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在继续以及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需要低成本的融资。我国基础设施、工业化程度较印度、墨西哥、东南亚、南美诸国先进，重要原因就是10多年来我国银行体系持续为经济建设提供了长期、方便和低成本的资金。但近四年来我国资金成本明显上升，与持续上升的原材料、能源、土地、房产、劳动力、税费、互联网货币的风险 物流、环保等成本一起，严重抑制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

　　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大约14.5%销往国际市场，但美、欧、日均实行超低利率。目前，我国1-3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为6.15%，高于美国（2.25%）、德国（3.5%）、加拿大（3.0%）和日本（0.5-1.0%）。六个月期人民币上海同业拆放利率（SHBOR）为4.10%，显著高于同期限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0.82%）、港元同业拆放利率（HIBOR）(0.54%)。美国等发达国家搞再工业化，至少在资金成本上有优势。所幸，我国的出口竞争国--韩国、墨西哥、巴西、印度、俄罗斯的银行贷款利率分别为7.5%、8.5%、9.0%、11.0%和12.0%，仍高于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3年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金融体系责无旁贷。

　　1、保持贷款适度增加

      2010、2011和2012年新增银行贷款分别为7.95、7.47和8.2万亿元，少于2009年新增银行贷款（9.59万亿元）。但2010-2012年GDP年均增长8%左右。GDP在增长，银行贷款绝对额则在收缩。企业视2009年信贷超常规扩张为常态，遇到银行贷款规模约束，就去银行体系之外找融资，各类直接融资大发展，金融脱媒趋势明显。直接融资发展，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化发展的方向，问题是直接融资的成本偏高。目前，委托贷款的利率在10%左右，信托融资、租赁融资的综合利率大致在10-14%左右，私募股权投资（PE）的综合回报率在15%以上，民间集资的利率在18%左右。仅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等债券融资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略低，但中小企业难以发债，大企业也多逾越了不超过净资产40%的上限。银行贷款又是一种很方便的融资形式，大中小企业和个人都适合。银行对贷款的管理经验也很丰富，风险防控都有一套成熟的措施。现在限制银行贷款规模，资金被挤出银行体系，或者原本就是银行信贷资金，硬要通过信托、证券、租赁、创投私募等机构层层包装，层层添加成本，不仅企业不得不承受更高的资金成本，金融体系也累积了比银行放贷更高的风险。本来就是贷款，又不让以“贷款”形式出去，没按贷款程序走，陡增风险。

　　要保持贷款适度增加，央行不仅要扩大贷款规模，还要提高存贷比上限或放宽存款统计范围、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释放银行可贷资金。以一家银行的资本金规模来确定一家银行的贷款规模是不合适的。

　　2、适当降低基准利率

      2012年两次降息之后，1-3年中期贷款利率为6.15%，仍然高于企业债务投资回报率1个百分点。至少还应再降息两次至5. 65%。2012年，国内PPI同比下降1.7%，存在降息空间。目前，央行确定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事实上是我国的基准利率。不仅银行对非金融企业的存贷款利率以此为基准进行浮动， 国债、企业债、委托贷款、理财、民间融资等各种市场化直接融资形式也莫不以存、贷款基准利率为参照进行定价。央行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迅速有效地影响了全社会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利率。央行适当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引导市场利率走低。2012年6月和7月贷款利率累计调降0.56个百分点， 委托贷款、信托融资、租赁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综合回报率等各类市场化直接融资利率大约下降都在4个百分点以上。

　　3、把好利率市场化的节奏

　　目前，我国的融资体系是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银行融资高度依赖存款，均高达80%以上。利率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显著推高市场利率水平。资金的最终定价权在存款人，势必推高存款定价，直至市场利率（同业存款利率、保本理财收益率）。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几乎一浮到顶，贷款利率因户而异。2012年年中，央行允许存款利率上浮10%，贷款利率下浮30%，一年期及以内存款利率一浮到顶，二年期-五年期也有不同程度上浮。二年期存款利率3.75%，上浮10%后为4.125%。二年期贷款利率为6.15%，下浮20%则为4.92%。存贷利差已不足1个百分点，低于银行吸存成本。五年期存款利率上浮10%后达到5.225%，则高于贷款利率下浮20%后的水平（5.12%）。资金“高来”了，就要“高去”，存款利率上浮了，贷款利率打折的空间收窄，否则银行会赔钱。因此，尽管政策上允许贷款利率可以下浮30%，但目前只有11.3%的贷款利率下浮5%，除首套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外几乎没有贷款利率下浮超过10%的，执行上浮比例的贷款达到59.74%。这和2009年及以往扩大贷款利率下浮比例时大不相同。

　　我国企业利润率普遍偏低。国资委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118户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营业收入22.5万亿元，销售利润率为5.78%。并且利润高度集中，2009-2011年前五大中央企业净利润总额占到全部央企净利润总额的50%左右。这表明即便是央企，也是多数企业微利，更有甚者亏损。在已发布2012年业绩预告的163家央企上市公司中，有45家预亏，占比27.6%，较2011年20%的亏损比进一步扩大。财政部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07%，较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利润率为7.28%，与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07%）基本接近。同时，我国企业负债率又普遍偏高，公用事业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已超过70%，采掘、制造、交运、建筑等行业多家上市公司的债券净资产比也已超过了40%的红线。债务高企与利率偏高相叠加，企业财务费用负担偏重。我国产业结构和企业管理水平，决定了我国企业适应不了偏高的利率环境。

　　目前，贷款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今天的利率市场化，主要是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无关。泛泛的呼吁加快利率市场化，其实就是要求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理，这只会促使中小企业分担更多的高息存款负担，加困中小企业。所以，不要因为急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而改变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渐进模式。

