题指导老师为当时在工商银行总行工作的孙永健老师（五道口1983级师兄）。我计划写一篇比较务实的《论专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以工商银行为例》，并请孙永健师兄推荐，想成为一直心仪已久的刘燕荪老师的弟子，为此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没有想到刘老师竟一口答应了。从此，我与刘老师围绕我的论文进行了多次交流。刘老师非常认真，一笔一划多次做了认真的修改。后来，我的论文在以中央财经大学王佩真教授为主席，以人民大学王克华教授、中央财经大学俞天一教授、时任工商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严毅高级经济师、时任职工商银行总行的武捷思高级经济师等为答辩委员的硕士论文答辩中，被评定为优秀硕士论文。

这里还有一个花絮： 1988 年底，我的硕士论文已提交送审不久，我在五道口宿舍楼道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说他是工商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的严毅（后来我才知道，学校确定时任工商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严毅高级经济师作为我的硕士论文评阅人之一），现在在看我的硕士论文想与我见面聊聊。当时我心里非常忐忑，猜测论文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没有想到，到当时北京翠微路工商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严毅老师的办公室坐下来一聊，严老师说：“我看你的论文题目选题《论专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以工商银行为例》很好，就是我们工商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目前考虑的一个大方向，说实在话，目前应届本科生水平稍差点，博士生又比较难于驾御，硕士生在这两者之间，刚好。你找好单位了吗？如果还没有，要不你就到我这里来工作？”我大喜过望，发自内心地大声说了一声感谢。我告诉严毅老师，我是给母校杭州大学代培的，已经毕业并回到杭州大学任教，户口也迁回了杭州，而且我读研究生的这两年半的费用（包括1988 年7 月毕业后再回“五道口”写论文、申请答辩的费用）约1.4 万元是杭州大学给我出的。如果工商银行总行要我，必须给我出这笔钱。严毅老师想了一下说，钱和户口目前比较难解决。此事就此作罢，这也成为我与工商银行总行失之交臂的一大憾事。但是，从内心里，我一直对刘燕荪、严毅、武捷思、孙永健等老师充满感激。

自毕业后，我与刘燕荪老师及家人一直有比较多的交往与联系，老师对我的学术研究与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他对我真是做到了诲人不倦。刘燕荪老师1925 年9 月23 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北京、上海就学，十几岁便帮助父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1940-1946 年在重庆工作，1946-1949 年在上海的“中国实业银行”工作，后来银行接受军管会管制，刘老师成为审查小组组员配合军管会工作，1952 年成为公私合营银行的储蓄科科长，后来又逐步晋升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局储蓄科科长、处长，储蓄局局长一直到1983 年底。刘老师是新中国金融储蓄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83 年底，人民银行的储蓄、工商信贷业务分离，划入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刘老师被评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第一批高级经济师，为当时工商银行总行仅有的两个高级经济师之一；刘老师成为工商银行总行第一任的储蓄部主任，还是时任国务院总理亲笔任命。刘老师是中国工商银行的重要缔造者和组织者。退休后刘老师又担任中国工商银行的顾问多年，继续为中国工商银行、金融事业的改革、发展、创新作出自己的贡献。19 9 4 年1 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他获得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荣誉。2 013 年1 月17 日， 上午10时0 7 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储蓄部总经理，金融界资深的老前辈刘燕荪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 8 岁。

刘燕荪老师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从事金融理论研究长达4 0 余年，是我国著名的储蓄业务专家。他为人师表，乐于将积累的丰富知识与经验传授给年轻同志。他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最早的指导老师，他教授的学生很多成为了金融领域的领导和专家。刘燕荪老师的一生不仅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一生，更是完美、成功的一生，他不仅事业有成，还是一位模范的丈夫，成功的父亲，孙辈的楷模、诲人不倦的恩师。我们永远怀念刘燕荪老师。

五道口的老师、同学朋友对我帮助良多，不胜枚举。上述老师、同学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葭管老师与唐旭老师。

洪老近百岁还在做金融、金融史的研究。在五道口，我听过盛慕杰与洪葭管老师等开设的《中国金融史专题讲座》和《中国当代金融史专题讲座》，他们俩都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最早的硕士生指导老师，可惜盛慕杰老1990 年代就在上海仙逝了。1988 年7 月我从五道口毕业后到2000 年底，我一直在杭州大学金融经济学科（后来合并到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从事教学与研究、管理工作，洪葭管老师对我的学术研究与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洪老1921 年1 月生于浙江鄞县，早年来上海的银行工作，后来一直靠实践、勤奋地学习、钻研，成为一个教授级的研究员，他撰写了大量有关金融史和金融理论方面的文章，在金融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4 年，洪葭管先生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而且洪老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还时不时给我和几个上海学生或朋友复印、邮寄一二份载有他的最新大作或刊载有采访他事迹的报刊，令学术上稍有松懈的我们汗颜。2012年1 月18 日，91 岁高龄的中国金融史学奠基人洪葭管先生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荣获2011 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真是金融实践界与金融历史研究界的奇迹和丰碑，可喜可贺。

“金融界的纤夫”唐旭老师也值得一提。1986 年9 月，我们86 级同学刚从各地考入五道口，那时唐旭老师刚刚留校，他一边担任繁重的教学、研究、管理工作，一边首次担任我们86 级68 位同学的班主任，自此与我们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我的学习、工作生涯中有一半以上在大学（包括五道口）。虽然与唐旭老师交往不是特别多，但是唐旭老师一直以来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一直影响着我。2005 年初至2006 年初，我一边在上海的某证券公司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一边寻求重新回到大学工作的机会，期间多次咨询唐旭老师，他不嫌其烦地劝导我，如果能够进一个有名的高校工作，那怕没有一分钱补贴，都应该进这个学校。在他的高瞻远瞩的“传道、授业、解惑”下，加上当时同济大学各级领导的力邀，我回到了曾经工作过十二三年的大学继续寻梦，继续从事金融、经济理论与实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只不过工作地点换成了上海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即使在2008年初我再次应邀担任浙商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2012 年5 月后担任上海国际集团的集团研究总监、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2014 年5 月后受上海国际集团委派担任上海市再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我一直在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教授、博导（2012 年10月后为兼职教授、博导），为金融经济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很可惜，唐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 年1 月31 日17 时10 分在北京逝世，年仅56 岁。

五道口众多老师、同学朋友的“传道、授业、解惑”一直激励着我要走正道。不管人在何处，我总是想方设法做点金融、经济方面的研究与学问，与大学学子们、经济金融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一起努力为金融、经济学的发展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做点事情。

（作者闻岳春，1986 级硕士校友, 同济大学兼职金融学教授、博导，上海市再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