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培新，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客家人。

1938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活跃在抗日宣传、办报等新闻工作中。先后任重庆《战时青年》编辑、湖北《新湖北日报》副刊通讯室主任、重庆《商务日报》采访部主任、上海《文汇报》经济版主编，1948年在香港创办《文汇报》，任发行人、经理。周恩来曾对他在重庆《商务日报》的工作做出高度评价，称“其一支笔不亚于一个旅”。

1949年，在董必武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的业务秘书，协助建立银行制度，抑制通货膨胀，由经济新闻工作者转型为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

1978年起，时值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积极调研，参与政策研究，在银行体制改革、货币政策，甚至国营企业的改革方面，都做出重要的贡献。

他从解放前就开始出书，现已出版的著作二十余部，已发表大量文章，主要围绕怎样抑制通货膨胀，并推进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其中，很多著作和文章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给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一个人一生会与无数的人相遇，但有些人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深远影响。虽然这样的人很少，但是对于我来说，杨培新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位贵人。三十年前与杨老师的偶然相遇，使我成为五道口这个传奇中的一员。1982年初，我刚刚从大学毕业，对未来的发展还没有什么目标的时候，我们学校的一位青年老师，带我去见正在武汉做调研的杨老师。杨老师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那时五道口的研究生部才刚成立，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我从杨老师那里知道这个学校。杨老师的一番鼓励和对国家改革急需人才的热心，立刻让我决定全力冲刺，决心一定要考上五道口。杨老师还介绍了李弘，帮助我复习功课。后来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大家庭，成为1982级中国金融专业的学生。这都是杨老师悉心帮助的结果。在我的学友中，还有好几位受杨老师的鼓励进入了五道口。

我虽然出国二十多年，并没有如其他校友们那样在金融领域里发展，但五道口的那段与老师同学相处的三年时光，成为一生珍贵的经历。杨老师当时所教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唯书本理论，要从事实数据的基础上形成观点的方法论，至今记忆犹新。杨老师一直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实实在在的好日子，这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杨老师所有的著作和政策调研的动力。作为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从不为自己谋福利，在中国财富剧增的这个时代，全家依然住在八十年代的公寓里，过着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在全民似乎丧失信仰，一切向钱看的环境中，还有一批如杨老师这样的人在默默坚守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精神非常让我敬佩。

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有幸到杨老师府上拜访，虽然老师已届90高龄，且身体欠佳，但他很高兴地询问我的情况。我把家人的照片给他看，老人家的眼睛依然很好，不用戴眼镜就能看清报纸上的小字。反而是我们这些学生辈的，需要戴老花眼镜了。

时光真快，三十年后的今天，五道口已并入清华大学，为纪念与杨老师三十年的师生之谊，我愿用拙笔简述杨老师的一些人生精彩片段，展示老师一生为理想奋斗的精神和成就，作为对后来者的榜样和鼓励。

杨培新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38年，他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解放时为一个时期，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办报等新闻工作；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止，在中国人民银行从事金融业务和研究工作；第三个时期是从1978年起，为中国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积极调研，参与政策研究，在银行体制改革，货币政策，甚至国营企业的改革方面，都做出重要的贡献。他从解放前就开始出书，一生出版多本著作。很多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给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少年立志  救国救民

杨培新的父亲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过世。家里靠母亲辛劳工作维持。虽然客家人注重男孩子的教育，但由于家庭贫困，在叔叔的资助下才能上学。在百侯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在老师的带领下，接触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并深为邹韬奋不计个人得失，天下为公的精神所影响。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外有日本侵略，内有军阀割据，人民生活非常艰难，少年杨培新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杨培新读中学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38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16岁。

