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95年，我作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考入五道口。1998年从五道口毕业后，我在中国建设银行国际银行部工作了两年。在建行工作期间，我第一次出国，去美国参加了一个为期十天的美国第一银行(现在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培训计划。去之前我已经考了LSAT(美国法学院录取考试）。回来后不到一年我非常幸运地被耶鲁大学法学院录取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Juris Doctor)。它成为了我人生经历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自2000年8月我第一次踏进美国纽黑文（New Haven），已经过去了十五年。2003年，我顺利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通过纽约州律师执业考试，开始了我在曼哈顿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职业生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的纽约办事处／总部。2010年，我转至保罗韦斯的纽约办事处／总部。我是名企业律师（corporate lawyer）, 执业重点是融资／借贷，尤其是提供与杠杆收购融资有关的法律服务。我主要担当借款人的法律顾问。客户大多是美国私人股本基金及其收购的子公司。作为借款人的律师我没有行业之分。我经手的公司分散在各个领域，比如零售、 能源、 航空、电讯、食品加工、制作业、 金融企业、 医疗、住房建筑商和港口。  服务于)经营的法律业务在纽约市场是一个非常宽广的定义。除了起草复杂的融资合同（核心合同通常有200多页）以外，我代表借款人的律师同银团的律师谈判，分析对方文件中的商业条款(business issues)并向客户建议处理方案，与客户讨论如何在融资合同里设计对借款人最有利的金融定义(比如EBITDA) 和契约架构以及相应的谈判策略。客户也依赖我们提供市场资讯 （比如市场上类似融资交易的定价、杠杆率、covenant package等等)。有机会的话的我也向二级市场贷款人（对冲基金和不良债务投资者）提供与庭外重组有关的法律服务，比如债转股交换和loan-to-own策略等。在纽约律师事务所从业的一大传统是培训和指导比我年轻的律师。我总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因为我时刻记得当自己还是一个“律师宝宝”时，那些优秀的资深同事是如何帮助我成长的。去年我在事务所还被我的同事们投票评为了“最好的老师”。对此我真的非常开心。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到当年在五道口学习的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 课程和会计课程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极大。

    基于我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我有以下几点心得，仅供有意赴美留学或工作的年轻校友们参考。

第一，不要害怕“文化冲击” （cultural shock），但尝试尽力避免文化地雷。

    我27岁来到美国。经常有人想知道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如何适应异国文化的 －－ 是不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才逐渐适应这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一名耶鲁法学院教授曾经在课堂上夸我一定是非常“勇敢”才敢在这个年纪漂洋过海。当年有位面试我的律师要我跟她讲讲我最精彩的“文化冲击”故事。当听到她说（她在埃及出生）从纽约出差到芝加哥就感觉受到了文化冲击，我倒是很吃了一惊。事实是，我从没有觉得出国留学，生活要多大的勇气，日常生活中也没有处处盯着文化差异去想问题。我个人意见是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放弃成见和保持开明，好奇的心态是防范受到“文化冲击”的最好办法。

    国内经常有人讲中国人融入“主流”的美国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作为在纽约或其他主要城市工作的专业人士，其实这并不困难。我也认识中国同胞在美国攻读博士后拼博多年进入了华尔街金融的最高阶层。流利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自然不可或缺。乐于尝试不同类型的食物也十分重要。（我过去有个来自北京的同事只肯吃中餐。每天中午都走很远去买饭（开会走不开就只能饿肚子）。不到一年受不了就从佳利纽约辞职回国了。多多阅读当地的报纸以了解你所在城市及社区的动态，看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关心一些重大体育赛事（尤其是美式足球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和棒球赛），了解一些流行文化，这些小知识会帮助你在社交活动中更容易地参与进去。

    中国学生在美国有个爱扎堆，不同其他国家学生来往的口碑。无论是对是错，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希望能通过海外留学得到最大的收获，或者计划在美国久留，那么与美国的同学、同事、邻居交往非常重要。从我自身的经验来看，美国人通常会很有兴趣了解你。许多美国人曾去中国旅游或出差，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去中国。很多人知道如何使用筷子，而且很希望通过你获取中国美食的信息。要知道，中餐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外卖。如果你喜欢烹饪的话，何不尝试组织一些家庭宴会，这是结识美国朋友的好机会。

    在纽约，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移居于此，他们可能是金融人士、艺术人士，或者你的邻居。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觉得纽约就是他们的家。一般来说，曾居异国的美国人、父母或配偶在异国出生的美国人，或者孩子在海外生活的美国人，我觉得与这些群体最容易建立起很好的朋友关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工作场合、社交场合以及与不太熟的人在一起要避免敏感的社会话题，比如关于升学／就业是否应该鼓励基于种族、性别的多元性还是应该坚持优胜劣汰原则的争论。你也许听说过“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俗称PC)。 PC在高校，华尔街，甚至硅谷都愈演愈烈。我的体会是避免与同事在工作中讨论社会政治议题（比如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移民政策，福利和税收政策）。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踩上一枚文化地雷或无意中触犯某些团体或个人。