　　利率市场化的方向，自然要坚定不移，但考虑到我国实体经济对偏高利率承受力不足以及金融体系的风控能力不强，需要把好利率市场化的节奏，中期内存款利率上浮比例不宜再行扩大。

　　4、规制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

　　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不受存贷比限制、监管管制少，本应提供成本适中的资金，但其利率却高达银行贷款利率的两倍以上，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者深受其害。非银行信贷融资市场的资金提供者获得了两倍于银行存款利率的高息，却拒绝承担承担亏本的风险。投资人购买一年期投资理财产品，普遍把预期收益率为5%当成确定的收益，基本上没有亏损的心理准备。这样，直接把无风险收益率由3%推高了70%至5%。投资人购买信托、PE等超高收益率产品，心态类似。对“无风险”高收益率的追逐，不仅使企业家偏离实业，热衷于“炒资金”，也使商业银行资金来源紧拙。当务之急是要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小贷公司、第三方金融产品代销公司等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纳入统一监管。我国“一行三会一办（地方金融办）”金融监管体系已经比较庞大，对于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保险之外的融资行为，一时找不到对应监管主体，就由人民银行监管或指定监管主体，约束高息产品的产销行为。投资人风险教育更加迫切，特别是买者自负，必须要依法坚决执行。中国银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应多在主流媒体上做“高息融资不受法律保护”的公益广告。令人刻骨铭心的损失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否则，我国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会越推越高，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都将无法承受之重。比如，股权融资的本质就是无固定期限，不需要还本，从而是一种低成本的长期融资工具。但在追逐“无风险”高收益率的大环境下，也被中介机构包装成有固定期限有高额固定回报率的“两不象”产品，资金需求方不得不承担高息成本支出。作为一个净出口国家，货出钱进，我国资金过剩是中期现象，宏观上资金供大于求。概言之，我国的产业结构、资金供求大势以及文化价值观，都不支持“食利”阶层过度获益。

　　5、宽容企业境外融资

　　面临着境内高成本的融资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增加，企业转而寻求境外融资渠道，借助银行海外代付、内保外贷等产品降低融资成本。当前银行在外债指标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多数银行不得不仅提供3个月期以内的代付产品，即便如此也能为企业节约相当的财务成本。例如，境内粮油企业从巴西进口大豆，根据产销周期需银行提供三个月期融资，即期付款给巴西农场主，可供选择的融资产品及价格有三种：方案一，银行提供人民币融资，三个月期境内人民币贷款利率5.6%；方案二，银行提供境内美元贷款，三个月期境内美元贷款利率3.3%；方案三，利用香港代付渠道，提供境外美元贷款，三个月期贷款利率2.3%。若不考虑3个月内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成本变化，方案三较前两个方案分别可帮助企业降低59%和30%的财务成本，这对利润微薄的粮油企业来说十分可观。

　　笼统地看，境外融资绕开了国内的货币紧缩政策、推高了国家外汇储备以及引致不公平竞争，所以应该严管。但境外融资降低了企业的财务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实行人民币汇率渐进升值（由此带来外汇储备高企），原因之一也就是为了保持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家对食用油等国计民生产品限制涨价，但这些企业进口的原料成本仍在上涨，境外融资成本低能够对冲了部分原料成本的影响，维持了这些企业在限价令之下的持续经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应对通货膨胀，将利率提高到创纪录的8%。其时，日本企业境外融资无限制，日本一流的大企业正是通过境外发债和借款避免了国内高利率的冲击，维持了日本核心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作为一种贸易融资业务，海外代付业务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

　　2012年8月后，3个月期以内的代付也要纳入境内银行的存贷比考核，使得银行每做1美元海外代付，就要耗费8.35元的存款指标。我国进出口企业普遍利薄，银行办理海外代付业务收取的利差普遍不足1%，而各家银行存款资金又十分紧拙、存贷比普遍触及上限，银行不得不普遍放弃了这一微利业务，进出口企业获取廉价海外资金的渠道被截断而备受打击。海外代付融资仍不计入银行存贷比统计为好。

　　6、提高银行消化资金成本的能力

　　资金来源成本提高大势所趋，完全转嫁不行，银行要能消化一部分。一是严密控制经营成本。主要是压缩办公和营业面积和装修标准、缩减信息科技投入、减少品牌及广告投放、节约营销费用和节约员工成本。二是回归理性业绩增长。过去几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高业绩增长并不领情，银行业绩增长远高于大市，但股价增长输于大市。银行业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规模利差优先”转为“结构调整优先”，停止业绩竞赛，利润由对应9-10%的GDP增长率，转至7-8%的GDP增长率，也即银行利润增速要从20-45%回归10-20%区间。商业银行自身的经营成本降低了，业绩目标下调了，从而增强了吸收、消化资金高成本的能力，降低利率和合理收费水到渠成。商业银行降低经营成本，不仅需要行内支付结构、费用节约奖励等财务薪酬政策的调整，更需要国家在资本充足率、风险资产计量、杠杆率、税收、信息安全、安保设施甚至社会舆论等政策要求上的配合。

　　我国经济虽然面临较大的内外困难，比较优势仍在，例如，用电、用地、用水以及用工成本较低，员工的劳动纪律（生产效率）较好，后勤（政府服务）和产业配套较全，基础设施和物流较为成熟，国内大市场广阔。特别是我国银行业的服务能力强，具有大规模的融资能力和作业能力。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我国大陆就有110家，相当于印度（36家）、墨西哥（12）和东盟10国（63家）的总和。这些都是同类国家不具备的。只要我们政策得当，特别是在成本降低方面有所作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前景光明。

　　注：[1]本文仅为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黄金老：我院硕士生导师，华夏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