他被党调任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组织部长，然后参加第三厅郭沫若领导的抗敌宣传队第三队任书记。国民党反共后，到重庆南方局青委机关《战时青年》社任编辑。皖南事变后，疏散到湖北恩施，打进《新湖北日报》任副刊编辑。关于在抗敌宣传队一年多的惊险经历，杨老师有一篇回忆录《抗宣三队战斗在第五战区》，开头一段说：“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把矛头指向武汉。为逼降蒋介石不断派飞机到武汉轰炸。敌军沿长江上溯，平汉路南下，形成对武汉的包围圈。国民党知道自己守不住也不想守住武汉，“保卫大武汉”的呼声越来越低。国民党却采取相反的步骤，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蚂蚁社三个青年团体解散。周恩来同志把三团体的人员作紧急的安排，一部分上延安学习，一部分派回各自的家乡，准备打游击，另一部分有白区工作经验的骨干，组成抗敌宣传队四个队，每队二十人，作为党领导下的流动工作队，派往战区参与创造游击根据地。我当时是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组织部长，疏散后，参加抗敌宣传队第三队，1938年10月1日由武汉出发，经黄皮前往鄂东。当时党指定我们避开日寇对武汉的包围圈，赶到大别山，创建游击根据地。但到黄坡后，当地党组织通知，湖北省委要我们转到鄂北工作。当时日寇已占领平汉路的花园车站，我们急行军赶在日寇到来前越过平汉路。然后，沿公路西进，日本飞机配合进攻狂轰滥炸，沿公路用机枪扫射。有些马车马死车毁人逃。随处可见死尸。一路上，都是仓惶逃走的军队和老百姓。战争年代人命不值钱，人死了来不及掩埋，又往前赶路。”

后边记录了这一年里所经历的重重危机，不仅要躲避日寇的轰炸，还要防备土匪，小偷的骚扰；缺食缺衣还算小事，更要提防国民党随时倒戈。最后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前，机智地逃开了敌人的追捕，到达了重庆。他们当时不过是十六七岁，在现代父母的眼中，十六七岁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正是救国救民的使命感，让这些年轻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理想．

反对官僚资本　一支笔不亚于一个旅

杨培新在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先后在重庆《战时青年》社任编辑、湖北的《新湖北日报》副刊通讯室主任；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部主任，上海《文汇报》经济版主编；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创办《文汇报》，任发行人、经理。

如果说，前两个职位是杨培新在新闻界奠定基础的时期，那么，后来的三次办报经历，就完全可以说是以笔作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武器。１９４３年杨培新回重庆，在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安排下，打进重庆《商务日报》，先当记者，后任采访部主任，并负责联系编辑部和言论部。据周恩来分析，资产阶级开始分裂，中国四大家族垄断国民经济命脉，压迫和掠夺民族资产阶级；指示该报集中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国民党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民族工商业的衰败和挣扎。在董必武“在商言商”的指导方针下，不转左派的言论，也不转右派的言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经济上充分揭露。矛头指向四大家族，鼓励民族资本起来抗争，进行统战工作。

杨培新那时才刚刚20岁出头，就担此重任，他和同志们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把一个臭名昭著的报纸，变成商界的权威报纸。不仅在组织上夺取了报社的控制权，还使他成为当地的“名记”，得以访问许多的名人，并结交到很多同情共产党的朋友。这段经历极富传奇色彩，比任何《潜伏》类的电视剧情节还要精彩。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当年周恩来对重庆《商务日报》工作的评价，称其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一个旅。重要性可见一斑。

根据杨培新的文章《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 商务日报>的战斗》的记述，有一个惊险的片段。当时因为《商务日报》揭露了很多官府欺压工商界的情形，如低价收购物资，克扣运费，借统治经济大肆贪污等，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有很多的工商界人士来找他们吐苦水。甚至请愿让《商务日报》包打官司。有一个记者接触到了土布工厂被国民党的军需属克扣工缴的事。事情揭露后引起了军需属的震怒，说《商务日报》造谣惑众，破坏军需生产，要彻查肇事人员，当众道歉，并撤销社长，重组《商务日报》。在这个生死关头，经过向上级的汇报，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策，就是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媒体，在军需署开会的那一天，刊登同样的新闻，比《商务日报》揭露的更深更多。结果，军需署看众怒难犯，对《商务日报》也就不了了之了。可见当时《商务日报》在新闻界的影响力。当然，经过这个教训，报社决定让杨培新把关所有有关经济的文章，根据党的策略，掌握分寸，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945年3月29日，在重庆发生了臭名昭著的“黄金案”。在政府宣布黄金由每两两万元调升到三万五千元的头一天，重庆，昆明等地多卖了一万多两黄金。这明显是内部消息泄露所为，是重大案件，多方喊打。杨培新采访了财政部代理部长余鸿钧，得到了大额黄金交易的数字，在发表时，矛头指向宋子文。对此，余鸿钧深表感谢，只要是杨培新的名片，都立刻接见。在谈论中，听到杨培新以20岁出头的年纪，却对政府的财政政策，黄金政策，美国贷款，以及黄金投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分析的头头是道，竟然邀请杨作他的秘书，专门研究财政政策。杨培新在向上级汇报后，上边没有同意调任，所以婉拒了这个邀请。

