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进入五道口学习，与洪葭管老师结下了师生之缘。能够成为洪老师的学生，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更是我毕生引以为傲的喜事。20多年来，先生的为人之道、学问成就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激励着我，让我受益良多。

　　工作三十余年来，参加的各种会议、活动不计其数，当时场面宏大、印象深刻的也不在少数。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大多都慢慢变淡了，甚至忘记了。惟有两次赴上海参加的有关洪葭管老师的活动却一直铭记于心，从未淡忘，相反倒是日久弥新，历历在目。

　　一次是2009年12月，洪葭管先生90诞辰及其学术思想研讨会。老先生的开门弟子兰奇作为学生代表，做了题为《洪葭管老师金融学术生涯60年》的报告，篇幅长达25000字。其时，先生已经出版了14本书，其中，著作十本，298万字，资料书4本，395万字。同时，与会者从多个角度对先生的治学、为人等进行了全面回顾，场面热烈而温馨，大家都为先生的精深学问和高尚品格所感动。

　　另一次是2012年1月，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2011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生成就奖颁奖典礼。来自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500多金融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刘鸿儒先生亲临现场，央行总行杜金富副行长专程前来助阵，可谓高朋满座，盛况空前。先生的获奖感言，一如既往的谦虚、风趣、睿智、专业和执着。使与会者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先生的获奖既是水到渠成，又是众望所归。作为先生亲自指导的学生，我更是以此为荣，以此为傲。

　　先生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先生以金融史学研究而见长，他的口头禅是“忠实的纪录、真实的反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先生在研究历史问题、著书作文时，总是从大量地收集资料做起，通过查阅、调研、走访掌握第一手材料，才会动笔。对于每一桩历史事件，涉及到的每个人物、时间、地点，都要从不同的史料中反复印证后，才会写入书中，力求尽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面目”。先生在撰写《上海金融史话》时，亲赴南京，足不出户，从冬到秋、历时七个月，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出了500多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为的就是寻找“真面目”。先生主编的《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是所有六卷中最后出版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更多地发现“真面目”，本卷也因此被专家称为“可传世之作”。

洪葭管老师

　　先生的治学精神让人感动。在先生7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经历了银行职员、金融管理人员、政府参事、教授学者等多个角色，但无论是在什么岗位，也无论是在解放前的战乱时期还是解放后的和平时期，文革时的动荡时期还是改革后的开放时期，先生都没有停止过学习、思考和写作。特别是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金融史学以来，更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1982年，先生毅然放弃了离休的优厚待遇，放弃了颐养天年的机会，选择了在金融史坛继续耕耘，并且坚持亲自写作，80岁以后，还编辑出版了9本著作。即便是现在，先生已是95老人，仍然坚持每天关注新闻，读书看报，研究思考问题，参加学术活动，并在助手协助下动手写作。“60多年如一日，坚持笔耕不辍”是对先生勤勉治学的真实写照。

　　先生的治学方法使人折服。先生不仅长期研究金融历史，也十分关注金融现实，注重将金融历史、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为我国金融事业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先生说过：现实问题能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而对历史的研究能启发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先生认为，把金融史的魅力发挥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责任。要把真实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使大家能吸收历史智慧，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乃至鉴往开来。通过研究历史，使大家在现实中把握主动，成为现实的主人。作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他积极为上海的发展献计献策，撰写了《论历史上上海金融中心和当前重建金融中心》、《关于制定小陆家嘴“先繁荣”方针的建议》、《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加快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开发》等10余篇文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意见建议。先生也非常关心时事热点问题，先后就通货膨胀、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虚拟资产与资产泡沫、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利用其对金融历史的深厚积淀来审视现实、展望未来，从更高的视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金融理论界和金融实践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是这种科学的金融史观，使先生不仅在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先生早在1994年就荣获国家授予的发展社会科学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我以为先生是中国学界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观察结合得最好的金融学家。

　　有师如此，怎能不让我等弟子引以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