第二，广结人脉。对就业／晋升而言，分数／业务能力往往不是最重要的。

    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对个人的技能有不同的要求。刚出道时，苦学苦干以求在自己执业的领域成为专家。专业干得越出色，公司越重用，负责大项目的机会越多，晋升的机率也更大。但从中层雇员升到高级雇员或资深管理层，就难免需要在三种关系上下功夫：与公司既有客户的关系（客户的大力支持必不可少），与潜在客户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拓展公司业务的潜力），以及与公司实力派导师（mentor或称rabbi)的关系（再有能力也需要内部实力派人士的举荐以疏通各层政治关系）。与这些关系以及高效沟通／营销的能力相比，绝对意义上的业务能力就不是那么重要了。这是我的后见之明。回头想想，我也走过不少弯路，没能更好地把握一些机会。仅举两个学生时代的例子：

    耶鲁法学院的院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到学院的学生经常觉得学院录取他们一定是犯了个错误，因为跟同学们比比真是差远了。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拿好成绩来证明自己不是个错误。按惯例，刚入学一两个月的学生们会纷纷组织聚会以帮助了解彼此。要知道，社交圈和终身的友谊往往就是在这些聚会中锻造出来的。可惜我直到多年以后才意识到这有多么重要。当年尽管同学们力邀我参加聚会，我仍谢绝了，一心想腾出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

    在耶鲁还有一件让我很后悔的事，那就是我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整个大学的资源，努力开发、提升沟通和人际关系技巧，更积极地参与学生与校友组织的活动。这些软技能对于求职和职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除非你立志从事科研、教学或其他学术性行业，仅靠好成绩是远远不够的。我丈夫在他就读的商学院排名第一，GPA高达3.98，但是他在华尔街找第一份工作时仍困难重重。因为除了智商以外，金融机构更看重的是行业经验和软技能。

    当然，我不是在这里推销成绩无用论。作为一名在美国顶尖法学院的外国学生，好分数增强了我的自信力。在我获得了宪法课在我的分组的最高分以及后来获得立法课教授给出的仅有的几个“荣誉”分数后，再没有同学问我是怎么进到耶鲁法学院的了。我也记得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告诉一个同学之所以他不被录用是因为他的成绩单上没有一个“荣誉”的分数。

第三，求职时认识公司高层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给你打包票。

    在美国找工作人脉也同样重要。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你知道什么不重要，但是你认识谁很重要”。不过实际情况其实颇为微妙。虽然认识级别足够高的高层可能会帮你在国内找到一份工作，但在美国，这往往只可能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如果没有获得全部团队成员(包括初级成员)的支持，公司高层是很难雇用任何人的。顺便提一下，华尔街几个顶级银行正被美国司法部调查是否因招聘中国公民违反了美国境外腐败行为法案。

    求职的常规流程通常是这样的：积极与身为行业资深人士或与金融业高层相识的朋友、亲戚或校友保持联系；主动与他们邀约时间见面，之前要对会谈作充分准备，把它当作是自己的面试；在交流过程中与他们讨论相关行业信息，并虚心请教职业建议。如果他/她对你很有好感，会推荐你把简历发送给相关人士。如果顺利的话你会被邀请参加初始的面试。

第四，办公室送礼要谨慎。

    我们中国人有送礼的传统。虽然在国内你可能有给你的上司送贵重礼物表达感谢的经历，但在美国企业文化里这是非常不合适的。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是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一天早上来到办公室，突然看到一个莱俪 ( 注：Lalique，法国一个奢侈水晶品牌)礼盒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原来一位年轻的中国下属刚刚度假回来。这位员工的父亲坚持让他给上司送份厚礼以感谢上司对他的关照。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朋友了解中美文化差异，没有把这件事汇报给人力资源部门或是在这位员工的工作评估中留个黑纪录。相反，他婉转地向这位下属解释美国大银行的行事规则并坚持退回了礼物。

    但另一方面，出外旅行归来，切记给你的秘书或行政助理送一些象征性的小礼物，比如当地的土产，小纪念品之类，另外带来一些当地的风土零食与你的团队分享也能促进融洽的同事关系。