杨培新所写的“黄金案庭审记”，被乔冠华看到，拍案叫绝，以为是哪个老记者写的。知道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写的，就通过了余鸿钧的秘书黄祖耀（黄苗子）认识了杨培新。乔冠华对这个年轻人很欣赏，多次指点杨培新的文章，又要他把所写的文章集结成册，亲自交给生活出版社的胡绳，用耕耘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这就是《中国经济动向》一书。

抗战胜利后，杨培新调任上海《文汇报》，继续用笔为党工作，与宦乡结识并建立牢固的友谊。在上海《文汇报》被封以后，到香港创立了香港《文汇报》，任发行人，直到1949年回国参加经济建设。

在乔冠华的鼓励下，杨培新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经济新闻读法》，《新货币论》，和《中国通货膨胀论》。在香港出版的书有《CC豪门资本解剖》、《TV宋豪门资本解剖》、《大财阀蒋介石》等。《新货币论》在解放区大量印发，成为银行干部的基本教材。也就是这本书，使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了解了他，1949年，在董必武的推荐下，杨培新成为南汉宸的秘书。从一名经济新闻工作者，转型为一名经济工作者，经济学家。

一生坚持对抗通货膨胀

1949年，经历了连年战争的中国，面临着的最大问题是通货膨胀。杨培新对于旧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和造成的恶果，有着亲身的体验。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废除银本位，发行纸币，称为法币，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3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法币与英镑挂钩。后来进行外汇管制，法币就成为自由发行的纸币。由于政府的赤字连年剧增，靠发行货币弥补，致使法币的发行量成天文数字增长。从起初的14亿元到了1948年的604万亿元；在短短的11年内，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40多万倍，而同期物价指数增长了472万倍！1947年，杨培新写了《中国通货膨胀论》一书，预言了法币的崩溃。果然，在第二年，1948年的8月，法币被新发行的金元券代替。后者仅生存了十个多月，于1949年7月初停用。恶性通货膨胀使民不聊生，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垮台。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杨培新1949年从香港回国后，担任行长南汉宸的业务秘书，直接参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立银行制度，抑制通货膨胀。要统一全国的货币，稳定市场。在人民银行成立的当天，人民币开始发行。当时流通中的货币十分庞杂，不仅有各个解放区发行的地方货币，还有残存的金元券和法币，以及银元和外币等硬通货，投机套利十分普遍。当时的人民政府强制取消硬通货的投机，收兑其他各种纸币，在短期内成为全国唯一流通的货币。

此时，更加严峻的考验是物价迅速的上涨。从1949年一月起，物价开始了四次剧烈的上涨。到了年底，物价上涨了75倍，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由于军费开支和行政开支巨大，却没有多少财政收入，其中的缺口就用发行货币来弥补。据统计，自1948年12月人民币开始发行到1949年底，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至1950年2月更增加到270倍。这种情形与国民党政府的情形十分相似，当时甚至有人怀疑人民币是否会步金元券的后尘。对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来说，迅速的控制恶性通货膨胀是第一要务。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临危受命，1949年5月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开始了建国初期在财经领域的战役。杨培新直接参与了这一战役。

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人民币超额发行的主要原因是中央财政收支不平衡，公粮等税收掌握在地方财政手中，而军费和行政及救济开支等却要中央财政负担，造成大量的赤字，只有发行货币弥补。再者，长期的战争破坏了生产力，使物资供应不足，供需失衡必然引起物价上涨。第三，中国延续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造成了投机资本已经形成了牢固的投机文化，从资本供给到物资流动都已经连接成网，投机活动十分猖獗，大量投机资本囤积粮食，棉纱和其他物资，倒卖银元等硬通货，更加剧了物价的上涨。针对这样的情况，当时政府决定集中在对内和对外两条战线上开始行动，以期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稳定物价。

