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唐先生

　　亲人眼中的唐旭： 　　他是妻子的唐先生，温文尔雅，相濡以沫，携手扶持相伴走过三十个春、夏、秋、冬；他是女儿的好父亲，亦师亦友，慈爱庄严，父女之缘二十二载，他将永远照亮女儿的成才之路！ 左上：船工出身的唐旭，找到了当年的感觉 右上：一家人欢乐出游，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 左下：1985 年，唐旭、李文玲结婚一周年留影 右下：和病魔顽强抗争的唐旭，乐观坚强 　　一条汉子 　　在家里，我习惯叫你唐先生

怀念虞关涛老师

　　我于1992年考入五道口读博士，师从虞关涛老师。但是，虞老师的名字在此十多年前就知道了。记得人民银行《金融研究》1980年创刊后不久，就刊登了丁鹄老师和虞老师合作的文章，内容是分析中国信贷资金变化规律问题。之所以对此文印象深，主要是文章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当时用数学工具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还是很新颖的方法，就觉得这俩老师做学问很厉害。十几年后跟虞老师更多地直接接触后，更加深了当初的印象：虞老师

“潜心学术”为中国打开了解世界金融业的窗户——纪念林志琦老师

　　1917年生，福州人。1942年，他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林志琦老师在大学里主修国际法，辅修外交史，大学毕业后在贸易公司工作，经营进出口贸易。民国时期曾任银行的职员。解放后加入中国实业银行，在外汇处工作，中实合营后，在公私合营银行北京分行外汇科工作，到1969年去“五七”干校前止，前后从事进出口及外汇工作近三十年，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大动乱中，因去“五七”干校，脱离

第一位“道口人”——甘培根

　　甘老师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传奇，但折射出的人生信条却又十分朴实、恒久： 　　因为自爱，而严于律己、淡泊名利； 　　因为爱人，而宽以待人、珍惜情谊。 　　一、甘老师与祖国 　　甘老师对自己的家乡常怀赤子之心。还记得有一次听他讲“挑帽子”的故事：他小的时候，成都坡路又多又陡，有人就从上坡骑着车子下来，手里拿着一根竿子，沿途将在奋力爬坡的人的帽子一个一个挑起来，那边再有一个人接应，就这样一大堆帽子

关山若飞梦为马，波涛驰骋志不渝——纪念著名经济学家虞关涛老师

　　虞关涛（1923年11月—1998年8月10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深金融专家、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八大研究员”之一的虞关涛老师，不仅在金融研究工作中显示出资深的学术造诣，更在教育工作岗位上施展出严谨的治学精神与为人师表的任劳任怨。通过回顾虞老师

师恩难忘——1997级博士校友孙维廉记赵海宽老师

孙维廉校友幸福的三口之家 　　五道口改变了我的人生，一晃离开她已经十几年了，但对母校和老师们的回忆却时常萦绕着我，在校期间发生的点点滴滴往往会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脑海里，太多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我的恩师--赵海宽教授。 　　在赵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传统美德：严谨治学、求真务实、宽厚儒雅、淡泊名利。他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无不体现出大家的风采风范。但留在我记忆里最美

是说再见的时候了——纪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甘培根先生和妻子康力 　　盛夏，夜雨淅淅，我独自坐在黑暗里，手边放着一瓶Abosulote伏特加。酒杯中的冰块似乎也醉了，它们晃荡着、碰撞着，不时发出轻轻的“噼叭声”。烈酒迷住了黑夜的眼睛，黑夜的泪纺成了暗色的丝线，它们编织起的岁月之网，网住了记忆的重影。 　　黑暗中，再次传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Bocelli）和莎拉·布莱曼（SarahBrightman）的歌声：“是说再见的时候

厚德博学育桃李勤勉笃行铸辉煌——赵海宽老师侧记

1989级校友盛朝晖，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金融研究处 　　赵老师既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老师，也是读博士研究生时的老师，由于学习工作的关系，我与赵老师联系较多。赵老师勤勉博学，成就斐然，淡泊简朴，正道笃行，谦逊宽厚，关心学生，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感动着我。 　　一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赵老师的情形。那是1991年研二第一学期期末，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我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到赵老师门下。对于

春风化雨 感念师恩——1996级博士校友郭田勇记赵海宽老师

　　缘聚道口 　　199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郭田勇在五道口就读博士，并在这小巧精致的小院里度过三年潜心治学、伏案读书的学子生涯。90年代，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竞相报考五道口，凭借其本科阶段的数学功底和硕士阶段的专业功底顺利考上。郭田勇认为，学生对学校的感情正如小孩子对家的感情：求学阶段越早则感情越深。一般而言，学生对本科院校的感情比对硕士院校的深，同样地，对硕士院校

厉以宁：调整制度创造新红利

　　“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就是原有改革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此时必须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一辈子都在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建言献策。 　　上世纪80年代初，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的论断。这是当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之一，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