第五，在美国这样成熟的经济里，获得在传统行业的事业成功通常需要长期的积累，浅尝辄止是行不通的。

    在美国的金融和法律行业，职业发展往往不是短跑，而是遵循行业晋升的既定路径。这个过程在2008年前大概要八到十二年。但在严重的商业衰退与金融危机后，职场晋升的路径变得更窄更长。我们许多在华尔街工作的同学朋友，其职业生涯由于危机戛然而止。当我参加耶鲁法学院校友毕业十周年聚会时，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班上包括我在内只有四、五位同学毕业后仍在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我在美国站住了脚跟，但也因金融危机经历了职业挫折。遭遇挫折或大或小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认识到在一个成熟的职业发展经济环境中，积累是至关重要的。一两次的升职失败并不是对你的能力的否定，而是你的雇主依据公司形势的变化，针对金融危机后商业的发展愿景做出的商业决定。我们需要有韧性，不灰心。所谓东山再起是大有可能的。

    五道口校友会提到一些年轻的校友面临新常态，担心事业的发展不比前辈。美国和中国的金融业确实都处在转型阶段。凡事有失有得。转型虽有风险、有代价，但也提供了新机会。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在校生和新近的毕业生在未来十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都会有机会施展抱负。

    在美国，自2010年以来因危机触发的广泛监管变革正在重塑美国的金融业及其相关的服务业（包括律师业）。传统金融业日益萎缩。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利润、员工人数、报酬和高级职位的数量都逐年下降。另一方面，监管的变革加上社会社交网路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与之相伴的网络技术进步，将在未来五到十年间催生大量金融创新。有机构预计这些变革将尤其集中在杠杆贷款、小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商业地产融资、住房按揭和支付业务等领域。这一方面将大幅削减华尔街传统金融机构目前掌控的市场份额和市场收入（传统银行每年因之减少的利润预计将达110亿美元之巨），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新机构、新商业模式、新产品，比如社会化融资、 OnDeck、 Kabbage、针对小企业的工商业贷款（C&I loans)等等。

    在国内，“新常态”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个人认为五道口年轻校友的创新既可以“本土化”美国一些成熟的金融概念和商业模式，又可以平行探索基于网络化和社会化融资的新模式。前者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中国第一个夹层融资基金成立的消息。夹层融资在美国是成熟的融资工具，通常被用来为中间市场 （在美国市场的定义是企业价值在两千五百万和10亿美元之间）并购融资。这一融资工具在中国应该有发展潜力。再举一个例子，华尔街日报去年报道中国一些地产开发商无力支付其美元债券或银团贷款的利息。随着中国金融市场日益与国际接轨，跨国融资可能增加，跨国不良债权投资／以债权换股权甚至获得控制区的机会也会更多。

第六， “竹子天花板”是真实存在的，但情况正在改善。

    “竹子天花板”是指美国公司喜欢使用勤勉出色的亚洲员工但很少提拔他们到资深的职位（比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其中也许有种族因素——比如美国人容忍欧洲同事讲英语的口音但对亚洲口音就没有那么包容了。我个人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华尔街的金融和法律行业看重发展客户和创造利润的能力。长期以来白人男性员工，尤其他们若是在所谓“乡村聚乐部”的家庭里长大的，则最有“造雨”的潜力，因而也最有晋升的机会。一旦升上去，他们也继续提拔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下属。这种惯性思维确实制约亚洲员工，尤其是亚洲女性员工的职业进步。此外亚洲人的口碑是吃苦耐劳，绝少向上司抱怨甚至忍气吞声。保罗韦斯的一位合伙人告诉我他最爱招收亚洲女律师，因为她们任劳任怨，工作精益求精。

    突破“竹子天花板”需要时间，需要全行业方方面面的努力。但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首先是积极主动地改善我们的软技能。比如聘请专家帮助我们减少口音，提高沟通技巧，改善商业写作技巧。你的雇主甚至会支付这些培训费用。另外我的一些朋友坚信阅读《经济学人》杂志对提高英文写作能力大有帮助。

    二是做好手头的工作，以赢得客户信任。大客户的评价和支持对提拔非常关键。由于杠杆收购依靠高收益的银团贷款或高收益债券（又称垃圾债券），而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最有深度的高收益发行（high yield issuance)市场，我的客户基本都是美国的私人股本基金及其收购的美国子公司。这在来自中国的美国律师中间是非常少见的。迄今我只参与了两个与亚洲有关的杠杆并购融资项目：一是代表TPG和麦格理（Macquarie）公司在2007年融资110亿澳元试图收购澳洲航空公司（Qantas Airline）的交易。其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之后代表一家韩国上市公司融资收购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到头来，客户想要的永远是最好的建议和最佳的服务，他们不关心你眼睛的颜色是什么。

    商业世界的规则正在改变。与我打交道的金融业客户也越来越多的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尤其是印度人、中国人和韩国人。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虽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需要时间，但我相信在未来10到20年“竹子天花板”将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