对外战线就是对付投机资本，政府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的手段，综合打击投机分子集团。1949年6月公布了《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取缔了金银外币的自由流通；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了一大批投机分子，从人员上让投机阵营大伤元气；同时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加大管理市场的力度；并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机构和加强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大量从全国调运粮食和各种物资到各个城市，在11月25日，开始全国统一的抛售行动。这些手段联合实施，效果惊人。政府还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利用市场的力量，从实力上打击投机资本。投机商们不知道政府已经大量调配物质，以为物价还会持续上涨，不惜高利举债来囤货。没想到政府持续抛售，物价开始稳中有降，到第十天，吃不住了，纷纷开始吐货。他们高价买进的不得不低价卖出。在投机活动最集中的上海，当时有名的“三大战役”是1949年6月的“银元大战”，10月的“棉纱大战”，和1950年春节的“米粮大战“，三战全胜，使投机资本老底尽失，投机活动基本遏止。

对内的这条战线，就是要全国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质的调拨。当时各个地区山头林立，地方主义严重。加之财政收入由各地收取，并没有交到中央政府手中。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是协商说服，和组织建设，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经过一段时期的摩擦和坚持，逐渐铲平了各个山头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实现了税务全国统一收支，人民币全国统一发行，重要物资全国统购统销。这样，中央财政实力大增，加之战争结束，军费开支减少，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物价逐渐稳定。

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建立起来。杨培新回忆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南汉宸建立银行制度，抑制通货膨胀。据《东方嘹望周刊》记者山旭的2009年对杨培新的访问报导：

“就是要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货币和一个新央行。”

“他向记者回忆说，由于货币不稳定，各单位尽量把钱都花光，购买粮食、棉布保值。‘款子拨给部队就有去无回，银行没有存款，就是货币发行公司’。”

“杨培新与南汉宸商议后，向中央建议在各地建立发行库。各地财政收入，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由北京集中调拨出库。为此，县县都建银行。由于人才有限，当时的东北银行行长曹菊如把警卫员也派去当行长。

后来，杨培新被派往东北，学习他们模仿苏联建设的银行系统。当时东北已建立了稳定的银行体系，将银行看作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为了彻底了解苏联的银行制度，人民银行还专门派人到苏联学习。

杨培新等人回到北京后作了总结汇报，不久，政务院根据东北和苏联的经验，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同时，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场所收入的现金必须在当夜送交银行。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货币从银行发行出去，当月就可以回到银行，‘当时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12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这一系列措施，都是从中共自己身上‘动刀’。各地陆续有汇报说，‘花钱不方便’，但中央却坚持了下来。1949年9月，人民银行湖南分行开办折实储蓄：存入782元为一个单位，折合米1市斤、龙头细布1市尺、衡煤1市斤。取款时，银行再按照这些物资的即时市价兑付。在南汉宸、杨培新的建议下，折实储蓄在全国迅速推行，人民币因此被普通百姓所接受。那些在国民政府时期饱受金圆券勒索的私人银行家见状，也信心大增。到1954年物价开始下降，老百姓对人民银行放心，人民银行也就真正站稳了脚跟。”

这段金融历史上的传奇，让西方经济学家感到惊奇，他们无法理解新中国政府如何能够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因为按照货币主义的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然带来经济衰退。新中国政府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内有连年战争带来的破坏，外有各经济大国的封锁，能在短时间控制住通货膨胀，不仅没有损害经济和就业，而且还带来了以后几年经济的蓬勃发展。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谜。杨培新在八十年代访问美国期间，曾遇到美国货币主义理论的著名创立人弗利德曼教授，他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年，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时年杨培新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为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下，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直到退休。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二十余种，还有大量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怎样制止通货膨胀，并推进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

