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处于增长阶段转换、潜在增速下移及周期下行期。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时代基本结束（实业投资的吸引力持续下降，08年以来出口市场调整，房地产调控及金融市场不景气，企业较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包括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分工深化的新阶段。过去三大转型（农业、农村向工业、城镇转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激发的结构性增长动力已趋于弱化，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环境）特别是人口红利也在减弱甚至逐步消失，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已下降，未来3-5年潜在增速可能在7-8%左右。4万亿元，刺激政策效应递减，部分政策负面效果（消费刺激政策等）显现，加上房地产调控的成本凸现，经济在趋势和周期上都处于下行阶段。

　　经济目前经历的仍主要是周期性的流量调整（经营收入、利润、存货调整，产能部分闲置、自然折旧及淘汰落后产能），存量调整（实物层面的去产能化和金融层面的去杠杠化）压力加大（增长阶段转化进程中，存量调整可能不可避免），但还没有实质展开。近期经济指标间分歧加大，虽然在政府各种政策以及市场观望情绪中，出现一定的阶段底部特征，但经济增长的基础相当脆弱，市场信心严重不足。经济的持续下行或预期的变动（期望值的调整甚至破灭），都可能进一步触发经济自我加速型的存量调整。

　　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只有经过较为充分的存量调整，才能实现新一轮稳健增长。仅从经济因素看，我国仍有条件和可能性实现一般的经济周期调整和增长路径转换。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仍有三大经过调整和努力（承担一定成本）后，可能抓住的发展机遇。一是调整后仍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原有动力。二是国内潜在市场巨大，具备形成消费社会（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初步条件。三是与世界一起处于新周期启动前的孕育期。世界仍处于长周期的底部和危机的进程当中，呈现出较长期的低迷和动荡。世界上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加剧，各国用货币来平稳紧张局势的压力加大。如果有魄力，我国可借助世界的经济压力和货币宽松，保持本国稳健货　币政策，积极推动改革，主动进行结构调整。

　　只有经历过充分的存量调整，我国具备条件在世界中最先、最稳健复苏。但如果始终通过短期的需求政策，拒绝存量调整，经济的刚性（脆弱性）将增加，经济滑向滞胀的可能性加大，进一步加剧了未来存量调整的破坏程度。

　　目前的社会结构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下降，新经济增长机制形成前，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下降。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不公，社会阶层两极化的单向流动越发严重，无法形成“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社会不安定感加剧（认同感下降）、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缺失、不完善，影响了社会对经济下行调整的容忍度。仅从经济政策角度分析，应对空间也有限。企业对未来政治和经济预期不明朗，政府投资的拉动作用降低。政府投资能力受资金和有经济效益投资项目的制约，空间有限。通胀预期没有消除，货币向实体经济传递的内在传递链条（房地产价格上涨—〉租金等生活成本上升—〉工资上升—〉物价上涨—〉……）没有走完。货币的本质是普遍信任，当社会的普遍信任度趋于下降时，货币加速流通和货币替代（流出）发生的燃点降低，此时货币政策产生的效果有限但可能引发的负面效果却增大。房地产调控仍是关键，目前处于胶着状态。地方资金紧张、过剩产能调整压力及金融系统风险，成为房地产调控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通过房地产快速调整实现新的发展难度加大。提高低端劳动力、服务业（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的合法工资）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带动物价适度上涨，以消除房地产不合理相对价格的可能性加大。

　　制度机制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存量调整引发的连锁反应中，保持系统稳定并构建新的发展机制。经济结构是特定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文化制度、机制运行的累积结果。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转型过程往往伴随着动荡，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是风险暴露（承担成本）和新机制形成的过程。

　　当前的金融风险（民间借贷和不良贷款率反弹，地方资金紧张），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换的一种必然反映。目前通过地方政府干预（事实上是央行再贷款的变形）介入，如果经济基本面仍向好，是一个好方法，但一旦基本面恶化，系统风险将加大，中央政府和央行不得不介入。降低地方政府融资门槛，实际上是给地方政府加杠杆，是应对房地产调控成本（地方资金紧张和产能过剩调整）的无奈，但风险仅仅只是转移并没有消除。

　　仅从金融风险化解角度看，我国仍有足够的静态风险储备（外汇储备、国有资产、银行资本和拨备、财政货币等需求政策空间等）来逐一化解，核心是保证化解所需要的时间、风险成本的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其仅仅为应对风险而动用、消耗资源，陷于被动应对，不如尽快通过运用静态风险储备推动经济良性运转，并建立必要的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安全网。

　　但是仅仅利用需求政策缓和经济下行，一方面效果有限。不但对经济刺激的有效性已逐步降低，而且不足以真正激发社会主体的信心。另一方负面效果越来越大。过度需求政策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存量调整，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恶化原有结构失衡，产生挤出、通胀等不良后果。

　　为此，我国还需要借助我国特有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上，“破釜沉舟式”地为调整以激发内在增长动力争取必要的空间和时间，成为重获市场信心，在“立”的基础上真正“破”的关键。一方面，通过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救助等安全网，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如现在活跃的印尼、越南、巴基斯坦及非洲的部分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

　　积极推动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阶段和机制转换的关键。中国经济又一次到了重要的转折关头。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既可以采取更多的市场干预手段，也可以在市场波动中寻求稳定。政府的目标需要适当集中，否则按照目标和工具匹配的技术需要，越来越多和复杂的目标，最终只能越来越走向计划和行政控制（越来越多的控制变量）。市场化的道路并不平坦，更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合理规制和补充。

　　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和市场（经济）三者关系，并实现转型是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市场仍将是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的主体，但这种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保护，又需要政府为市场失败者、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保护，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转型提供推力和动力。当前我国“大婆婆，小政府”：政府管制、寻租、设租多，但合理规制、公共服务少。追求经济效率的市场引发了不安定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适应并弥补。社会需要为这种经济运行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为此，充分发挥市场内在压力和动力、现有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正确发挥政府职能，顺应并引导经济、社会转型，并在此过程中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执政效率，是重中之重。这是“为别人做嫁衣”，“功成身退”的过程，既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更需要驾驭转型大局的能力。金融改革和发展有助于催生并加速形成符合未来发展机制的经济结构，但在旧机制中，金融并不具有破坏原有机制，形成新机制的动力和能力。经济、社会和政府内在的压力及三者之间的不协调，是在孕育和形成新机制过程中，为推动改革凝聚必要的动力和推力。机制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在调整过程中形成和完善。在存在必要安全网（风险基本可控）下的倒逼式改革，可能仍是中国这一阶段改革的基本组织模式。

　　打破垄断，特别是部分行政垄断，真正放开民间资本的不公平准入约束，可能是启动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这有助于在促进经济市场化发展，保持原有系统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重新树立政府的威信，凝聚民心，稳定预期。

（陈道富：1999级校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