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布林顿森林体系为轴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走向终结，21世纪金融全球化需要新范式。本文认为，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亚投行的纷纷参与，体现了以中国为主导的21世纪全球金融体系新范式的特点。

　　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AIIB)，美国和日本起初反对并阻止其他盟友参加，但中国的倡议得到了欧洲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响应。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和地区已达51家，基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员国数量相一致。一个崭新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格局和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式开始站在了新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的金融全球化范式面临终结

　　20世纪的全球金融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旧范式，其具体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体现为金本位制度的沿革，英国在一战后衰退，英镑与黄金挂钩的英镑汇兑本位制终结。二战后美国崛起，确定了以美元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

　　第二，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拥有IMF最大投票权，美国具有一票否决权。IMF的目标主要是维持国际货币的稳定，IMF是一个救助组织，当IMF的成员国或地区发生货币金融危机时，IMF可向该成员国或地区提供贷款与援助。

　　第三，成立世界银行，支持基础设施发展，包括马歇尔计划，帮助贫穷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

　　这个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前是成功的。20世纪后半期，这个范式就不太成功了，表现在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其他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后，美国不负责任了，美元在1971年与黄金脱钩，美国不履行承诺了。1974年美国开始允许各国货币兑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上就不承担它的大国责任了。旧范式面临终结的原因包括：

　　第一，旧范式市场化原教旨主义的理念和普世价值观导致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20世纪全球金融体系奉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倡导的原教旨主义市场化理念，当新兴经济国家出现货币危机，需要获得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援助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就是遭受危机的新兴国家必须开放市场，必须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必须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50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药方不成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货币金融风险，在放开市场准入、价格和金融管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允许发达国家持股金融机构，缩减财政支出等条件下，导致整个金融市场不稳定。这套游戏规则，尽管看起来合理，很市场化，但新兴经济体接受这个旧范式后可能遭受金融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80年代后期的日本金融危机、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证明了旧范式下所谓自由化、全球化，甚至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加的西方价值观都是不成功的。

　　第二，旧范式下全球化和自由化使新兴经济国家大多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学术上把新兴经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归结为劳动力拐点和人口红利的消失，这有一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过早被迫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危机风险，使得新兴经济国家因资产价格急剧波动而遭受财富损失。这套范式经过检验，只对美国有利，因此其他国家就不愿再“陪玩”下去。二十国集团（G20）商讨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美国国会却以一己私利给予否决。

　　第三，旧范式的国际货币体系因面临“特里芬难题”而难以为继。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必须有充足的黄金准备，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就不会超发。但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美元的稳定只能依靠美国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增长。如果美国贸易逆差过大，美元发行就会泛滥，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元失去信心；而如果美国努力减少贸易逆差，恢复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流向其他国家的美元就会减少，又会造成世界贸易增长的限制。遇到“特里芬难题”，美元的高估和超级宽松的信贷政策，对美国也是危害。美国已不具备足够的商品制造能力来支撑这个体系，到了2008年矛盾掩盖不住了，变成了全球性危机。

　　此外，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还是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在它推行时，接受援助的国家必须接受西方民主观、价值标准，文化也要改变。但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文明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非要其他文明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都要接受基督教文明价值观，也是冲突的。由于这些冲突也造成局部战争。

　　因此，20世纪自由化、全球化、以布林顿森林体系为轴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已经走向终结，虽然还在继续维持，但不能满足全球新的发展要求了。

　　21世纪金融全球化需要新范式

　　习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这是一种引领21世纪金融全球化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是对美国主导的名为多边关系、实为美国一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补充。

　　目前全球只有中国具有探讨全球金融化新范式的能力。1985年广场协议令日本陷入衰退的20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至今没有走出债务困扰，俄罗斯在原油价格下跌后经济困难挥之不去。目前有可能带来新范式改革的机遇轮到了中国，从GDP、外汇储备规模看，只有中国有此能力。关键是中国有13亿人的消费市场，这是全球增长的动力。同时亚洲经济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亚洲经济约占全球25%的比重，亚洲人口占全球50%以上的比重。将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毕竟是在人口众多、经济水平又有待提高的亚洲。亚洲国家经济处于欠发达和不发达时期，也需要大量基建。所以，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地缘政治，还是欧亚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都要求建立一套中国与欧亚国家融合发展的新的国际金融范式。

　　这些任务在旧有的范式里是完成不了的，旧的国际金融体系不顺应趋势。此时中国只能在不影响旧范式的前提下，提出新的范式。

　　亚投行的出现，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亚投行的纷纷参与，体现了以中国为主导的21世纪全球金融体系新范式的特点。首先，全球金融与经济合作不以意识形态为前提，不以事先建立一种标准为先决条件，而且以不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为前提，互利共赢。其次，中国放弃一票否决权，在新的范式下真正建立多边关系，尊重全球其他国家的差异性。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虽然中国不具有一票否决权，但毕竟还是按一股一票的规则来运作，中国还是大股，按平等决策，中国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当然这个决策机制不能以伤害别人为前提。再次，以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要务。根据亚洲经济发展需要进行金融投资与合作，包括产能转移的互补，中国有产能，亚洲其他国家有需求，这是很好的经济发展契合。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经济互联互通的范式，而且这种新的范式得到了他国的认可。

　　第一，从实体经济入手，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调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包括各种社会资本，形成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共同推动基础设施发展、推动关键领域发展、消除贫困的经济合作的模式。亚投行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多国的积极反应，关键还是在于契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致性需要，因为如果这些国家不进入这个体系，就进入不了整个亚洲经济发展当中的所有机会，分享不了这些机会。加入不加入亚投行是要不要这个商机，要不要发展机会的问题。亚洲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设备和产品，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巨大的商机，是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这个范式最大的好处是在前进中、在各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合作模式。

　　第二，亚投行、丝路基金将采取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即国家不分大小、经济不分强弱、相互尊重、遇事共商的合作模式。这不同于非要以一种“普世”价值观、一种文化标准、一套技术措施标准为特点的所谓全球金融格局。

　　第三，人民币会逐步国际化，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跟美元国际化不一样，更多的不是一种强扭的货币制度，而是从经济融合的需要出发，基于贸易和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与他国的贸易联系，而自发派生出来的被其他人认可的、愿意接受的货币形态，有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国已经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与别国的贸易往来，就没有必要非要用第三国货币作为结算货币，无论从规避外汇市场风险，还是从简化外汇兑换成本来看，都应是双边支付关系。如果他国认可人民币，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些贸易往来可能用人民币，而不用美元结算。

　　第四，遵循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运行规则、交易方式、理念、标准和规则。西方国家担心以中国主导的新金融体系不懂得国际惯例，但其实中国不是一张白纸。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是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上市最多的国家，有一套成熟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经验；中国有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要求的会计制度；中国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以及众多国际金融组织的会员国，对国际规则和最佳实践都有深刻理解；中国也有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虽需要完善，但不一定不比西方国家监管严格。

　　第五，上海自贸区、粤港澳自贸区、天津自贸区和福建自贸区建立后，中国会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政府监管实施负面清单，就是与国际接轨。随着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投资项目的推进，在中国的自贸区内的国际融资活动会不断增长，境外投资走出去和境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有机结合，必将推动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

　　这就是中国主导的一种21世纪的国际金融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