由于中国多年的计划体制造成了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和企业效率低下，整个经济机制改革非常复杂。杨培新坚持要财政，金融和物价一起逐步调整，反对用俄国那样的“休克疗法”，即所谓的“管住货币，放开物价”，让市场经历震荡，一步到位。他认为那样必然产生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分化，俄国的经验证明了这种疗法的失败。杨培新的通货膨胀理论，不仅包含了货币发行量，还把物价扭曲过程中的价格震荡包括进去。他认为，物价如果上涨，货币发行量根本就管不住。在他向政府提建议的时候，提到他在德国考察访问时候所得知的德国经验作为根据。德国在战后从统治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实行货币和物价逐步放开，管紧货币发行量的政策。1948年，首先放开的是工业消费品；1951年取消食品配给制，但一直对食品进行价格补贴；1956年，在煤电供求基本平衡以后，才放开价格管制；而到了八十年代，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套住房的时候，才放开房租控制。杨培新极力推荐这种渐进式调整方式，从供需基本平衡的行业渐次放开价格。否则物资供不应求，必引起物价飞涨，这就会造成严重财政赤字，逼迫货币发行增加；这就又加重物价上涨，出现物价与货币发行赛跑的恶性循环，造成贫富分化加剧，最后必然带来社会震荡。

杨培新认为，“宏观调控应当深化，吸收我国历年制止通货膨胀中总结出来卓著成效的“三平”理论，即财政、信贷、物资供求三者必须综合平衡的理论。制止通货膨胀，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但这远远不够，必须同时狠抓财政体制变革。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对银行信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财政信贷必须综合平衡，财政要为银行信贷平衡、避免被迫多发票子，予留余地。”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杨承包”

这一时期，杨培新为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所作的调研和政策建议非常多，有趣的是，现在提到杨培新，首先提到是“杨承包”这个别名，这是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范围，并不是在金融领域和货币政策领域。2009年，三联《竞争力》杂志社联合东方微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改革开放30年八位独具创见经济学人”，杨培新因他对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建议位列其中。文章这样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遭遇空前阻力之际，提出“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十六字改革方针，深得政府赏识。他的改革思路使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以盈利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契约关系，这一改革首先在不少地方试行，效果上佳，并在之后与“利改税”的改革比武中依旧显示出强大活力。他的承包制也成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剂灵丹妙药，人称“杨承包”。”

国有企业承包制，在首都钢铁公司首先试点后，在1987年向全国开展，差不多90%的国有工业企业实行承包制。到1992年，承包制逐步被股份制代替，进入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里程。

本文不评价承包制的功过，因为时间会检验一切。这里要探索的是杨培新提出承包制背后的理念。第一，坚持公有制。由于亲身经历过旧社会官僚资本和金融寡头肆意掠夺社会财富，他深知资本的贪婪，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坚持不能搞产权私有制。关于这一点，在杨培新的儿子，马克思研究所研究员，《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作者杨斌的文章中，说的很清楚：“父亲在解放前就已经写了很多书，专门分析旧中国资本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市场，那时股票、期货、黄金、外汇市场等等都非常活跃，股票市场不仅买卖股票现货，而且还交易股票期货，不仅交易中国股票，而且还交易西方国家企业的股票，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程度甚至超过今天，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重要金融中心，但是，当年就是投机黑幕重重，腐败弊病丛生。当年父亲曾勇于揭露国民党官僚操纵金融的腐败黑幕，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经济界赢得了很大的声望。父亲同胡代光、高鸿业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一样，恰恰是由于深知股票市场投机弊端，才不像新一代经济学家那样对股份制抱浪漫幻想，主张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持慎重态度。父亲正是亲身体验过当年民族资产阶级报国无门、救国无望的困境，才在今天改革方向上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和公有制。

“父亲一方面注重实际，一方面又写书、搞研究，从新中国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年代，工作都非常勤奋、辛苦。现在由于长期辛劳、身体多病的原因，他很难再写东西了。他现在对国内改革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非常担忧，像各地改革中大量贱卖国企的私有化倾向。他还认为金融开放中应特别注意维护经济主权，避免出现旧中国金融遭受西方资本控制的局面。他谈到当年民族资产阶级和许多民主人士如章士昭，都呼吁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但因旧中国没有经济主权而无能为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关注民生，迫使广大民众为求生存起来革命，今天应珍惜前辈流血牺牲赢得的经济金融主权。”

第二，坚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实体生产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基础。没有物资，就没有货币，所以他从金融走进实业。他也洞悉人性，深知如果缺乏明确的问责制，就会出现无人负责的状况，导致效率低下，这在东，西方各种经济制度中的国有企业的结果都差不多。其实在股份制企业中，如果股权过分分散，企业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时，也会导致一样的后果。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实质内容是在不改变所以权的前提下，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到契约关系，实行“权-责-利”的对等，建立严格的问责制。让企业可以按照所定的合约，根据市场信息，自己决定经营和生产，后果自负。这里的关键是契约和订立契约的根据，需要有大致平等的外部环境，和决定经营所需要的信息。任何一块的短板，都会导致承包制的执行困局，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因为多年的计划经济留下的弊病非一个政策所能解决。尽管如此困难的局面，企业承包制在几年中还是取得很大的成果，使大部分企业发挥了活力，利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信息就是生命

杨培新不愧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用他从新闻生涯中锻炼出的触角，从实践中发现关键问题，又能非常有创意地提出精确的建议。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政策建议，从现在往回看都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他从调研承包制的过程中，发现各级决策者，由于缺乏完整和实时的信息，对社会需求没有正确的了解，常常作出滞后和错误的决策，造成投资重复和低效益，产生极大的浪费。中国信息的不透明和不系统，妨碍了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周期性的投资膨胀，信贷超发，和收缩调控时急刹车式的震荡。经济运行需要新的调控机制。

因此，杨培新提出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宏观经济信息网，各专业银行则分片掌握资金动态，市场动态，投资动态，外贸、外汇、外资动态，国际市场动态等，随时提供全面的和实时的参考体系，让各级决策者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产品产供的量和度，作出决断，灵活调整。他强调说，“信息就是生命，信息就是命令”；用信息来作为那“看得见的手”来指导经济行为。杨培新认为从行政调节到市场调节，建立信息库是根本之路，而银行多年累积的产业状况和贷款审查的经验，可以建立起这么一个信息系统。这确实是一个满有创意的建议，希望这个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想法，在互联网技术已经如此发达的时代，能够早日实现。

杨培新与张五常在1988年合著了《解决中国金融财政困难的十个建议》，显示杨培新不仅仅只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非常积极推进经济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两者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十条建议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提出来的，有些已经部分实现，如取消外汇券，有些正在进行中，如容许私营和地方性的金融机构参与竞争。有些是在目前想实行却无力实行的，比如约束及稳定货币的增长率以及将银行利率提升至自由市场利率的水平；还有的是已经过去的，比如对承包制的深化。还有些是非常难以实行的，比如第十条，“是解雇干部的时候了”，恐怕只能存在于理想中了。

其中的第七条，“简化税制”，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文中提出“我们建议中国只采用两种税：（甲）所得税（包括企业和个人）——除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免税外，其余一律由中央政府征收百分之十五；赚钱极多的也是百分之十五。（乙）物业（房产）税——每年征收物业（房产）的估价百分之一，由地方政府征收，作为地区本身的基本建设及教育事业所用的经费。”联系到现实中国，税制越来越复杂，各种税费层层捆绑了企业，扼杀了经济的活力；地方政府债务之严重，真希望这个提议当年能被政府采纳。

 

杨培新主要著作：  《中国经济动向》，上海耕耘出版社1946年出版；

              《新货币学》，上海致用书店1947年出版；

              《经济新闻读法》，上海致用书店1947年出版；

              《中国通货膨胀论》，生活书店1948年出版；

              《CC豪门资本解剖》，香港吕宋书屋1948年出版，北平、东北解放区翻印；

              《ＴＶ宋豪门资本解剖》，香港吕宋书屋1948年出版，北平、东北解放区翻印；

              《第一个五年计划资金问题》，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3年出版；

              《发行新人民币的意义和作用》（主编），财经出版社1955年出版

              《新中国五年来经济建设成就》，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

              《农村集体经济资金问题》，财经出版社1962年出版；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

              《中国的金融》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论我国银行改革》，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

              《弗雷德曼论通货膨胀》，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我国社会主义银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奋笔战山城》（抗战时期鄂西新闻工作回忆录），鄂西报社1985年出版；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我国货币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华俄道胜银行》，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金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思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承包制——企业发达必由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出版；

              《通货膨胀——人民的灾难》，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出版；

              《怎样才能搞活国营企业》，机械工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胡玉，1982级中国金融专业，现旅居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